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他同美国人谈台湾、达赖问题，讲到问题的症结和敏感性时，他所表达的观点很明确、很尖锐，一点也不含糊，但是没有给对方咄咄逼人的印象，会见之后美国人同我们工作人员讲：你们的领导人真厉害，他没有用一句吵架的言辞，但已让你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使你不得不去思考。
2006年5月，达赖窜访智利，总统不见，参议长不见，也不准达赖在参议院活动，但众议长不听我们的劝告见了达赖，还为达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吴委员长访问智利时同众议长见面，他没有去批评、责怪对方，而是心平气和地讲道理，重点谈了“西藏问题”，强调了以下几点：一是达赖不承认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是达赖从根本上否定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谋求建立所谓的“大藏区”，甚至扬言要把其他民族迁出“大藏区”；三是达赖不承认并要改变中国宪法规定的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其目的是恢复“政教合一”，恢复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这充分说明达赖不是什么宗教领袖，而是一个政治流亡者。我们与达赖集团之间不是宗教和文化的分歧，而是分裂和反分裂的斗争。希望拉美议员和政要认清达赖集团分裂主义的本质，对达赖集团的政治图谋保持警惕，不与达赖集团发生任何形式的官方关系，不允许达赖集团利用议会等场合进行分裂国家的活动。
从智利众议长的表情看出，吴委员长直率的陈述，言之凿凿，出乎他的意料。事后他对我方人员说：看来吴邦国委员长知道我见过达赖，他的谈话我听明白了，有的情况我是第一次听到。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事实我不怀疑。
智利参议院外委会主席穆尼奥斯访华前有一段插曲。台湾当局知道此人可能是下任参议长或其他显要职位的人选，决定花钱邀请其夫妇访台，企图把他作为台湾在智利议会的一个突破口。吴邦国委员长访智时穆尼奥斯参加了接待，他很有礼貌，但表情不太自然，因为有访台这件事，觉得对我们不好交代。我国代表团会同我国驻智大使，在智友人配合下耐心做工作。吴邦国委员长和代表团成员对他态度诚恳，以礼相待。
根据代表团领导的指示，我同穆尼奥斯进行长谈。我说：台湾当局花一点小钱把你请去，是有政治目的的，是想用你来作宣传，我劝你别上当，不要去了。我半开玩笑地说：等两岸统一了你再去，我陪你。我还告诉他全国人大邀请他访华，什么时候去都行。他略显惊讶，但又说得罪台湾恐怕不好吧，签证、机票都办好了。我说机票可以退，签证办了不去也是常事。他说回去再想一想。不多久他答复说不去台湾了，想近期访华。我说：没问题，我给你操办这件事。
吴委员长访智后不久，在我方精心安排下，穆尼奥斯和夫人访华，走了许多地方，效果非常好。在华时他对我陪同人员说访台那件事不必再提了。
此后我去巴西圣保罗参加拉美议会年会，又见到了这位智利朋友，他和我热情拥抱，非常激动，还给我介绍了不少与中国未建交国家的议员。他说：请你们把我当做朋友看待，今后我要帮助中国人大与拉美议会发展关系，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用事实说话
面对面做工作，要学会以理服人，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而不强加于人，这是做外事工作的一个原则。
外国人不可能千人一面、众口一词，对我国的了解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某些人对我国的偏见根深蒂固。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战略、能源政策、国防政策很不了解，但又妄加评论，无端指责，用其固有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看待中国的事情。我们同他们的对话有交流，也有交锋，有斗争。我们做工作对有些人可以起到增信释疑的作用，但对另外一些人效果则不大。尽管如此，遇到做工作的机会不能放弃，要学会寓论辩于说理之中，要沉得住气，让对方感到虽然不能接受我们的观点，但也没有理由无视我们的立场。
交流时除了讲道理外，还要善于用事实和数字说明问题，增强说服力。比如，针对外国人对我国和平发展战略缺乏了解的情况，我们不妨多用数学的技巧，既讲总量也讲人均，说中国经济总量很大，但人均水平很低，在世界的排序中位居百名之后。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但2005年中国人均GDP不到美国的1/20。中国农村有2300万贫困人口，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居民有2200多万人，每年城市需要就业的人口达2500万，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始终是中国的首要任务。这样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有的欧美人士???，他们的脑海里关于中国的印象是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无法想象中国还有这么多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下次访华时希望到西部看看。
针对西方国家对我国能源战略的误解或指责，我们用事实加以澄清。告诉他们：中国能源自给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比美国高30个百分点，对外依存度仅为6%。2005年，中国人均石油消费量为0.242吨，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美国的1/13、日本的1/8；天然气人均消费量约为世界的8.5%、美国的1.6%、日本的5.6%。2006年，中国石油净进口1.45亿吨，占全球原油贸易量的6.4%，而同期美国净进口达6.05亿吨、日本为2.42亿吨，分别占全球原油贸易量的26.7%和10.07%。面对质疑，我们直言：没有人说那些消费水平和进口水平高的国家对世界能源安全构成威胁，反而说这两方面数字都低的中国构成了威胁，这显然是不公正的。有的美国议员说，这些数字他们是头一次听到。
2006年12月，我国发表了《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这份白皮书成了美国众议院军委会代表团来访时同我方讨论的一个主要议题。代表团有人说，中国的防御性国防政策正在改变，国防军费增加令美方关注。我们告诉他们，2005年，中国年度国防军费相当于美国的6.1%、英国的52.95%、法国的71.45%、日本的67.52%。中国国防军费人均数额为107607元人民币，是美国的3.74%、日本的7.07%。当我们摆出这些数字时，对方无言以对。看来，摆事实、讲道理，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对当前国际问题研究的几点思考
进入21世纪，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国际环境总体稳定的大局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为我国充分利用战略机遇期提供了宝贵的机遇和条件；二是世界形势仍不安宁，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错综复杂的新旧矛盾和冲突，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也给我国的发展和安全带来诸多难题和挑战。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由此看出，我们的党是站在时代的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的高度来看待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课题并提出我国外交的宗旨和根本任务。有鉴于此，我们从事外交工作或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人员，都应把观察、分析问题的视角，对准那些影响国际大局及对我国发展战略和根本利益至关重要的问题。
就此议题，我有几点思考。
一
以我看来，当前我国国际问题的研究方向和涉及的领域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着重研究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基本走向和当前形势发展变化的新特点，围绕单极和多极的斗争、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竞争、不同文明交流与国际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国际战略安全和人类面临的安全挑战、国际协调合作和围绕国际秩序的斗争，特别是大国的协调合作和战略竞争及矛盾，研究的重点是美国的战略动向和政策调整。
二是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一方面研究中国因素在牵动国际关系格局演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客观看待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从多侧面分析机遇和压力、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三是我国的国际战略、外交谋略、外交布局【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多边】、应对国际事件的政策。研究的主线是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国际“和平、发展、合作”大局的互动及如何更好地将其统一起来的问题。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