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让称雄东亚海洋的荷兰人最揪心的是,这个曾经是他们小弟的郑芝龙,此时已经初步建成一支强大的海军了。
在荷兰人殖民亚洲的各种官方记录里,谈到郑芝龙,许多当时的荷兰军官都曾经赞不绝口,在他们眼里,郑芝龙是一个随和,谦虚,与人为善的人。见人都是一幅笑脸,特别是他接班的早期,有一段日子,碰上途经台湾海峡的荷兰船只,他都会主动凑上去嘘寒问暖,很热情。
但很热情的背后,却是很阴坏。一开始的时候,还只是瞅机会打荷兰人一记闷棍,比如经常派遣一些船只,打着别家海盗的旗号,打劫落单的荷兰商船。后来就开始明目张胆的挂自己旗号同荷兰人开战,从天启七年三月铜山之战后,郑芝龙胆气更壮了,原先是不管谁家的船只都打劫,这时候开始只朝荷兰人开炮。长长的台湾海峡上,遍布着郑芝龙的船队,昔日强大的荷兰舰队,这会开始遇到敌手了。在荷兰人的资料中,留下了这样的话:“一官在台湾始终与我们友好相处,平等相待,但最终在海上不加区别的对所有船只予以拦截。”
按照荷兰人的脾气,碰到这种人,自然灭了没商量,何况郑芝龙在台湾的大本营,就在荷兰人的身边,要打是很容易的。但这时候的荷兰人发现:郑芝龙已经成了气候,动不了了。
郑芝龙是明朝天启五年接班的,但是到了明朝天启七年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拥有了近千艘大小战舰,这样的规模,荷兰人原本是不太在意的,但真正让荷兰人在意的,是郑芝龙水师的战斗力,他的战船不止是购买或缴获来的,更有自己制造的,在造船工艺上,他积极吸取荷兰人的工艺经验,开发新型战船。当时他的战船,已经有了载炮三十门的火炮战舰,看着数量不多,但是这种战船的火炮,大多都是重型火炮。杀伤力非常强。在郑芝龙的治下,还有完备的军火生产线,在他的地盘上,已经有了专门生产火器的兵工厂,在武器装备上实现了自力更生。这个在荷兰人眼皮子底下崛起的对手,此时终于已经成了荷兰人的大患了。
如果仅仅是军事实力强大,荷兰人还不是很惊慌,更让荷兰人惊讶的是郑芝龙对台湾的开发,这时期郑芝龙的主要工作,就是不断从福建沿海往台湾迁人,自颜思齐时代开始的台湾开发移民潮,被郑芝龙延续并发展了起来。郑芝龙在台湾的总部,位于安平城,即今天的台南市,以此为中心,散布着上万大陆移民,他们多是郑芝龙趁福建灾荒的机会招募的难民,在当地耕种土地,向郑芝龙缴纳租税。特别是在闽浙连年饥荒的局面下,郑芝龙竟然能够自掏腰包,赈济内地灾民,足见其强大的经济储备。
荷兰人自然是容不得郑芝龙这么嚣张的,他们巴不得郑芝龙赶紧从台湾离开,这恰好是荷兰人在台湾南部步步扩张的时期,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郑芝龙和荷兰人的第一次海战,爆发在明朝天启七年,当时郑芝龙正率军侵扰福建沿海,背后却突然被荷兰人捅了刀子,在福建铜山发生激战,结果,郑芝龙第一次向荷兰人展示了郑家水师的强大战斗力。荷兰舰队一艘战舰被击沉,一艘战舰被俘虏,偷鸡不成反而蚀把米。
荷兰人偷鸡不成蚀把米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被惹恼了的郑芝龙,在之后一年里,基本没让荷兰人消停,他的战船遍布在台湾海峡的水域里,只要是看到荷兰战舰,就猛揍没商量,比起明朝政府军往往用人海战术取胜,郑芝龙这边,一两艘战舰,就敢于向装备精良的荷兰战舰发起攻击。从明朝天启七年到明朝天启八年,这一年里,荷兰人仅被击沉的商船数量,就有十艘之多,还有多艘军舰被俘。打到最后,如荷兰驻台湾总督揆一的回忆:“我们都不敢在中国沿海露面,否则就会成为一官的俘虏。”
郑芝龙接班后的台湾岛,几乎就是这么让荷兰人头疼的,这时候台湾岛经济迅速发展,郑芝龙治下的百姓安居乐业,更有丰厚的粮食储备,强大的军队,此消彼长之下,反而是荷兰人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按照之前和荷兰人画地为牢的协议,郑芝龙占有农业区,而荷兰人占有森林高山,但这样的结果,就是荷兰人的粮食,需要总部的补给,郑芝龙的海上剿杀政策,让荷兰人吃饭都困难,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恐怕卷铺盖走人的,肯定是荷兰人了。
正当荷兰人在焦头烂额中度过了明朝天启七年时,到了次年,却突然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郑芝龙走了。
所谓走了,就是离开台湾,带走了他精心打造的那支强大水师,外加几乎所有的军事装备,留在台湾的,只有那些肥沃的良田,屯垦的百姓,繁荣的村庄,一切一切,都成了留给荷兰人的礼物。没有打败仗,没有天灾人祸,竟然他就这么放弃了?
很快荷兰人就弄清楚放弃的原因了:郑芝龙当官了。
和颜思齐的理想一样,郑芝龙也有着相同的愿望,但是实现这个理想的办法,却比颜思齐更加简单直接:废那个劲干啥,直接当官不就完了吗?
郑芝龙想当官,可以说做梦都想,他本来就是官宦子弟,没饭吃才出来做海盗的,即使做海盗,也没改了他官家公子的做派。从接班颜思齐第一天起,郑芝龙就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比如之前的“抢劫纪律”,那是为了树立好形象。除此以外,郑芝龙还曾经多次向明王朝示好,包括在福建饥荒的时候,主动安排流民去台湾,以减轻政府负担,并自己承担相关费用,还曾经在和明军作战的时候,故意不追杀败逃的明军,抓到的俘虏也全部放回,一切都是为了在明朝政府里“争取好印象”。甚至有一次,他活捉了明朝游记卢玉英,反而请卢玉英回去转告闽浙总督熊文灿:如果肯接纳他郑芝龙投降的话,他愿意誓死效力,让东南半壁江山从此高枕无忧。
一来二去,郑芝龙的态度也让明王朝动了心。早在明朝天启七年的时候,明王朝的泉州巡海道蔡善继就曾招抚郑芝龙,但这位蔡大人态度太过傲慢,在见面的时候要求郑芝龙下跪,这当然惹怒了郑芝龙,这次招抚遂告吹。到了次年,闽浙总督熊文灿亲自招抚,郑芝龙在得到了熊文灿不会拆分他军队,削弱他势力的保证后,最终同意招安,受封为明王朝的“五省游击将军”。这是郑芝龙告别海贼身份,正式成为明朝朝廷命官的开始。在接受招安后,郑芝龙将其驻扎在台湾的三万军队和上千战舰统统带到了福建,如此一来,正掀起开发热潮的台湾岛,就只剩下了少数郑芝龙的旧部,以及大批平民百姓,俨然成了荷兰人眼里的肥肉。放着肥肉不吃,自然不是荷兰人的风格,郑芝龙离开之后,荷兰人逐渐吞并了郑芝龙的地盘,开始了残酷的殖民统治。
郑芝龙在接受招安后,也没忘了老朋友荷兰人,就在崇祯元年,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郑芝龙,第一把火就烧向了荷兰人,他与荷兰人签订了一项沿海贸易协定,规定了荷兰人来华贸易的次数,船只吨位,交易规模,向自己所缴纳税金,既维护了海疆平安,又趁机发了笔私财,可谓工作生意两不耽误。他的第二把火,则烧向了自己的住房问题,他在晋江安海镇建了自己的豪华府邸。这座占地138亩的豪宅,与其说是住宅,不如说更像一座碉堡,不但有奢侈的装修,更有精良的火枪火炮和严密的防御,可见是既享受生活。又狡兔三窟。
郑芝龙的这些所作所为,如果用四个字来概括的话,就是商人本性,作为强大的明郑水师的缔造者,郑芝龙确实是这个时代中国最杰出的海军统帅,但他最大的缺点,恐怕就是“利令智昏”四个字,他始终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为了做官,可以扔下跟随他来台湾屯垦的百姓,为了上位,可以当场认爹,改宗教信仰。他所作的一切,无不是利益至上。他的成功来自于此,他最后的悲剧,却也亦然。
补充说一句,在郑芝龙接受招安,离开台湾岛的早期,他的据点台南地区,一度还是在他的控制之下的,当地的百姓照样要向他缴纳租税,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他的儿子郑成功接班后,但毕竟鞭长莫及,回迁大陆的郑芝龙,渐渐将自己的力量转移到福建地区,台湾本岛越发的顾不得了。荷兰人这才步步为营,在之后的多年里一步步吞并了郑芝龙的土地。
但郑芝龙一定没有意识到,无论他接受招安,抛弃台湾是对是错,从他受封为五省游击将军的那一天起,他已经做到了他的诸多前辈,乃至前代诸多商人们做梦都想,却不可能做到的事:他以一个商人的身份,成为明王朝的“朝廷命官”,担负起了国家的守土之责,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制度演进的重大突破。
拜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思想所赐,长期以来,商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位置,都是非常尴尬的,虽然“富可敌国”的说法,多用来形容某些富商,但是“富”或许可以做到,“敌国”基本就是做梦,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富商,可以做到能够抗衡国家的力量。尤其在大一统的社会上,有钱的私商,往往更可能成为肥猪,国家没油水的时候,想刮你一刀就刮你一刀。放在明朝,因富招祸的商人,有了沈万三这么个典型,大家也就夹着尾巴做人了。
但郑芝龙却开了一个先河,以一个商人的身份,成为明王朝的朝廷命官。这不稀罕。但稀罕的是,他带着一支名义上属于国家,其实却只听命于他一个人的部队,不是土军阀,而是完完全全由海商势力所组成的军队。对于明末中国封建社会的壁垒来说,郑芝龙的横空出世,更像是一种体制的变异。
如果对比一下西方殖民时代的历史,我们就更不难看出其中的意义:早期的西方国家拓展殖民地,说是政府行为,其实就是那些流窜海洋的海盗,只不过他们有西方国家政府的支持,要钱给钱要官给官,拓展海外殖民地,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是一种经济行为,对于那些殖民者来说,却是他们“漂白”自己身份,由匪变官的最好办法。西方数百年海外殖民历史上,因殖民战争的功勋,由土匪强盗摇身一变成为官运,甚至皇室贵族的,可谓不胜枚举。
相比之下,中国海商就惨多了,国家不待见,管的严,勒索重,更悲惨的是没地位,老实守法的,社会地位低,出去当海盗的,在国家眼里更是盗匪,加官进爵甚至当贵族,基本都是痴人说梦。从封建制度的演进看,东西方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新兴的商人团体,包括海商势力,基本没有纳入到国家正常的行政,体系中,对于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封建帝国来说,他们大多数时间都是浮游体。按照政治学的原理说,这样的国家体制,自然还是封闭保守,死气沉沉的。
但郑芝龙的发迹,却捅开了这个体制的一个窟窿,甚至毫不夸张的说,至少这个封建帝国的一角,已经部分按照近代国家的发展脉络演进:新兴的海商势力,第一次以合法的身份,被纳入到国家正常的行政体系中,海商在海洋上的拓展活动,可以得到来自国家的支持。受了一二百年“夹板气”的中国海商们,这时候起终于可以挺起腰来了。
但“挺起腰”的郑芝龙,自然是想不到这些的,说到底他还是一个生意人,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把生意做大。在摇身一变做了官后,他依然在继续做生意,首先以政府的名义,去剿灭其他各股不听招呼的海盗,比如这时期同样活动在福建沿海的杨六,李魁奇等团伙,都被他一一剿灭,然后趁着福建灾荒的机会,继续往台湾岛移民,一边收地租一边做买卖,同时大力拓展郑家水师的活动区域,扩大控制范围,顺便也办了点私事,把仍在日本多年的儿子接回了自己身边,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郑成功。
而对于荷兰人来说,这样的“变异”,自然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郑芝龙的出现,让荷兰人的海洋利益受到了巨大威胁,原先是想打谁就打谁,变成了如今小心翼翼,一不留神就要被人打。曾经畅通无阻的东亚海上航线,而今却多了一个强大的对手。一个完全可以在海洋上重创他们的对手。如此局面,荷兰人当年不能坐视,为了自己的贸易利益,他们必须要给郑芝龙一个教训。
荷兰人筹划的这个教训,就是著名的“料罗湾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