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者生存。
第一次分家
“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用6个字指明了这个国家的宏观方向。而微观上，刘家兄弟以自己的高速度，沿着这个方向猛跑--他们要抢在时间的前面。
直觉和判断，是创业者必备的品质。而这种品质，对刘家兄弟来说是长期训练的结果。他们既有幼年时父亲严格的政治训练，又有下海几年来商业实践的摔打。按刘永行后来的说法，实在是已经把对政治和商业机会的捕捉能力，化成了潜意识。他认为人之所以能够作出准确的判断，除了显意识的分析之外，潜意识的冲动是非常重要的，人受的所有训练，在不用的时候都会变成潜意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骑自行车，不会骑的时候，要靠显意识来控制，而且往往是费了很大劲儿也不能骑好，而到了会骑之后，显意识变成了潜意识，就能收放自如了。所以刘永行认为，人的品质的培养，既不在学历，也不在智商，关键在于自身的努力和训练。
1992年正是刘家兄弟把在商业上的努力和训练化成机遇的黄金时期，他们选择的当然是最快的速度--与所有可能的方面合作，快速地在全国布局，“除此之外，什么也不要了。”
而就在此前后，刘家兄弟的第一次分家，也如期来临。
家族企业一直是国内学术界对私营企业诟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人们眼中，私营企业就是家族化经营，企业的权力都控制在家族成员手里，因此很容易造成企业权力集中、决策草率、财产分配不公等一系列问题。殊不知任何一个学院派的教授，其实都不如在商业实践中赚到钱的企业经营者精明，他们自然会懂得用什么样的人，怎样用人才会给企业带来更好的利润。利益最大化，是每个企业主的根本动力，更何况国内的私营企业都是企业主们胼手胝足地干出来的呢？
家族企业的根本问题其实是出在创业之后的做大上。商业上的风险远大于收益，所以是守成???是进一步做大，这是取决于志向和个人偏好的。偏执于做大事的刘永行，开始与自己的兄弟发生分离，分家也就成了自然的事。
前面已经说过，刘家兄弟开始创业本来是因为想摆脱贫困，一旦摆脱了贫困，进入了富裕的状态，人自然就会想为自己的兴趣而工作。刘家老大刘永言本是电子工程师，此时就想转向电子领域发展；而老三陈育新看到的是90年代刚刚起步的房地产业，他的判断是房地产将会是中国未来最热门的行业（这种判断日后得到了证实）。而刘永行的工业家精神，此时已经显露无遗。他看中饲料业有大发展，就决心要干出一番大事业来，显然他此时是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要，一心想把希望推向全国。
所以很快四兄弟分成了两拨，刘永言和陈育新把积累下来的钱投向了刚刚建立起来的成都双流机场边当时还是一片空地的航空经济技术开发区，后来刘永言在这里建立了希望集团旗下的大陆希望集团，主营变频器业务；陈育新则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食品加工企业和房地产企业，兄弟俩还一起建设了一座五星级的大酒店。
刘永行和刘永好则要开始走向全国了。既然总设计师都说：“发展才是硬道理”，那么他们当然要高速度地发展。现在的希望集团缺的就是这个口号，所以没什么好客气的，怎么快就怎么来，慢了就是损失机会。
邓小平的话，刘永行刘永好听进去了，想把地方经济搞起来的地方官员们更是听进去了。所以在全国首先做大的希望集团有的是机会，而第一个出川的机会是来自最需要发展的地方--河南。
试探河南
河南浚县政府的官员很早就知道希望集团，他们从新闻媒体的报道中看到这家从无到有的私营企业的发展奇迹之后，很想把这家企业引进到浚县。从改革开放之后，招商引资就一直是各级政府的重要工作，中国要发展，缺的不是别的，正是企业的资本金，而希望集团从无到有，做得那么大，一定有它的过人之处，显然这是一个好的招商对象。不过官员们作为一地总管，考虑得自然要多些，关键是政治影响。引进一家私营企业，会不会有问题？所以到1992年之前，这种想法一直只是停留在纸上和脑海里，而当邓小平同志通过“南方谈话”把闸门打开之后，浚县的官员们就开始行动了。他们找到已经把总部搬到成都两排简易房里的希望集团，要求与刘家兄弟合办一家饲料厂，具体是由他们出土地，刘家兄弟出资金和技术。
河南浚县的官员们能这么看事情，证明他们确实很有眼光。如果单从表面上看，刘家兄弟的企业实在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他们的工厂实在太土，规模不大；办公室实在太小，一点也不豪华；汽车也实在太旧，而且不是名牌。不过他们工厂的赢利能力很强，事业心很重，关键是算账够精明。
而对于刘家兄弟而言，有政府出面，使由刘永行和刘永好执掌的希望饲料的投资风险降低了不少。但是周围的朋友们还是警告这两兄弟多考虑一番，熟悉河南的人告诉他们，河南较之于四川，关键的区别在于粮食价格。四川是人口大省，人多地少造成局部的粮价相对较高，希望饲料由于采用集中采购的方式从外地运入原料，所以饲料价格通过工业化的制造环节可以比粮食还便宜，同时四川又是养猪大省，所以饲料企业只要上了规模生产的水平线，农民购买其饲料的热情就非常高。而河南是粮食生产大省，人均耕地面积大，单位投入低造成粮价便宜，要改变河南农民的养猪模式绝没有四川那么容易，饲料企业的生存，可能会难得多。
这其实是产地销售方式决定了企业的风险所在。正是因为饲料企业的供应范围有限，所以才有这种风险。不过既然刘永行和刘永好已经定下了向全国进军的目标，送上门来的机会怎容放过。负责管理的刘永行估算了可能存在的风险，认为可以接受--他认为在河南，希望饲料的机会还有。他当即与浚县官员们达成了协议，双方共投入总资本300万元，希望出现金93万元，浚县政府出42亩土地作价132万元，希望的核心技术和品牌作价75万元，注册成立了中原希望饲料有限公司，迈出了希望成为全国性公司的第一步。
其实如果环境再好一些的话，刘永行和刘永好可以采用更为保险的方式来完成他们的全国化。对于产地销售的企业而言，跟随战略是最适合的。在工商业领域，我们看到的大量“双子星”现象就是跟随战略的一种表现。当弱势企业在各方面条件都不如优势企业的时候，跟随优势企业布阵，是最省钱的办法。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肯德基的边上会有一家麦当劳，就是一个典型。这其中的后进者，省去了市场调查费用，免去了一部分风险。因此对于刘氏兄弟来说，跟随他们的老对手正大饲料前行，无疑会更进一步地降低风险。
在与浚县政府官员的交流过程中，刘永行明白了他们的动机。此时大量处于竞争中的国企，包括浚县自己的饲料厂也是如此--他们已经败下阵来，成为政府的麻烦，其资产和人员，正要寻找出路。官员们认为此时如果能引进优势企业，比如与希望合作，那就一定会有很强的效益出现。而刘永行却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大机会，与国企合资--这是除了希望饲料配方以外的真正大商机。
这一发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刘家兄弟最大的战略。在接下来抢夺市场良机时，他们采取的最有力措施，就是改造濒死的国企。这在另一位国内企业领导人张瑞敏那里，被上升成“休克鱼理论”，甚至被收入了哈佛的教学案例。不过作为民企的刘永行此时没空搞什么理论，他要的是机会。
有了重庆希望和绵阳希望的复制过程，刘永行再做中原希望也不是难事了，原先的小心翼翼，变成了现在的高歌猛进。一年之内，中原希望落成投产。而业绩最好不过地说明了刘家兄弟在“让利于农民，服务于社会”的理念下采取的紧管理方式给希望饲料带来的扩张效益。作为第一家出川的工厂，中原希望改变了当地大批农民的养殖模式，这种效应的累加使得这家工厂一年就收回了成本，到1994年它的赢利达到400万元。
进军上海的前奏
既然怀有把自己的企业做成一个全国性公司的目标，刘永行自然也会把一个真正的地域放在心上，这个目标就是上海。
作为真正的工业城市，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之都，也是企业家的冒险乐园。任何一家全国性公司如果没有攻占上海市场，那就不能算完成了自己的商业旅程。
不过这其实都是后话，在刘永行创业的年代里，上海正在面临它最落魄的时期，计划经济的束缚使得这颗东方明珠蒙尘已久，甚至连自己周围的两个小兄弟--江苏和浙江在经济上都试图超越它。
远在四川一隅的刘永行可没有那么复杂的想法，他只是本能地向往上海，小时候的大白兔奶糖、永久牌自行车和上海牌手表，都使得他对上海的工业有着深刻印象，另外去上海还意味着巨大的华东市场。这多少就像高山之于登山者一样，山就在那里，所以他要去。
之所以要详述刘永行到上海投资的过程，是因为我们可以准确地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刘永行是怎样完成一个关键性项目的筹备过程的。相对于前面的两个项目而言，上海是最为艰难的攻占高点，但也是它，将使得希望集团，以及后来单独由刘永行统辖的东方希望集团成为一家真正的全国性公司。
但上海绝不是浚县，它绝不会向刘永行走来，必须是刘永行走过去。他能走得过去吗？
第一个困难在于刘永行与上海毫无关系。人们都说，在中国做生意必须靠关系，这个关系曾经令很多外国人困惑，也困扰了很多创业者，怎么才能找到自己的关系？
刘永行开始千万百计地寻找他与上海之间的关系。他的方式是这样的，因为当时希望饲料在四川已经有些声望，管理上的优秀使得四川各个企业都有来参观的。当时好的企业都有人参观，但少的是像刘永行一样把这种关系运用到生意中去。
刘永行看中的是三线企业，所谓三线企业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领导人从国家战略角度出发考虑的一种企业产物。当时的中国政府对形势总的判断是要准备打仗，因此把分布在沿海地区的大量重工业和军工企业都迁移到内地，其中有一批就到了四川。在这些企业内迁的过程中，有一大批技术人员被一起迁了过来，刘永行知道，这一批人里有相当一部人是上海人，刘永行试图从这里找到他与上海之间的联系。
这样捞线索的几率不会高于大海捞针。不过找多了，机会自然会来。1991年，四川峨眉电子厂组织员工来新津老厂参观，刘永行知道这是一个内迁的三线企业，所以特别留意。平时这样的事情都由工厂的办公室出面接待，这一次，刘永行亲自出马了。在参观的过程中，他留心打听来者中间有没有上海人。
就这么简单一找，刘永行和上海之间的联系就建立起来了。这个人叫张泉生，是刘永行占领他未来的工业中心高地的最初信使，这位当时即将退休的老技术人员当下告诉刘永行，自???准备在退休之后回上海嘉定老家。于是在峨眉电子厂的参观结束后，刘永行私下找到了他，也就有了接下来一段关系到一个中国未来大公司命运的谈话。
刘永行问：“您看我们到上海去办一个饲料厂能不能行？”
其时张泉生已经参观完希望新津老厂，从一个企业人的角度，已经完全读懂了这家企业的竞争力，于是回答说：“一定行的，你们的饲料在四川卖得这么好，到上海也一定可以的。上海那边的农民很富裕，有很强的购买力。”
显然，这就有了谈下去的基础了。刘永行又问：“可是我们在上海一点关系也没有，到了上海之后不知道怎么办，您能给我们联系在上海办厂的事吗？”
看起来张泉生是个热心人，但帮刘永行联系办厂毕竟是件大事，所以他想了想，说：“这个事情我没有一定的把握，但我有个亲戚在上海嘉定县当工业局长，说不定可以帮上你们的忙。”
接着刘永行马上又问：“那你看帮我们联系这个事情需要多少钱？”
张泉生说：“我个人倒不需要，但我到上海如果要联系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会有一点车费住宿费之类的钱要你们报销，估计也不会超过100块钱。”
刘永行当即把口袋里装着的500块钱全部给了张泉生，说：“那你就先拿上这500块钱，回去的时候一定帮我留意这个事情。”
刘永行后来回忆说，从张泉生身上，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上海人的特点。上海人精明，什么事情都要算账，而且愿意把什么事情都搞得清楚明白。当时张泉生还要给他打收条，被刘永行婉拒了。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500块钱花出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如果张泉生不收钱，他对这件事情就不会抱希望，就算他收了，刘永行也觉得只是有一点希望而已。
但最后让刘永行大喜过望，过了一段时间，当他已经把这件事情放在一边的时候，张泉生从上海给他写来一封信。张泉生在信上说，他通过自己的亲戚辗转找到了上海嘉定县马陆乡的一个党委书记。这个党委书记其实早就从报上知道了希望集团，他们愿意与希望集团合作，因为马陆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养猪场，附属有一个自己的饲料车间，当时已经因为亏损而无法办下去，所占的土地有50亩。刘永行当即通过电话与这个党委书记反复讨论办厂的可能性，双方达成的共识是可以合资办一个饲料厂，马陆方面对土地和饲料车间的现有设备估了个价，是200万元人民币。
这给刘永行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给他决定最终把他自己后来的东方希望公司总部迁到上海打下了第一根桩，他显然认为上海人还是非常守信的。
谋划
办大事者，除了果断和毅力之外，还有一个必须的条件，就是大处精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