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大连池，我住进了一间完美的符合夫妻店标准的旅馆，丈夫有着憨厚的脸庞和结实的身体，喜欢光着上身在楼道里走来走去，他开一辆绿色的奇瑞车，负责买菜和送客人去车站，妻子穿着有点不合身的牛仔裤，脸上总挂着点不好意思的笑容，仿佛欠了你些什么。两层的旅馆的第一层是住宿的，共10个房间，其中一间像教室那么大，放着8张床，床单雪白，像是电影中战时医院的病床，只是不知上面是否睡过海明威式的人物。二层则是地质博物馆，它作为福利的一部分对住客免费开放，只是很少有人问津。一整夜，我的旅伴都在警告我，这对夫妇让他想起了美国恐怖电影中的场景，他们再正常不过的生活背后隐藏着惊天的秘密，或许楼上的博物馆里就有不知名的尸体……当然，我们是安然离开的，谋杀案没有发生。
我路过了大庆，并被这座城市的傲慢所激怒。我没有采访一个具体的人，觉得整座城市都是一个人身影的延伸——他就是王进喜。在茂兴镇的衍福寺里，我坐在一个破旧沙发上，昏昏欲睡，几只不安分的苍蝇在我四周飞舞，轻微地打破了那种黏稠感。那是中午，除去两三个同样昏昏沉沉的卖香火的老人，寺庙里空空荡荡，不知那些僧人去了何处。我从来没弄明白过大雄宝殿里各尊佛爷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到底是谁掌握现在，谁又能控制未来。但我喜欢那些佛教音乐，吟唱者口齿不清却自成曲调，仿佛另一个版本的周杰伦。
我对于白城一无所知，在中国的地图上，它处于吉林省的西北部，也是黑龙江、内蒙古的交界处。选择它作为旅行之地，纯粹因为它的名字，在蒙古语里，它是查干浩特——白色的城堡，好像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出版的一本同名的小说。这个有点神秘感的名字，还催生了我不恰当的想象力——我在这里会发现草原与平原的交接地带，或许还是一座草原之城，我将看到草甸在城市的中心生长，还看到芦苇荡中的白鹤……
我立刻就发现自己错了。我住在吉鹤宾馆，但白鹤仅仅是门前广场上的雕塑，吉鹤宾馆旁边则是科尔沁宾馆，但真可惜，科尔沁草原还要向北100公里。
出租车载我在城里兜了一圈，我看到了高大、豪华而不和谐的法院和政府大楼，经过了一家叫维多利亚的夜总会，一条步行商业街，连成一排的餐厅和练歌房……这看起来像是一座再平庸不过的城市，我在它的空气里没闻到历史或自然、亢奋或不安、傲慢或愤怒，甚至一点小小的自得也没有。在傍晚的广场上，人们在跳舞，但是敲锣的老人却面无表情。
第二天上午，我在酒店的商务中心和对面的那个个子高挑的姑娘说话时。她重复了昨晚司机的话：“白城没什么特点，就是风大。”她的脸有点平坦，因为浓妆而略显苍白。当她不说话时，那丝显著的厌倦就挂在嘴角上。她正在专心地阅读一本书，我从侧面看过去是罗伯特·清崎的《富爸爸，穷爸爸》。
“它真的对你有帮助吗？”我问她。她嘴角的厌倦立刻消失了，转而变成了兴奋：“怎么没用，我虽然不能很有钱，但我看的这本书可能帮我获得财务自由。”
“那么财务自由的目的是什么？”
“创业呗！自己创业多好，就不用像现在这样上班了。”
我们的谈话被一个前来打字的客人终止了，刚才还沉浸在“人人都可致富”的梦想中的姑娘，又回到了现实中，那丝生动又冻结起来。旅途中，我总是碰到这样的女人，她们的容颜比周围人出众一点，却没出众到足以改变她们生活的程度。她们不安于现状，却又不知道或者不敢打破生活的惯性……
整个下午，我和朋友在白城里无目的地闲逛，没有明确的方向。我看了拆迁的老房子，抗洪抢险的纪念碑，废弃般的新兴工业园区，一个早已干涸的天鹅湖，一座空空荡荡的寺庙。白城给我的压倒性的感受——它重复着所有的中型城市的节奏，在中国巨大的变迁中，它找不到自己的方位，它没有明确的资源可利用，也没能寻找自己的独特性。
八 来不及回望的大同
我带着种种预设来到大同，我们放弃了穿越内蒙古草原的计划，中国比我想象的大得多，如果没有直通车的话，我们起码还要多花三天时间。
大同是煤炭之都，这黑色块状物曾经是区分人类的农业时代与工业时代的主要标志，而如今它是驱动中国经济不可思议的增长的主要动力，它还是人道灾难的来源之一，死于矿难的人数一直难以真正考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矿主、矿工、新闻媒体间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共生关系，其中一条人命是最不值钱的，尽管它的价格据说已从三万元上涨到十几万。关于大同的第二个传说，是它的卖春传统。从前，它的窑子吸引着来自北方的商人、官僚、书生，而现在它则演变成了洗浴中心、娱乐城，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它是北京的“后花园”——便捷、清洁、廉价。
我期待看到被污染的天空，那些超载的装满了煤炭的大卡车，还有满城的灯红酒绿……大同比我想象的破败得多，似乎从煤炭中获取的高额利润没有转化成任何可见的城市建设。
大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人群。时间已是上午10点，我们沿着新建南路向红旗广场走去，拥挤在街道上的无边无际的人群，好像是星期日的北京王府井。人口的密度提醒着我地域的变化。之前10天，我一直在东北，已经习惯了空旷与疏离。东北人在酒桌上的热情可以理解，他们在寒冷中成长，目里所及经常是空旷的田野和大街，他们需要用短暂的热闹与喧嚣来冲淡平日的寂寞，用酒精来抵御肉体和心理的寒冷。但现在，我到了山西北部，尽管它仍处于传统意义上的塞外，是蒙古草原与中原的交接之地，但它所受战乱不多，山西的人口稠密在元明两代就已非常著名，所以才有了洪洞县大槐树的典故。人口的密度造就了城市，决定了它的繁荣程度，鼓励了贸易和技术，推动了文明的进程……
让我们回到街头的人群，他们在散步，围着小吃摊坐着，年少的男女在追闹，两人对阵的象棋棋局吸引了十几人在助阵。不知是路灯太过昏黄，还是空气中粉尘过多，我在他们的脸上看到了油腻腻、混浊不清的东西，它的懒散不蕴涵着思考，而亢奋则没有对应的创造力。我还在学习分辨他们的身份差异，这城市男人最时髦的装束是，黑色长裤配T恤，露出自己健壮或不健壮的肩膀，脖子或手腕上带着一串金光闪闪、不知是真是假的金链子，头顶则是光光的，最多留下一点点发茬。“这是混得好的装扮”，一位本地人后来告诉我。
顺着人群来到红旗广场，我觉得全大同的人都拥挤到了这里。中国的城市是千篇一律的复制产物，它们都有类似的中央大街、人民公园、纪念碑，当然还会有至少一个广场。在很多城市，它即使在最适合散步的傍晚也是空旷的，因为光秃秃的广场上让置身其中的人觉得虚空。但在大同，红旗广场却是真正的乐园。我必须不断改变行进的路线，才能绕过奔跑的人。广场本身乏善可陈，它的三面被电信公司的巨大广告牌包围，另一面则面对着大同的展览馆，展览馆像是个小型的人民大会堂，方方的形态、粗大的柱子，它正被一片广告所包裹，其中最醒目的是“大同云冈旅游节”的横幅。在过去的7年中，8月的旅游节是大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也是这个城市试图摆脱过度依赖资源的努力之一，云冈石窟、悬空寺理应从历史尘埃中摆脱出来，为今日的大同作出崭新的贡献，就像广场边的华严寺门口的那条横幅，“一切为了发展”。与类似小型人民大会堂的展览馆相对的是一座雕像，一位将军骑在战马之上，他是战国年代的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据说他是大同历史的真正开创者。
你可以轻易地从记载中感受到大同的悠长历史，它是北魏的首都——历史上第一个与南方汉族政权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在漫长的岁月里，它还是辽金两朝的陪都，契丹人、女真人、沙陀人和汉人在这里学会共同生活……他们留下了寺庙、九龙壁和乾隆皇帝到此寻花问柳的传说。
我对于历史既爱又恨，它给予了我衡量当下的参考坐标，但又可能使我丧失了对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把握能力。当遭遇到历史过分丰富的城市时，我反而陷入了失语，能表达、需要表达的东西太多，不知如何开始，这时我就想起了亨利·福特的名言，“历史或多或少是一堆空话”。
此刻的红旗广场上也是如此。你来不及回望历史，就被裹进了热气腾腾的现实生活里。人们创造了很多简单、粗陋却有效的游戏方法，很多大型、结实的气球在广场上被踢来踢去，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放声卡拉OK，在连绵不断的小吃摊上吃来吃去，他们最钟爱的是兔头，据说一个28岁的小伙子是真正的“兔头王”，一天能卖出3000个兔头，每个月净赚10万元，真不知道竟有那么多兔子可以杀，一路上我都在想总有一天，人们能用基因技术培养出有两个、三个头的兔子。
九 矿区人的姿态与表情
“那是条很长的走廊，推开门，看到腾腾的雾气，”小左回忆起那个下午，“他们都抬起头看着我，洗过的人是赤条条的白色，而没下水的人则是黑色的，还有半黑半白的。”那时，我们正在大同南山一家国营煤矿矿区的公共澡堂门口，它正对着云冈石窟佛像雕塑，被岁月、风沙、雨水侵蚀的石窟流露着说不尽的沧桑，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面部残损的佛像，在洞窟内散发着忧愁，但曾经它们蕴涵着人们对于极乐世界的渴望。
被刷成天蓝色的公共澡堂的外墙让我想起了集体主义年代。我在门口接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小左则进了澡堂。他是同行的摄像师，面色微黑、头发短促却柔顺，一顿饭能吃三碗，他有一种强迫症式的好奇心与记录欲，似乎不按摄像机的录像键或照相机的快门，就不能证明自己。他带着照相机走进澡堂，看到了他描述的场面：“整整一分钟里，他们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们，没人问我来看什么，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刚才的老矿工为什么那样。”
一个小时前，我们坐在一个退休的老矿工的家中。那是一片贫民窟式的房屋，依地势沿低矮的丘陵而建，大约六七十户人家，房屋前面是一个宽而深的土坑，也是这个聚集区的垃圾场，零星的野草点缀在垃圾、荒土和乱石之间，展示着它们顽强的生命力。我们是在两排房屋间的走道里碰到那位姓孙的老矿工的，他正拿着小板凳要到前面的空地上，那是居民活动区，老人家们在这里下棋、打牌、扯闲天，而小孩子则在四处奔跑，大声叫着爷爷以吸引长辈的关注。
矿区人的姿态与表情都是奇特的。在中国的很多城市，你都会看到街角、房屋前正在发呆的人，他们有着相似的麻木和空洞，似乎生活给他们带来的刺激与兴奋早已逝去，他们只不过在等待生命终结那一刻。但是矿区却不同，他们或许更为悠闲，不下井的矿工和他们的家属们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那些无所事事的白昼肯定很无聊，他们总是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但那些漠然的表情里却有着特定的镇定，他们的表情和姿态，适合于被拍摄，那里面有一种天然的质感。
“我是1965年下矿的。”这个姓孙的老矿工把我领到他的家里，开始讲述他的故事。他的家由两个房间组成，两个大炕各自占据了主要的空间，他的老伴在外屋的炕上正在缝被子，光线昏暗，我没看清她的模样，她充满热情，把一个被茶垢染深了颜色的玻璃杯递给我，里面是新沏的茶水。里屋里的窗台与炕上放着十几盆花，一面墙上的陈旧挂历上是毛泽东的画像，对面墙上则挂着一个印有王力宏的手提袋。我和老孙盘腿坐在炕上，脚边是散落的扑克牌。
老孙的山西话我几乎听不懂，山西口音比我想象的复杂，我开始怀念在东北的旅行了，那里空气清新，东北话都听得懂。我也不知道该问些什么，第一个问题就愚蠢得要命：“第一次下井时，你害怕吗？”“怎么不害怕。”老孙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