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小城依兰停留了一晚，我住的金岛宾馆从前还兼营洗浴，它楼道里暗红色灯光传递着一种廉价的色情味道。我们对于依兰充满向往，这里的历史掌故散发着一种神秘的气息。12世纪，北宋两位皇帝宋徽宗与宋钦宗正是从东京城汴梁（开封）被掳掠至此，从一国之君变为阶下囚。不过，迎接我的是一种有点意外的沮丧。掘土机正在挖开路面，在县城中心的商业区，照例是一家接一家的店铺，蓝色、红色、绿色的不同面积的店铺牌，上面黑体、宋体、隶书、美术字等各式字体书写着店名、服务范围和电话号码，它们给人带来的压倒性的印象是——人们急于在给予的空间里塞进所有的信息。等我走得多了，才逐渐意识到，县城在中国社会的区域划分中占据着多么尴尬的位置。它失去了村镇的宁静和人与人之间相对紧密的关系网，却没有获得城市的自由与丰富。
在依兰的牡丹江畔，我还遇到了一场意外的死亡，大批围观者远远地看着江心中裸露出的河床上的那具女尸，白花花的身体上一抹红色。在那个清晨，死亡既残酷又富有诗意，而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比我想象的要琐碎与复杂得多……
五 伊春的清冷与落寞
旅行似乎从伊春才真正开始，在那里我碰到了孙铁军，我第一个深入交谈的对象。伊春给我的印象是它的清冷和落寞。我抵达时是傍晚7点，步行街上人群稀稀落落，商店几乎全部打烊了，在大部分城市，这正是最热闹的地点、最喧嚣的时刻。在等待本地朋友时，我坐在一家蛋糕店门口发呆，它是整条街上最后一家小店，店门口的高音喇叭一直在循环播发同样的短语：蛋糕麻花小甜饼……朗诵者的语速过快，甚至懒得有标点符号。不知疲倦的重复，是中国商业社会最重要的推销手段，从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的广告，到卖鞋和卖杂食的街头小店，他们都笃信“三人成虎”的古老训谕。
步行街上有着一条又一条的跨街广告，我眼前的那个来自“东方典当行”，它引诱客户的手段浓缩在对称的顺口溜里，“天天辛苦跑银行，不如找我来帮忙”。那是个奇特的傍晚，对面的楼房墙面斑驳、墙皮脱落已久，天空逐渐变黑却仍旧蓝得透彻，不知为何盛夏的时节，空气却飘荡着一股冬日的萧瑟与感伤。就在我吃到最后一根麻花时，步行街旁的大笨钟开始报时了，出人意料的，报时的音乐是《东方红》。一瞬间，我被带回到了20年前。那时，我生活在一个集体主义气息浓郁的军队大院中，清晨6点有起床号，傍晚是下班号，我们在食堂里喝黏稠的米汤、拼命地吞咽加多了食用碱而变黄的馒头，大院里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操着不同口音，由一种外在与内在的纪律性所维系。在黑龙江稍微待得长一点儿，我就体验到这种大院气息是多么浓郁。这里的很多城市不是自由生长出来的，而是移植来的。整整两代人，他们有着不同的性格、家庭背景、光荣与梦想、口音与口味，都被塞进了一个窄小的空间，为同一个目标服务……
出生于1954年的孙铁军是那股潮流的产物。我看到他时，他正挑着一担水从院子里出来，那连成一片的由木板、泥浆、砖头搭建的建筑群分布在半山上，与山下的市区形成了对比，这算得上是贫民窟。孙铁军看起来40岁左右，消瘦的脸上流露着一股淡淡的忧伤。早晨9点的伊春，空气清新，似乎可以荡涤掉我肺中残留的北京的所有废气。阳光则穿过轻轻的云层，暖洋洋地打在身上，皮肤干爽，甚至能感觉到毛孔的呼吸。伊春是小兴安岭的中心城市。它的木材和大庆的石油、鹤岗的石油、建三江的黑土地一样，是火热的新中国建设的象征，充满着“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豪情。它们也是黑龙江省给当代中国留下的最深刻印记——它的丰沛资源是新中国建设的发动机。就像大庆产生了王进喜一样，马永顺是伊春的象征。
孙铁军的父亲曾在朝鲜作战，1958年分配到伊春市的百货公司做业务员。这座城市也差不多在那一时刻建立起来，本城人自觉地将自己分成两类：“林业的”和“商业的”。前者采伐树木，后者则为这一群体提供服务。他们也经常相互交织在一起。作为四兄妹的老大，孙铁军1969年成为了一名林业工人，在山中熟悉了透光、打带、清林这些工序，每月挣33元钱，接着他成为一名卡车司机，开着解放牌汽车运送砍伐得整整齐齐的原木。1977年他结婚时，伊春迎来了最繁荣的年代。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府、公司都派代表前来此地，都试图获得一批木材，中国正重新开启经济建设的浪潮。“所有的人都有工作，外地人到处都是，什么人他们都求”，孙铁军的母亲突然插进谈话。这个神情淡定的老太太正在窗外抽烟，香烟夹在她左手的食指与中指之间，姿态异常潇洒。之前，她一直在向我抱怨作为军属的她，每个月只能领到100多元的补助，对于一名抗美援朝老兵的遗孀，这实在令人心寒。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最寒冷的时刻来自于1993年。那时，林场的繁荣已经逝去，因为长期没有节制的砍伐，生长了数百年的森林开始萧瑟，它需要休养生息了，我看到了那片生长了40年的杉树，它们纤细得像个成年人的臂膀。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开始了，孙铁军对此做好了心理准备，这是全国性的潮流，不仅是他个人面临这样的变化。
结果仍令他吃惊。他一家四口，除去母亲外，他的妻子、他的女儿和他自己都在林场的国营公司工作，分别属于财务科和保卫科。“我做好了家里有人下岗的准备，”孙铁军回忆说，“却没想到三口人全部下岗了。”他的整个青春时代都奉献于此，整整25年的工龄最终以18000元钱作为了结他这些岁月的交代。这是个一刀切的数目，令孙铁军耿耿于怀的是，似乎他们这些工作将近30年的工人，和那些只有10年工龄的工人一样，所得到的赔偿没太多区别，10年、20年的人生没太多的价值。
那真是段难熬的日子。“工人就像笼子里的鸡，放出来之后它还会围着笼子转。”孙铁军与其他下岗工人一样，他们在国营的气氛中成长，他们的家庭、爱情、事业、娱乐，都在一套模式中，而且他那时已人到中年，生命开始由强壮滑向衰弱。
“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害怕”，我们见面时已是2007年8月，整整过去了15年，他似乎仍未完全从当时的震荡中走出来。一家四口的生活，他要自己交纳养老、医疗保险金，更多的是茫然，他不知道自己能在即将展开的新生活中做些什么，这里没有他熟悉的路线图。
他病倒了，一年后，才开始逐渐恢复。就像之前很多代的中国人一样，当他们面临社会的震荡时，亲戚、朋友、同学所缔结的网络开始发挥作用。他先是在山东游荡了9个月，依靠最初朋友的介绍，从一份工作换到另一份工作。新生活不安定，却也让他呼吸到从未有的自由空气。
“我一口气跑了很多省份，那些地方我从来都没去过。”他的足迹从山东到了湖北，从四川到了新疆，从广东到了福建，他又开始重操开车的老职业，在葛洲坝开铲土机，在攀枝花卸货，在新疆参与修路。“哪里有活干，我就去哪里”，他说。
这期间，伊春的经济没有起色，甚至更糟了。包围在两座小山之间的市中心的商业区不再有从前的繁华，50年前，退役的士兵、年轻人涌到这里创造一座新城；30年前，人们涌向这里，寻找木材与机会；而现在本地人则开始外迁，工人们的后代到外地寻找工作，而下岗的家庭经常全家性地迁走……孙铁军的女儿在不再繁荣的零售业中寻找工作，她卖过鞋，如今为一家小店卖书包，每月600元的工资经常成为家里的依靠，她的丈夫在大连工作，每年见面的机会不多，她6岁的女儿在屋里快乐地跑来跑去，一直想打断我们和她外公之间的谈话，好把注意力集中到她身上。
15年的时间里，孙铁军觉得自己衰老了。那些游历令他大开眼界，却没带来太多的经济回报，他在为每年要交纳1700元的社保基金费发愁，听说它要涨到2100元……他脸上的忧虑也和他的身体状况相关，他同时被胃炎、肝炎、胆囊炎所困，即使如此他仍要不时去开长途货运，经常连续很多天日夜兼程……
孙铁军的家里干净、整洁，在不大的空间里一切都一丝不苟，显示出他强烈的自尊。这自尊挽救了他，他知道自己那些下岗的同事中，很多人因为长期的积怨而一病不起，两个月前，他又参加了其中一位的葬礼，那人不过50岁出头。“死得都让人心寒了”他说。挂在墙上的那把蝴蝶牌吉他，记载着他灿烂而浪漫的少年时代，他是个音乐爱好者，奢侈地拥有这把三十几元的乐器，向少男少女们弹奏《游击队之歌》……琴弦好久都没被拨动了，以至于孙铁军已忘记了如何调音。
六 黑河的失败情绪
“黑龙江有一种愤怒的情绪”，哈尔滨作家阿成对我说，它曾经为中国的建设做出多少贡献，如今却似乎被遗弃了。我承认自己的偏见，本能地在寻找失败者。难道不应该吗？我们看到了那么多中国经济变革的成功人物，享受了自由给他们无穷的机会。但对于多数人来说，他们没有那么坚定与聪明，或许也没那么狡猾与冷漠，他们看着周遭的世界眼花缭乱的变化，经常会感觉力不从心。他们通过什么来抚平自己的内心，他们中的很多人或许也终会意识到，他们无法分享到整体社会经济的成长，也变不成那些成功者中的一员。
黑河市也有这种失败的情绪。我的朋友朱秀峰1992年分配到这里时，流行着“南深北黑”的说法——南方的深圳因香港而腾飞，而黑河则因濒临俄罗斯而繁荣。但说法没变成现实，深圳一直在上升，而黑河甚至半飞都没发生。
像很多边境城市一样，贸易和性是黑河的缔造者和繁荣源头。俄罗斯的皮毛和俄罗斯姑娘的臀部，都引人遐想。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糟糕的交易记录，摧毁了双方的信任，很难说双方谁更值得指责，这其中有今日的摩擦，也有昨日的屈辱，遥想当年，黑龙江北部那大片区域，不都归中国的统治吗？
对于我们这些不常在旅途上的人来说，陌生的景物与人群会迅速占据我们全部的注意力，我们被这些信息所填充而暂时忘记自己。这是人生的幸福时刻，你忽略甚至遗忘了自己。但几天后，旅行的感受开始减弱，陌生的广告牌、庄稼地、建筑物不再带给你新的刺激，你开始觉得一切都有点似曾相识，然后开始有点厌倦和视而不见。你会喜欢上坐长途汽车，在8个小时里，你看着车窗外景物的变化，头脑中若有所思或干脆空空如也，你会庆幸你既观察着外界，又与世界保持着距离，并且随时走神……最初的旅行目标也模糊了，你想发现这个地方的历史、风土人情的变化，和周边的关系。
但是，这种整体感很快就让位给有点琐碎化的感受，你担心赶不上下一趟车、被酒桌上的盛情耽误了整整半天，被旅伴夜间的鼾声弄得整夜不眠，与本地人交谈没发现什么独特的经验，谈话经常是碎片的，你不知道从中能获得什么……你到了北部的黑河，中俄边境的感觉没那么显著，这个城市看起来和中国其他小城没什么区别，除去每个店牌下面多了俄文的标志，售货员讲俄语，夜晚街道上多了一些拿着酒瓶子的俄罗斯男女，其他似乎都一模一样……当然，黑龙江宽阔、深沉、神秘，但是站在黑河的江边花园中，瞭望对岸，除去建筑更稀疏，并没有特别的印象，就像是从长江北岸望着南岸……
这是多么可怕的感受，似乎你跑出了上千公里，就是为了再度印证所知的一切，似乎黑河市就是一个放大版的雅宝路。
我们还是到了爱辉——这趟旅行真正的起点。我一点也不兴奋，缺乏耐心地参观完爱辉博物馆，1975年建立时它最初的名字叫“爱辉反修展览馆”。在一次午餐上，我听到的关于中俄未来关系最精彩的一个假设是，中国男人应该更多地前往俄罗斯，让俄罗斯女人生下更多我们的后代——人口数量是最有力的武器。我在镇上一户老太太家里睡了一觉，她的爷爷100年前住在江对岸，是江东六十四屯那场著名的屠杀的幸存者，拉着马尾巴回到了黑龙江这边。
七 白城的错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