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谁都希望这不只是两个奥运二三十天产生的短期效应，而应成为深植心田、恒久长远的道德意识和修养。清华大学一位教授说，礼仪教育要与人格教育和道德教育相辅相成。只有我们在内心真正树立讲道德、讲文明的意识，才有可能向世人展现出最美的微笑。这话讲得很贴切，因为讲文明、懂礼仪不是做给谁看，更不是只做给外国人看，而是个人文明素养的自然体现，对内对外一个样。
北京奥组委奥运会前推出《北京奥运会志愿者培训教材》，将礼仪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宽容、敬人、自律、遵守、适度、真诚、从容、平等”，我认为这16个字归纳得非常好、非常妙。我理解，这不仅是对志愿者和其他涉奥人员的要求，而且是对全社会都有参照、借鉴价值的行为规范。奥运会期间如此，奥运会之后同样应该如此。
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精彩是多方面的，然而在每个参与者身上体现的16字精神和境界是万万不可忽略不提的。两个奥运会集中彰显的礼仪文明，应成为一种永恒的精神财富延续下去，使之不断巩固和发扬光大。我，作为一个老外交人员，对此感同身受。
06涉外交流 Shewai Jiaoliu
◎外交辩争和交锋的艺术
◎沟通和交流的技巧
◎以情动人，深交朋友
◎既要见物，更要见人
◎对当前国际问题研究的几点思考
外交辩争和交锋的艺术
外交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从毛主席、周总理那时起，我国领导人就很重视做各方面人士的工作，不分左、中、右。
周总理对外交部的同志经常讲，要实事求是看问题，对外国人要加以分析，不要先入为主，过早地轻率定性。不能把问题简单化，非此即彼，非友即敌，这样划分不科学，逻辑上也讲不通。友好与不友好要用具体事实说明。工作做得好，不友好的会慢慢好起来；本来比较友好的，因为我们工作没有做好，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也可能变得疏远，不友好。
周总理的这番话使我联想到我们今天同美国议员的交往。美国国会有些议员对我国不友好，但这些人又身居要职，我们虽然不喜欢，还是要跟他们打交道。
围绕《八·一七公报》的斗争
多年来的经验表明，在对外工作中，要敢于和善于辩争，努力化解矛盾。围绕《八·一七公报》的斗争就是一例。
中美建交的第二年，即1980年，是美国总统竞选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发表了许多对华不友好的言论，并写入竞选纲领。8月22日邓小平同志会见专程前来进行解释的副总统候选人G·H·W·布什时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从中美建交公报后退的言行。如果里根关于对华政策的讲话和竞选纲领中的对华关系部分付诸实施的话，必将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如果以为中国有求于美国，一旦里根竞选纲领中的对华政策付诸实施，中国也无可奈何，那完全是妄想。小平同志的表态义正词严，为解决美售台武器问题的谈判定了基调，指明了方向。经过艰苦的谈判和较量，1984年8月17日，双方签署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这是双方历经两年多针锋相对的斗争得来的。
2006年，我们曾接待了美国的舒默、格雷厄姆等三位议员，他们是舒默议案的提案人和联署人，扬言要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征收27.5%的关税。当时，我们人大会同政府有关部委全力以赴做工作，总的看效果不错。当然，我们不可能指望通过一次访问就改变这些人对中国的偏见，但至少能让他们实地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和政策主张。舒默等回美国后不久，国会决定推迟舒默议案表决的时间。
转化工作不容易，特别是让那些顽固派彻底改变立场是不现实的，但至少可以遏制他们的反华气焰，使其变得收敛一些。我们的着眼点之一是争取那些对我国虽不甚了解但不存偏见、不怀敌意、愿与中国发展合作的议员，扩大积极面，缩小消极面。总的来看，当前美国国会涉华形势虽仍严峻，但对华友好力量在扩大。凡是来中国访问过的议员和议员助手，或我们在美国接触过的议员和议员助手，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尽管工作困难很多，但我们应该树立信心。
对外交往中，我们会遇到很多问题、很多难题，这是回避不掉的，要因势利导，多做工作。2006年5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她问温总理：中方能否与达赖喇嘛直接对话？她还说：我曾见过达赖，他担心西藏文化消失，因为西藏的汉人太多了。温总理说：我们同达赖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他身边的人，包括他的兄弟都曾多次回国。我们与达赖直接会谈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达赖必须放弃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声明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二是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条件，因为这是历史事实。如果达赖停止反华分裂活动，我们就可以与他就其地位问题进行商谈。我曾经去过西藏，如果有机会，也希望总理阁下能去西藏，这样你就可以看到西藏文化得到了应有的保护。如今西藏的寺庙甚至比“文革”前还要多。
默克尔访华和布莱尔接待温总理访英，会谈时对方都提及人权和新闻自由问题。默克尔说，目前德方有两个问题仍有疑问：一是中国???民自由获取信息的问题，如对“谷歌”网站的限制；二是中国对劳改制度进行改革的情况。布莱尔说，国际上对中方出台限制外国新闻机构在华报道的规定十分关切，普遍认为此举严重损害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
温总理据实一一回答。他说，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很快，网民现已超过1亿人。如果默克尔总理有空上中国的互联网，你会发现获取信息很自由。在人代会期间，网上有约40万网民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有的还很尖锐。中国公民的言论、结社和获取信息的自由是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的。同时，宪法和法律也要求中国公民自觉维护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遵守法律，中国将采取符合国际惯例的办法加强网络管理。温总理对布莱尔说，有人说中国限制外国新闻机构的报道，这完全是一个误解。中国对外国新闻媒体和资讯机构开放的政策没有改变。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外国媒体和资讯机构新闻报道的自由和权利，同时希望并相信外国媒体和资讯机构能够遵守中国的法律。此外，财经、商务信息在中国畅通无阻。
从上述对话可看出，交流的前提是坦诚，共同点要谈，分歧不能回避。遇到敏感问题，面对误解和指责，要敢于直言，善于辩争，力求增信释疑，化解矛盾。
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吸取营养
外交工作纷繁复杂，有交流，也有交锋，要学会运用外交策略，讲求外交艺术。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前，在浩繁艰巨的对外工作中，既准确把握外交战略，又娴熟运用外交策略，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外交实践。
讲求外交艺术的无数案例闪耀着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光辉。比如，“见机而行”，就是说外交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采取一个外交行动，或就某事作一个重要表态，要把握时机，早一步不行，晚一步不行。时机不到，不能心急，有了机会，绝不放过。时机的把握在外交工作中十分重要。成语说“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就是说要掌握好时机。同外国就某个问题进行谈判时，我们的底线不能一下全盘托出，要根据谈判的实际情况适时亮出或作必要调整，以掌握主动。
“后发制人”，就是说我们不去挑起争端，不去激化矛盾，“不打第一枪”，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我们同美国国会议员交流中的一些争议，无一例外地都是美方首先挑起的，我方是被迫“应战”，但这种“应战”不是消极的，我们是依理据实回应。
“退避三舍”，是说事情发生后先忍一忍，退一退，给你警告，如果你对警告置若罔闻，得寸进尺，气焰嚣张，再警告，但是事不过三，忍耐是有限度的。
“弯弓不发”，意思是指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留有余地，必要时藏一手，有备无患。
“求同存异”，是讲在不失大原则、不伤及我国根本利益的情况下，作某种妥协和让步。把分歧挂起来，坚持共同点。大同中有小异，大异中有小同，要善于去发现，去捕捉。有异是正常的，没有异还有什么对话的必要呢？求同存异是外交工作中的一条普遍原则。
在一定意义上讲，外交就是通过国家间的交往增进了解、求同存异、扩大共识、缩小分歧、化解矛盾、发展共同利益，其中，求同存异是实现其他各条的前提。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万隆会议取得重大胜利，原因之一就是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获得了与会者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为新中国弘扬了国威，赢得了友谊。
沟通和交流的技巧
做秘书工作与做外事工作相比，有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比如在对外联络、沟通协调、工作交流等方面，就有很多方法和技巧是相雷同的，可以互相借鉴。这里，我结合多年从事外事工作的体会和经验，谈谈如何与对方交流，如何抓住双方认识上的契合点。
我们做外事工作，谈话技巧很重要。中外交往中，立场针锋相对、从头到尾吵架的谈话或谈判是不乏其例的，但多数还是友好对话。如果一开始就讲分歧，交流的气氛就会很消极。因此，尽可能寻找双方认识上的契合点就显得十分重要。
领导人会谈时的沟通艺术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2006年10月上任伊始来华访问，他到北京时正好雨过天晴，会见我国领导人时，他的开场白有一句话：“今天北京雨过天晴，相信日中关系也会‘雨过天晴’。”安倍拜会胡主席时说：“在此重要时刻，两国领导人如何判断，能否建立互信，关系到今后几年日中关系的发展，双方应面向未来，将日中关系推向新的水平。”胡主席表示：“我与你有同样的心情，也希望中日关系‘雨过天晴’，呈现新的局面。”胡主席以此为切入点，呼应安倍“面向未来”的表态，阐述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主张，明确指出：中日关系出现困难的症结，是因为“你的前任”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伤害了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安倍认真地听取了胡主席的谈话，表示日方高度重视胡主席提出的关于中日关系的十六字方针。
安倍与温总理会谈时讲道，“两国首脑应经常坦率对话，建立牢固的信赖关系，实现战略互惠”。温总理回应说：日本有句名言“信为万事之本”，中国也有一句成语“言必信，行必果”，可见我们两国的先人有类似的理念。我真诚希望并相信阁下的访问有助于推动两国关系走上正轨，从而使你的中国之行成为一次历史性访问。安倍点头，对温总理的讲话报以会意的微笑。
此后不久的2007年1月，温家宝总理出席在菲律宾举行的第十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与安倍首相再度会晤。这次会晤是在中日关系既有积极改善，也有消极因素，基础仍较脆弱的情况下进行的。温总理抓住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的重要契机，在安倍访华时双方形成的共识基础上，重点围绕妥善处理历史问题、维护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中心议题做工作，敦促日方作出努力，不使中日关系大局再次因历史问题而受到干扰。安倍表示，日方将虚心对待过去那段历史，将从政治层面促进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相互理解，不使这个问题成为两国关系的重大悬案。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政府将坚持在日中联合声明中所表明的立场，不会有任何改变。
我国领导人同美国领导人谈话时也都把双方的共识作为切入点，强调中美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共同点远远大于分歧，保持和发展中美关系的良好势头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2006年7月，胡锦涛主席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出席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对话会议时，与布什总统举行会晤。谈到经贸问题时，胡主席说他4月访美时，双方都表示要按照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妥善处理经贸关系中的问题。中方已采取切实步骤，解决美方的合理经贸关切，包括已如期于6月底恢复进口美国牛肉，希望美方重视并解决中方的关切，放宽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为中国企业赴美开展贸易投资活动提供公平环境，劝阻国会通过有损两国经贸合作的议案。
布什说：对中国成为经贸强国我不感到害怕。我认为，中国是巨大的经济发动机。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利于扩大美国产品的出口市场，美中经贸关系是互利双赢的。美方重视中国在市场准入和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明确表态，愿不断扩大美中经贸关系。布什还特别提到最近任命熟悉中国情况的保尔森为财长，要求他在两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解决美方的关切，二是防止美中经贸关系朝对中方不公正的方向发展。布什还对中国恢复进口美国牛肉表示感谢。
胡主席进而指出，中国的发展是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国为世界提供市场，为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并为世界各地的投资者提供创业赢利的机会，因此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是机遇，而不是威胁。
上述几个例子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对话的目的是增进了解、缩小分歧、扩大共识。找到双方认识上的契合点，是保证对话成功所必需的。
我在对外活动中的实践与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