拉什迪曾经告诉别人，他在英国有时觉得自己是外国人，自己身上的英国性不是很强。但是他又补充道：“我不以国籍来界定自己。我的护照不能说明我是谁。我根据朋友、政治亲和力和团体来界定自己……我喜欢到三个不同国家去，我认为自己不必在其中进行选择。”但他在其他一些场合告诉别人说，他将自己呆过一年的巴基斯坦视为父辈呆过的地方。比起巴基斯坦，他更喜欢英国。因为他对英国更熟悉些。尽管拉什迪否认《午夜》是其自传性质的小说，并再三强调他在英国生活得多么舒适，但是字里行间还是透露出一种浓烈的怀乡病情结。例如，他在小说中频繁地使用“exile”这个流亡作家潜意识里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他在《午夜》中借助于一个穆斯林家族反映印度现代历史发展轨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家族曾经脚踏英印巴三地不断迁徙和自动流亡的最真实写照。当然，他的怀乡病所指向的地方主要是印度，特别是自己的出生地孟买。有人说：“孟买是《午夜诞生的孩子》的灵魂。”拉什迪在小说开头的第一个句子便是：“我曾经出生在孟买城里。”然后，主人公萨利姆不断地回到孟买或提到孟买。后来，萨利姆在孟买品尝辣酱时又邂逅了与他命运息息相关的玛丽。最后，他化为孟买上空的一颗炸弹，在粉身碎骨的悲剧意识流中扑向自己的诞生地。正所谓生于斯，亡于斯也。不过，拉什迪对于孟买的感情要比萨利姆复杂得多。他曾经在1983年接受西方人采访时说过一些惊人坦率的话：“我不喜欢卡拉奇，然而我非常喜欢孟买。但即使孟买也被多少毁损得不像一个城市……要是我现在回到印度的话，我不愿住在孟买……孟买一直勾起我的故乡之情，但它不再是一个我感到舒适自如的地方。”这就是说，拉什迪对于孟买的故园感情也只是停留在一个浅层次上，因为他所依据的是西方发达社会的评价标准。小说临近结束时萨利姆对不能看到自己亲爱的克什米尔而惆怅不已，这还是怀乡病的暗示。由于怀乡病的时常发作，《午夜》打上了印度文化烙印。有人评价道：“《午夜诞生的孩子》运用了印度经典神话，其中一个主要的神话来自于帕拉瓦蒂和湿婆的结合，以及此后他们生下的如象头神一样的小孩加勒西。”
拉什迪与奈保尔是当今印裔英国作家中进行印度书写者成绩最为卓著的二位。他们的生活经历、印度书写等各方面都值得比较。例如，有印度学者认为，拉什迪和奈保尔两人在将东方世界黑暗化方面做了相同的工作。拉什迪在《耻辱》中所描叙的邪恶三姐妹住的地方尼沙普尔仿佛就是“奈保尔笔下的黑暗地带”。但是在批判巴基斯坦政治现实方面，拉什迪比之奈保尔更为严厉。这应该与自称“政治动物”的拉什迪的性格有关。两人在对待移民迁徙问题上存在一定的思想差异：“与奈保尔不同，拉什迪将移居视为某种形式的再生，他还认为，作家能够按照自己纯粹的意愿来对新世界进行改写。”这说明，拉什迪的文化无根意识远未达到奈保尔那么强烈的痛苦程度。因此，奈保尔不断地书写和解码自己的“抵达之谜”，而拉什迪则没有这种“不能抵达”的迷惘，这既是二人创作个性的差异，也是拉什迪对英国文化融入程度比奈保尔要深的缘故。因此，拉什迪对印度次大陆的书写一直都带着后现代解构主义的调侃味道，而奈保尔的印度书写则没有那么优雅轻巧。印度学者还认为，拉什迪和奈保尔的共同点在于，二人都加入了“解殖运动的战斗性文学”阵营里，因为他们都属于“第三世界的世界主义者”。与同样西化的奈保尔相似的是，拉什迪也不欣赏甘地对未来印度的形象设计。这从《午夜》关于甘地的描写一带而过和很大程度上悬置了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便可看出。对此，有人认为：“甘地在拉什迪小说中引人注目的缺席意味着拉什迪欣赏尼赫鲁所设想的世俗民族主义印度，而非甘地所期盼的那个印度”。当然，奈保尔在早期印度书写中虽然同样不欣赏甘地，但却花费了很多笔墨进行探讨。
对于《午夜》，因为其抨击英迪拉?甘地时期印度实行的“紧急状态法”和第三次印巴战争，曾经遭到当政的国大政府的查禁。但即使在1989年拉什迪因《撒旦诗篇》在印度及全世界闹出麻烦以后的时间里，也有印度学者对他的《午夜》给予高度评价，如有的人认为：“《午夜》包容了整个二十世纪的印度历史……拉什迪向我们显示，印度的年轻人充满希望。如果印度是一片希望和成长的土地，如果它能产生一大批拉什迪式人物，它就会拥有即将到来的新世纪，1978年也不会成为民族死亡的日期。”这些话反映了印度学者的积极观点。它肯定了拉什迪的小说创作对推动印度英语文学发展和为世界文学增添拉什迪式解构主义亮色的贡献。
第二节 “创造性想象的后现代文本”：
《撒旦诗篇》的移民主题
印度德里大学教授R.K.达万先生认为，拉什迪尽管本质上是一个印度英语小说家（IndoEnglish novelist），但他明显是西方文学传统培育出来的作家。他追随着斯泰恩、果戈里、君特?格拉斯、梅尔维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乔伊斯和贝克特等西方作家的书写传统。“与其说拉什迪是印度英语文学这个支流的一部分，不如说他是世界文学主流的一部分。”当今世界文学主流之一即为移民文学的兴盛，拉什迪在这方面的成绩有目共睹。这里以他的《撒旦诗篇》作一说明。
有学者曾经就“后现代主义者”与“第三世界世界主义者（ThirdWorld cosmopolitan）”两个概念进行区分。他认为，后现代主义者的书写姿态是模仿、与政治相关的幽默性反讽、利用电影等媒介意象引发历史健忘症、怀乡情结和拥抱大众通俗文化等；相反，第三世界世界主义者则多表现或强调口述传统的分离与并列、关于当前政治反派角色的幽默反讽、描述当前历史、回归传统、拥抱史诗、神圣经典和民族传奇等“高级文化”。以这一区分来看，拉什迪无疑属于后现代主义者，或更准确地说，是来自第三世界的后现代主义者。拉什迪曾经暗示读者，不仅应将《撒旦诗篇》作为一种宗教批评作品来阅读，也应该将它当作一本“创造性想象的后现代文本”进行阅读。评论家认为，拉什迪的《撒旦诗篇》给人们提供了无数种视角，借助于这些视角，我们可以观察那些“在这个世界里穿梭旅行的精神文化孤儿”。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关于世界上少数人团体或宗教群体身份认同的理解要么缓慢、要么不真实。更严重的是：“少数人宗教群体常常丧失自己的文化身份或面临可能到来的灭绝状态……《撒旦诗篇》在这一争论中的贡献应该是，它呼吁这样一条原则，每个人都该有表述自己身份和生活信仰的自由。”与奈保尔不同的是，拉什迪将移居或流亡视为“某种形式的再生，他还认为，作家能够按照自己纯粹的意愿来对新世界进行改写。”他的这一思想艺术地体现在他最惹人争议、同时也带给他死亡威胁的长篇小说《撒旦诗篇》中。
1987年即《撒旦诗篇》出版前一年，拉什迪在接受《印度邮报》（Indian Post）记者采访时，对他即将面市的新作作了说明。他说，《撒旦诗篇》的主角不是天使长，而是一个精神错乱者。这位印度电影明星想改换行业，就离开印度来到了伦敦。几乎是同时，他丧失了自己的意识，似乎确信自己就是一个天使长。拉什迪说：“《撒旦诗篇》是关于天使与魔鬼的书，它讨论在一个充满变数而难以确定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世界里怎么确立道德观念的问题。”这本书试图描叙正在坍塌的道德意识，也体现重建传统思想的必要性。他说：“从概念上来说，我在这本小说里思考的是移民的有关问题，是混杂性问题以及人们互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可以在孟买甚至在全印能观察到的是那种文化的混杂性。”1989年，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说：“我所表达的是一种对于复数身份（plural identity）的不适应……我们的世界正在变成一个移民世界，它由这里那里的许多零散碎片组成。”这便是前边提到的拉什迪以“破碎的镜子”来映照自己历史的心声。
《撒旦诗篇》主要内容大致由三条情节线索组成。首先是探讨移民困境的两位主人公，即生活在印度孟买和英国伦敦的当代印度穆斯林青年沙拉丁?尚沙和吉布列尔?法利斯塔，他们在东西方世界的喜剧或悲剧体验全面深入地展示了拉什迪关于当代移民问题的思考；其次是穿插书中的关于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的相关叙述，这里牵涉后文将要专门论及的所谓“撒旦诗篇”的严重问题；再次是关于十九岁少女阿伊莎率领村民们从浩瀚大海向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进发的故事。
先看看《撒旦诗篇》关于移民主题的探讨。身为孟买著名电影演员的吉布列尔和同胞沙拉丁在去欧洲的飞行途中突然遇到劫机事件。在到达英格兰海岸线上空时，劫机者引爆了身上的手榴弹。于是，悲剧发生了。拉什迪此处的叙述是：“不，这不是死亡，这是新生。”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采取倒叙，这似乎与拉什迪对电影叙事艺术的熟悉有关。《撒旦诗篇》开头与《午夜》有点相似。第一个句子便是吉布列尔从“天堂”即两万英尺高空掉下时喊出的话：“想再生，你首先就必须死去。”这一句子在小说后半部分再次出现。它象征了拉什迪关于移民困境的诗学思考，即移居或流亡乃是“某种形式的再生”。拉什迪以一个带有印度生死轮回观的句子开始了叙述。小说的叙述一如既往地展示了拉什迪式的神奇想象：“一个冬天的早晨，接近新年黎明时刻，两个活生生的男子汉从两万九千零二英尺的清朗高空掉入英吉利海峡，他们没带降落伞也没有其他滑翔装置。”而他们所乘坐的失事飞机则被拉什迪以马尔克斯式手法黑色幽默而富含深意地描写成：“飞机破裂成两半，仿佛一只豆荚吐出了种子，又似一只鸡蛋破壳露出它所有的秘密。”仿佛是从孟买上空坠落的萨利姆，吉布列尔在坠落过程中开始了他漫长的身份探索之旅。他先问吉卜林笔下的基姆老是在问的一个问题：“我是谁？”这样的问题在后面被再次提起。因为以后他在陌生的西方世界面对的事实是：“我的鞋子是日本的，裤子是英国的。头上戴着俄罗斯的红草帽，归根到底我的心是印度的。”
在登上飞机时，即将西行欧洲的沙拉丁心绪极其复杂：“英格兰在他前面，父亲钱盖茨?查穆查瓦拉在他旁边，家乡与美丽在他下方。”沙拉丁与同胞吉布列尔带着这种心情从“印度性”飞到“英国性”的那一边去。移民体验之旅就此开始。在拉什迪魔幻现实之笔的安排下，沙拉丁在欧洲劫机事件中大难不死，登上了英格兰的海滩和领土。但等待他的并不是美妙的开局，在移民局里，他接受了非人的待遇，被剥光衣服并遭到变态色情的移民官员斯泰恩、布鲁诺和诺瓦克等人的性侵犯。此处的叙述回到了新闻写实的风格中来：“斯泰恩一边咒骂沙拉丁，一边不停地踢他。布鲁诺也加入进来。斯泰恩咒骂道：‘畜生！你也一样。别指望你这样的畜生会得到文明的待遇！’”躺在病床上的沙拉丁还要忍受女医生的非人疗法，即骑在伤痕累累的他身上用拳头猛揍。最后，沙拉丁在英国妇女的帮助下逃出了病院。这里的叙述反映了“政治动物”作家拉什迪直面并实录某些英国人曾经歧视和迫害外国移民的严酷事实。在这里，移民们被剥夺了表述自己的权利，如一位和沙拉丁遭遇相似的移民说道：“他们描述我们，就是这样。他们有描述我们的权力，而我们只能屈从于接受他们建构的形象。”拉什迪继续在小说中表述这些自动流放者的复杂心态。例如：“他是谁？一个流放者。这个词不能与人们使用的其他词汇相混淆：流亡者、移居者、避难者、移民、沉默或狡猾。流放是光荣回归之梦。流放是革命性的意识。它是没有尽止的矛盾：前瞻而又一直回望。流放者是只高高投入空中的球。”尽管拉什迪对于自动流放者的处境和心态作了乐观的阐释，但实际上，这个代表流放者的离乡之“球”落下的地方是天堂还是地狱，就很难未卜先知了。找寻替代家园（surrogate homeland）成为这些自动流放者在异国他乡一生的目标，但这是一个很难达到的目标。用拉什迪的话来说，原因就是：“流放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国度。在流放状态中，家具是丑陋而昂贵的，它们是非常匆忙地在同一时间、同一店铺里购买的……在流放状态中，所有的人都试图扎根当地，这看上去仿佛是背信弃义，他们很容易失败。”实际上，拉什迪在这里就移民问题的探索与他本人的移民体验密切相关。虽然拉什迪曾经多次表示，他在英国的生活非常轻松自如，但实际上，他“很难完全拥抱收养他的国家。相反，他在英国呆的时间越长，他心中矛盾的感情就变得越来越深。这与英国人对待殖民地人狭隘势利的眼光部分相关”。因此，可以认为：“拉什迪的移民体验和意识使其创作充满了对英国的敌意，这在《撒旦诗篇》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