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子们开始跳舞”——郭沫若与创造社的方向转换
蔡震
1928年5月的一天，匿名避居在日本东京乡下的郭沫若，与前往德国途中来看望他的成仿吾一起，接受了两位日本左翼作家藤枝丈夫、山田清三郎的采访。藤枝丈夫和山田清三郎是为《战旗》杂志采访成、郭二人的，目的是了解中国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战旗》是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即“纳普”所办的刊物。
不久后，在《战旗》上发表了两位日本作家所写的访问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据说现在中国的无产阶级作家们，正在争相阅读刊登在《战旗》、《文艺战线》，以及其他刊物上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学作品。而我坚定不移地相信，在××(原文如此，应系“革命”——笔者注)的炮火中诞生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也必将对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产生不少的影响。”山田清三郎《访中国的两位作家》，日本《战旗》1928年7月号。这样一个历史细节，实际上反映的是当时中日两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之间的联系。
从文学革命开始，到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运动的发展阶段，中国新文学只走了短短十年路程。这一变化和过程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始于创造社的方向转换，而创造社转向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是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启发和影响，虽然山田清三郎们那时并不清楚这一点。
大革命失败后重又聚集到上海的创造社作家，曾准备联合鲁迅与其他进步作家，“共同办一个刊物，提倡新的文学运动”，并就先行复刊《创造周报》，由鲁迅、郭沫若、蒋光慈等一起列名为撰稿人刊登了广告及“复刊词”。但是彭康、李初梨、冯乃超等一批刚从日本回来的创造社新锐们搅了局，在创造社展开的文化批判中，鲁迅、茅盾反而成了被批判的对象。新文学阵营内进行了一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
郭沫若在1928年1月写了一篇带有宣言意味的文章。文中宣称：
文坛上的斗争渐渐到了一个第二阶段了。从前的斗争只是封建式的斗争，是以人或地理上的关系为背境。
目前的斗争是更进了一步，我们是以思想、行动及一切阶级的背境为背境。
这篇文章原来拟定的篇题作《天才病治疗》，在撰写的过程中，郭沫若与成仿吾一起讨论到《资本论》日译本中一条脚注的翻译有误，应该作“其余的世界都好象静止着的时候，中国和桌子们开始跳舞起来——想去鼓舞别人”。于是，他索性把篇题改为《桌子的跳舞》。他说：
我这篇东跳西跳的文章，目的就在鼓舞静止着的别人。
最妙的是我们中国老早就在跳舞了。
我这桌子跟着我们中国一齐跳舞。
郭沫若和创造社同人这些“桌子们”确实铿锵起舞了，而且想鼓动文坛一起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舞。不过他们舞动的最初发端，并非自1927年底1928年初那一批创造新锐加入才开始，应该更早一些，始自创造社1925年前后倡导的革命文学运动。
创造社提出“革命文学运动”的观念，进而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包含了自我批判与自我否定的过程的，因为他们在登上“五四”文坛的时候，高张个性主义，崇尚表现自我，追求“为艺术的艺术”。若从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说，由这样一个被视为“艺术派”的文学社团首先倡导以阶级革命的理论观念支撑的文学运动，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但是若以创造社作家留学生涯的日本背景而言，以创造社作为“五四”文坛一股主要力量，在其文学活动中所带给新文学的日本近代文学(尤其是在文学观念、文学思潮流派方面)的影响而言，这恰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它表明这场开始于观念意识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到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启发和影响。
其实，从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世界背景看，无论中国还是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其直接的思想来源都是“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学，但当时的苏联文学与中国“五四”新文学之间缺少较为直接的联系，于是，构成了半个新文坛的一群留日文学青年，又恰逢其时地担当起这样一个角色：把“五四”新文学的发展走向与已经开始发展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联系起来。郭沫若无疑是一个代表性人物，我们可以通过他看到这一点。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兴起是从1921年《播种人》的创刊开始的。在“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小牧近江、平林初之等举起反对资本主义的文学旗帜。1923年关东发生大地震，日本当局借机弹压，《播种人》被迫停刊。1924年，作家山田清三郎组织创办了一个新的刊物《文艺战线》，文艺评论家青野季吉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阐述关于无产阶级文艺的问题。围绕在《文艺战线》周围，还有一批具有“左”倾倾向的刊物。1925年末，以《文艺战线》为中心建立了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简称“普罗艺”)，这是由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方面的艺术家组成的一个推进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统一组织。此后，随着日本社会思潮的演变、日本共产党内思想路线的矛盾斗争以及共产国际对日共山川均“右”倾机会主义和福本和夫“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批评，普罗艺分裂，里村欣三、青野季吉、藤森成吉、藏原惟人、山田清三郎等又先后成立了工农艺术家联盟(简称“劳艺”)、前卫艺术家联盟(简称“前艺”)。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1928年，“普罗艺”和“前艺”合并，加上其他八个左翼文艺团体组成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即“纳普”，创办了《战旗》杂志。“纳普”的成立，标志着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形成了高潮，《战旗》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文艺刊物。
郭沫若差不多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开始的阶段就注意到了文坛的这一动向，而且心为之动。“当时日本的新思潮已非常浓厚，“左”倾杂志(如当时的《播种人》《改造》等)已经抬头。在我个人，自然也很受了影响，表现在作品上的，如《匪徒颂》、《巨炮之教训》及《棠棣之花》里的一部分……”《郭沫若诗作谈》，《现世界》1936年8月创刊号。他在诗中向一切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思想革命、文艺革命的“匪徒们”山呼万岁；借列宁之口高喊“为阶级消灭而战哟！/为民族解放而战哟！/为社会改造而战哟！/至高的理想只在农劳！/最终的胜利总在吾曹！”只是他这时还没有把这样的思想倾向表达在文学主张中。但很快，在1923年5月撰写的那篇《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中，郭沫若明确提出了新文学需要一次运动来“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他写道：
我们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
我们反抗不以个性为根底的既成道德。
我们反抗否定人生的一切既成宗教。
我们反抗藩篱人生的一切不合理的畛域。
我们反抗由以上种种所产生出的文学上的情趣。
我们反抗盛容那种情趣的奴隶根性的文学。
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
这篇后来被郭沫若称为“似是而非的普罗列塔利特的文艺论”，是应日本大阪《每日新闻》驻沪记者的约稿写成的。郭沫若在文后的“附白”中写道：“日本的大阪每日新闻在本月二十五日要出一次英文的‘支那介绍专号’，该报驻沪记者村田氏日前来访，要我做一篇关于我国新文学的趋向的文章。我得了仿吾的帮助做了一篇《Our New Movement in Literature》的短论寄去。……我想凡为我们社内的同志必能赞成我们这种主张，便是社外的友人我们也望能多来参加我们的运动。”这段文字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郭沫若在文章中提出的“文艺新运动”，不是随意写出一句口号，而是关于“五四”新文学发展趋向的一种期待，以及将付诸行动的努力。其二，文章是写给日本有影响的一家大报，以英文发表的，它传达了这样一个意思：郭沫若提出的“文艺新运动”，是建立在与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和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相互联系的背景之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