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这本书断断续续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有的文章是前些年就写成或讲过的，所以其中的叙述和数字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书名定为《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是考虑到我大学毕业至今，一直从事外交和外事工作，没有中断，更没有改行。转眼45年了，应该说，经历的事很多，接触的人无数，有意义的、值得记录下来的故事不少，但由于能力、精力或其他因素所限，全面、系统、详细地去写做不到了。只能想到什么、什么给我的印象和感悟较深，就写下来，什么体例、文式之类的讲究想得不多。几十年忙于工作，从来就没有打算以后出书，平时也没有在意积累材料，真要回忆成文，还真费了点劲。
书中记录的事件和活动，多数是我亲身经历的。记忆深处的人物，也是我比较熟悉的领导或朋友。书稿的文字远非精美，但我是用心写事、用情写人的。因为，那些过往的事使我得到了锻炼和提高，那些接触的人给了我启迪和教益。在人物特写的章节中，有的似乎与外交和外事没有直接关系，而我把它们放在“外交人生”的大题目下介绍给大家，是想说明作为外交人员应永远不忘向一切美好的事物学习。
这本书不是回忆录，因为书中讲到的事只是我亲历的一部分，感悟和体会也谈不上全面、深刻。我自知没有资格也没有条件纵论天下大事，书写新中国的外交风云，只是选择自己经历的某些片断作点追忆而已。
写这本书得到了不少领导和同事的鼓励和帮助，也受到外交部“前外交官联谊会”和“外交笔会”的启发，没有这一切我的书是出不来的。
刘云山同志为我题写了书名，我是很感激的。我知道，他很少给人题词，题写书名几乎也是破例的。他是我敬重的良师益友，虽担负要职、工作繁忙，但对我一直非常关心。题写书名是他对我的鼓励，我很珍惜。
许嘉璐同志和盛华仁同志是我在全国人大工作时的老领导、老朋友，多年共事，相识相知，给予我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春节后，我将书稿送请二位审阅并希望他们为此书写点什么，我是怀着冒昧和忐忑的心情提此要求的。使我意想不到的是，二位竟不厌其烦地通读了我的书稿，又分别约我作了长谈。嘉璐同志写了序，华仁同志作了评介，真诚而中肯。听了他们那些过誉的话，倒叫我惶恐不安了。
曾建徽同志是新闻战线和外交战线上我敬重的前辈。我与他相识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时经常就一些外事新闻报道一起切磋。2008年，我仔细拜读了他写的《中南海纪事》、《议会外交--交流与交锋》等著作，受益匪浅。
李肇星同志和我都是农家子弟，走上外交之路的经历非常相似，他是我的亲密同事和朋友。他人品质朴、性情坦荡、知识渊博、办事干练、才思横溢，这都是我应该学习的。
建徽、肇星为此书出版写了热情洋溢的感言，我会永远记住他们对我的鼓励和信任。
刘济民同志与我不是兄弟胜似兄弟，同乡、同龄、同学、同事、同好等多层关系把我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真可谓“两小无猜”、志同道合。他一直鼓励我把经历的事写下来。这本书从创意到结构、内容、风格，他都提出了不少独到、新颖的建议。这本书的问世，有他的一份心血。
感谢中办秘书局《秘书工作》杂志社总编辑慈爱民同志和其他编辑的帮助，是他们帮助我审阅了十多篇关于当好秘书、做好机关工作的体会文章，使内容和文字更加通畅和严谨。该杂志从2008年10月起开辟《老秘书谈心录》专栏，连载我的文章。对我来说，这又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
在此我还要提及我的几任秘书，他们是这本书最初的读者和“评委”。在撰写过程中，他们帮助我回忆、核实各种细节，弥补了书稿的欠缺。我平时习惯用铅笔起草文稿，二十多万字的东西，都是秘书杨志伟同志一个字一个字用电脑打出来的，我不断写、不断改，他不断打清、不断核对，非常辛苦。
在《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一书付梓出版之际，??应感谢的人很多，虽然在此不能一一提及他们的名字，但我会永远铭记。友谊天长地久。
2009年2月28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