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成缓缓地端起茶壶，缓缓地说话，他谈到了俄罗斯的特别光线，它使曝光后的胶片有种特别的效果。我喜欢他流露出的诗意，但似乎仍未找到和他交谈的方式。
他的外表和言谈尽管显得随意，却又是一丝不苟的。看着院子的灰色砖墙，我记起他曾说，四合院讲究的是磨砖对缝，所以这每一块砖都是人工打磨出来的，每个工人每天只能磨出8块。我是对细节过分敏感的人，总是心感不安，似乎怕打破他们惊心设计的游戏规则。而且，他似乎习惯于在自己的逻辑内起承转合，他只管自己讲，我的疑问就像打在自顾旋转的转盘上，要么被忽略，要么就被无声息地弹回。
也是在那个下午，他提到自己已经进行了两年的计划，他准备编辑一本1949～2008年中国的摄影集。“你觉得他们镜头里是中国吗？”他突然问我，没等我的回答，他继续说，“我觉得那怎么不是我看到的中国呢！”他指的是英文世界已经出版的一些著作，其中一本是我们都看过的The Chinese Century。
我对此不置可否。我们生活在一个影像过分泛滥的年代，人们用对形式感的推崇，来掩盖思想与内心的苍白。在北京，一个自认有文化的年轻人经常会脱口说出“一张好照片胜过千言”这样的话来。
我刻意很少去翻阅照片，去通过图像来理解世界。不过，他的情绪我再理解不过。鲁迅于20世纪20年代在香港的演讲中，感慨我们是个“无声的中国”——我们一直不习惯整理与分析自己。
通过编辑一组图片，刘香成试图寻找自己理解的中国60年。在某种意义上，它既是再一次的自我证明——他为理解中国提供了某种影像上的标准；同时，这或许也是他继续寻求身份认同的方式，他的命运已经和这个国家紧紧相连。这个国家正大踏步却脚步慌乱地进入现代世界，在上千年的领先和150年的落后所制造的混合经验里，它急于证明自己的再度强大。这也是刘香成将2008年作为一个历史节点的原因：“中国人盼望了很长时间，盼望的含义之下，就是说我在这个世界的大家庭里面，我也坐在主桌上了。”但你仍可以感受到，即使坐到主桌上，我们的内心仍有多么强烈地要证明的倾向——希望别人看到、承认我们坐在了这里。
七
之后，我们偶尔见面，我一直对他的计划深感兴趣。我记得他四合院的家里，到处充斥着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还有一张鸦片床——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购买以来，它就跟随他在全世界搬来搬去。它们都是中国的某种符号，既然他讨厌西方视角通过符号理解中国的浅薄与单调，那么他将提供的是什么？
我知道他的挑剔，他曾扔给我一本国内著名摄影师的影集，“你能从里面挑出一张好照片吗？”他再一次没等我回答，“我看一张也没有。”
不过，我相信他的耐心，他不是可以等待一个工人以每天磨8块砖的速度去盖一座四合院吗？
我的浓厚兴趣中夹杂的怀疑，在2007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慢慢消退了。那天，我们路过景山公园西门时，他指着那排平房说，过几个月它们就要拆了，可以露出公园的红墙，多美啊。他激动地说起他的新闻理想：“在美国，当人们想严肃地讨论一个问题时，可以在《纽约时报》上争论，在英国可以是《金融时报》或《经济学人》，中国却没有这样一份让人信赖的报纸或杂志……当外人想了解这个国家的主流舆论时，却找不到。”
他也说起去编辑这本书，是一个“孤独的历程”，“我看到那么多西方记者、专家谈中国谈得莫名其妙时，我很急，但是你看到自己国家的人也按这种方式这样说话时，就更急了”。
他还说起比利时的汉学家西蒙·雷斯用宋朝的一张画来形容中国的知识分子：“那张画里的森林是着火的，但是上面有几只鸟飞过，每只鸟衔了一滴水飞到火上面来救火——看起来是那么徒劳无力。”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帮助父亲翻译外电的少年，想起了刘季伯那一代人内心的焦灼与感慨。眼前的刘香成剥离了所有外在的符号身份，变成了有点老派的知识分子。
在那个晚上，我趴在他的电脑前，看他初步选出的1949～2008年的关于中国的照片。对我而言，观看这些照片，像是一次再度发现中国的历程。土改、人民公社、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全球化……这些历史经验是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它们经常像是抽象的名词存在我的生活里，我喜欢其中散发出的既亲切又疏离的情绪。
对于刘香成本人，这更是再度发现的过程，不仅是中国，也是他自己。他面对浩如烟海、价值观迥异的照片作出选择。过去50年中，中国摄影世界被两种世界观影响着。前30年是一个意识形态左右的时代，人们的观看方式来自于特定的政治与道德秩序，《人民日报》在1974年进行的对安东尼奥尼的批评，再生动不过地表明了这种视角，这位意大利导演被指责为“专门去寻找那些破墙旧壁和早已不用的黑板报”，“不愿拍工厂小学上课的场面，却要拍学生下课‘一拥而出’的场面”，“故意从一些很坏的角度把这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拍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那个年代投身摄影的人，很多是退伍军人出身，只要人高高大大的，就可以扛摄影机……
但转瞬之间，尤其是在过去的10年中，摄影又变成了庞大的消费工业的一部分，人们不停地拍照，是因为它能提供娱乐、刺激购买力……过多的图像不再像是加深记忆，反而经常使记忆消失，它们变得像是某种麻醉剂，使人们感受钝化……
刘香成要在这样的迅速变化中，建构出自己的逻辑，寻找自己的情绪。他能依赖的除去专业训练，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的感知，其中蕴涵了深厚的同情，这种同情心使得我们昔日和今日的荒诞举止，显得不仅仅是荒诞。
八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不断翻看刘香成编辑的这些照片。从身穿棉军装的解放军进城，到巨大的路易·威登广告下的行人，60年时间，这个国家一路走来，经历过那么多匪夷所思的变化，却似乎仍旧生机勃勃地前行，这令人赞叹，也有同样多的无奈。
我喜欢刘香成的那个比喻，他说中国像是水面上的鸳鸯，表面非常安静，但在水下面它的脚是在拼命划动的。仔细想来，大多数中国人平静的外表下，都隐藏着多少戏剧性的故事。
刘香成兴奋地等待着这本书的出版，他喜欢得到人们的关注，生活在聚光灯下，被人们谈论，这既是他孩子气式的好胜心，也是缓解他一直隐隐的对身份焦虑的方式。
这本书的封底照片是一个滑旱冰的青年正单脚滑过毛泽东像前，这是他于1981年在大连拍摄的。他的第一本书的名字仍有时代意义，过去60年的中国，正是因为毛泽东而划分的。前30年，人们在他的意志下生活，而后30年，人们则试图淡化这种影响，最后却发现他仍在强有力地影响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嗨！Julia
当今社会杂语喧哗，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如此。当今世界的中心议题乃是如何把多声部铸造成和谐的音乐，而防止它散漫为嘈杂之声。
——齐格蒙特·鲍曼
一
即使不说话，Julia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位。
5位演讲者在讲台上呈弧形而坐，正在讨论“如何讲述故事”。演讲厅大约有标准泳池大小，如果站在最后一排，台上每位演讲者的面孔都遥远而模糊。不过，每当麦克风传到发言者手中时，投影仪会在讲台临时拉开的屏幕上打出他或她的巨大影象，脸上的每一个微笑与不屑都很清楚。
Julia穿了一双红色长袜，像是刚刚从昨晚酒吧的夜舞里，直接冲到了会场。何况，她还一直占据着麦克风，语速快、声调高、句子间没有过渡，两片红艳、丰满的嘴唇一直上下动个不停。“对，我就是一件产品。”她冒出的这一句话给全场带来惊诧和欢呼。其他的三男一女，光头的投资家，黑毛衣的Geek，带着点腼腆的英国在线电视的主持人，还有Facebook创始人的姐姐Zukerberg，像是陪衬品。
Julia必定喜欢这感觉。在会场上分发的有关演讲者的厚厚的小册子里，她的照片与简介最容易被记住，一个穿着吊带裤的年轻姑娘，那件胸前印着WIRED标志的白色T恤紧紧裹在肉感的身体上，左手扶在架在鼻梁上的Clark Kent式黑框眼镜上，眼神倾斜却直勾勾地射向你，撅起的厚厚嘴唇上的口红浓得像要滴下来。
Julia Allison，“城中最著名的年轻记者”，右页的个人简介引用了《纽约》杂志对她的评论，接着是《纽约观察家》更炫目的注解——“像是穿梭于帕丽斯·希尔顿和爱因·兰德之间”。
这是个诡异的组合，一位是这个年代流言不断的模特，另一位则是半个世纪前的女性哲学家，唯一相通的是她们都是各自时代的风潮的代表者，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都声名赫赫。不过，在爱因·兰德的年代，除去个人姿态感，她更需要通过自己的哲学、写作、演说，获得名声与影响力，而帕丽斯·希尔顿，就像大多数人感觉到的，“仅仅因为著名而著名”。
在Julia个人介绍的短短一页篇幅里，是各式各样媒体的名字。她是Time Out的专栏作家，她的形象则出现在从新闻频道CNN到男性杂志MAXIM，这广阔的媒体频谱上，最让她引以为傲的是，2008年以她为封面人物的8月号《连线》杂志是这本杂志历史上最畅销的一期。它也引起了广泛性的争议，创刊于1993年的《连线》以报道技术变革的姿态出现，是过去15年中英语世界最能把握住时代风尚的媒体，而在这15年中，只有6位女性登上过它的封面，她们要么是曾经的企业英雄玛莎·斯图沃特，要么是电影明星乌玛·瑟曼，而没人说得清楚Julia Allison到底有什么成就，为什么出名。
“Internet Famous”，那期《连线》以此为题。Julia的形象，被处理成银灰色雕塑，像是来自另一个太空的新物种。文章讲述了这名27岁的纽约姑娘，“不会表演，不会歌唱，不富有”，却如何依赖一步步精心的自我宣传，来获得广泛的关注，成为“Internet Celebrity”。在《连线》的编辑们看来，这或许代表了一个新社会形态的到来。Blog、Twitter、Web 2.0、Digital camera，这些新通信工具赋予每个人强大的能力，可以借助即时、无限复制的方式，将影响力迅速扩充。而这些技术也正缔造出一个新社区，其中有着自己的评判标准，他们也形成了自己的伦理标准，喜欢谈论的是“我，我，我”。
在慕尼黑举办的Digital-Life-Design论坛已到了第5年，它是全球技术文化支持者们的盛会。我偶然间混入其中，像是在另一个空间里进行了一场短途旅行。
二
大约10年前，我还是个刚刚大学毕业的青年，在北京一家网络公司工作。那时，互联网是个时髦、兴奋而又令人困惑的行业。预言家们将之比作蒸汽机、火车，是必将改变人类历史的发明。它会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会改变政治结构，会催生新的文化。一种最为流行的看法是，互联网的分散化、多节点、互动性，将摧毁工业时代的权威、僵化、单向接受性，带来一个更自由、平等、丰富、活跃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