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让整个社会重新了解企业家、重新认识企业家、重新掂量企业家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就显得特别重要。今天的企业家与过去的资本家、款爷不同了，他们是真正的时代英雄。许多企业家在创业的过程中牺牲了健康，牺牲了家庭，牺牲了人生很多珍贵的东西，用自己残缺的人生换来了相对完满的企业发展，为社会养了更多的人，交了更多的税，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如果这种奋斗只是为自己赢得了一种值得成为犯罪目标的资格，换言之，如果一个企业家为了企业发展不断进行自我牺牲、自我伤害，而一旦成功，最终为自己赢得的不过是可能的更大牺牲、更大伤害--暴力犯罪的话，岂不是太荒唐可笑了吗？谁还愿意继续做这样的企业家？
事实上，这种荒唐可笑的逻辑还在我们身边不同程度地延续，勇于直面这两种伤害的企业家也仍然有增无减。有道是，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让我们在这里为我们的企业英雄们祈祷吧--一路走好。
“驴子”与“孩子”
《中国企业家》2000年6月第6期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传统企业与网络公司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像是驴子与孩子的差别，在股票市场上审视它们尤其如此。
人们在评价一头驴子的价值的时候，虽然也看它明年后年还能不能干活，但更看重的是它昨天干得怎么样，今天的状态如何。评价一个孩子就不大相同了。
首先，对一个孩子除了看他直观上是否漂亮、可爱，是否聪明、健康之外，要知道他是否真的有出息，是否真的出类拔萃、出人头地，一切都还需要明天来证实。其次，一个孩子不管表现出多么出奇的天分，他都是需要不断投入的，甚至一个孩子越出色，可堪造就的地方越多，大人们寄予的期望就越高，需要的投入也就越大，直到他终于长大成人，至少能够养活自己时为止。第三，就因为明天还很遥远，尽管“伯乐”们自古就有“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箴言，但谁也不敢对未来打保票，谁也不敢说长大了哪个孩子一定当总统，哪个孩子一定做小偷。正因如此，大人们虽然个个望子成龙，但很少有人雷打不动坚决把自己的孩子当未来的总统培养的。
股票市场和风险投资改变了培养“孩子”的逻辑。
原来，股市上拥挤的都是“驴子”，股民们虽然也常常看走了眼，但“驴子”与“驴子”毕竟没多大分别，所以一切差异和悲喜剧都在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范围之内。突然有一天，一群据风险投资商说将来会统治天下的“孩子”在美国的纳斯达克披挂上市了，这些“孩子”因为饭量奇大，长得奇快，所以要吃百家饭、穿千家衣，将来做了皇帝，吃过谁家饭、穿过谁家衣就认谁做爸爸。于是乎，天下人争做未来皇帝的爸爸，千家金、万家银一起来装点想象中的“王子”，真“王子”固然衣食无忧，假“王子”也变成真“王子”了。又因为第一批争做皇帝爸爸的人在更多的后来者那里得到了丰厚的报偿，于是又有越来越多的人争做真真假假的未来皇帝他爸，直到有人猛然意识到似乎“王子”太多了，继而发现有些不但不是“王子”，甚至是纸糊的、泥塑的小假人，连“驴子”也不如的时候，才惊呼上当，股市一落千丈，一大批争做皇帝爸爸的人作鸟兽散，转而重新研究起“驴子”来。
这里的整个比喻，显然把问题简单化了。但把网络公司比做需要精心呵护的有血有肉的孩子，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揭示了目前正困惑着许多人的问题的要害所在，即养育孩子需要的巨大耐心和非功利性如何与商业投资的产出最大化乃至急功近利的本性相结合。结合好了，各得所需，彼此满意；结合不好，则舍了孩子喂了狼，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们的建议是，在全世界都在进行这场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时，既不要嘲笑“驴子”，说它落后于时代；也不要对“孩子”竭尽催生、催熟之能事，弄出一大堆怪胎和畸形儿来。“驴子”和“孩子”都是生命的有机体，只要我们像尊重生命那样尊重它们各自的特点和规律，终将得到应有的报偿。
谁心疼柳传志？
《中国企业家》2000年2月第2期
人们一度把柳传志和倪光南之间的矛盾，归结为企业家与科学家之间的矛盾，这其实是个天大的误解，因为你很难找到比柳传志更尊重和推崇科学家的企业家。可以说，柳传志之所以给自己种下“祸根”，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违反企业规律，在联想集团人为地塑造了一个“绝对正确”的科学家象征性人物。而当这个远非“绝对正确”的人物一旦不愿停留在象征性意义上时，无穷无尽的麻烦就来了。
在柳倪之争的刀光剑影中，我们定睛看一看，会注意到刀光与剑影都是从一个方向发出的，都是对着柳传志的。而柳传志本身，则像是一个怀抱爱子的母亲，只有左躲右闪的份儿，实在躲不过去便背过身挨上几刀，但绝不敢让孩子稍有闪失。
这个“孩子”当然是联想。中国改革开放20年，千锤百炼中凝结而成的像联想这样的企业奇葩在全国是屈指可数的。谁都知道联想对于国家、对于社会，更不用说对于联想的股民和联想人自己的价值。同样，谁都知道柳传志对于联想的价值。既然都知道，那么，在柳传志为了联想不受伤害而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时候，大家在干什么？社会在干什么？柳传志心疼并不真正属于他的联想，谁在心疼柳传志？
在众多有成就的企业家中，柳传志的性格属于非常罕见的“完美型”。作为行业领袖一般都是打杀出来的，联想却几乎从未树敌；作为商界巨人一般都是不拘小节的，柳传志却时时小心、处处谨细。不管是人品还是能力，无论是远观还是近察，很少有人能够对柳传志说三道四、飞短流长的。大概也正因为柳传志相对“完美”、谦和的性格和做事情的滴水不漏，在没完没了的告状与调查中他才得以幸免于难，联想集团才得以幸免于难。问题在于，更多贡献卓著的企业家远没有柳传志那样的隐忍和圆融，论能力和贡献，他们中或许也有人能称得上大大小小的“柳传志”，若论性格和行为方式，其中可能就不乏李逵、张飞了。柳传志性格的“柳传志”们尚有较强的自我保护能力，李逵、张飞性格的“柳传志”们又该由谁来保护？须知，这两种“柳传志”都是企业和国家的珍宝啊！
由此观之，虽然联想的柳传志没有被告倒，但不排除其他企业已有一些“柳传志”中箭落马；联想的柳传志，心中有痛还有机会说出来，中箭落马的那些“柳传志”，心中再痛也难有机会述说了，这是多么大的悲剧。因此，我们应该想明白，不心疼“柳传志”们，就是不心疼每天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优秀企业，就是不心疼国家和我们自己。如果最该被心疼的人都没有人去心疼了，恐怕我们的某些规矩和习惯就真的该赶快改一改了。
21世纪的门槛
《中国企业家》2000年1月第1期
不要以为，翻开了21世纪元年元旦的日历，我们就轻松潇洒地进入了21世纪。不是的，21世纪的门槛很高，许多20世纪的人和企业是迈不过去的，至少是不能轻而易举地迈过去的。而迈不过去的人群中，也许就有你、我、他。
21世纪的门槛高在什么地方？首先，从大的方面说，它是人类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的分水岭，或者换一种说法，是人类资本文明与知本（知识资本）文明的分水岭，而这两种文明产生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差异之大甚至可以用“世纪鸿沟”这样一个概念来表述；其次，具体一点说，21世纪的门槛又是人类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分水岭，而传统媒体的传播是有疆域、有国界、可操纵的，网络媒体的传播则是无疆域、无国界、难操纵的，当传统媒体的受众还在饱尝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痛苦时，全球的网民们已在分享信息平等带来的快乐和各种果实了。再延伸一下说，网络浪潮将在全球范围内带来的信息平等，必然推动以信息垄断作为统治基础的国家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迫使统治集团极大地提高决策水平和政府机构的运转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否跨过21世纪的门槛不但是对某些人、某些企业的考验，同时也是对某些国家的考验。
当然，21世纪的门槛之高，可能远不只以上原因所造成，而且不同的人、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门槛要过。但正如西方一位网络大师所言：谁不上网，谁就将被留在20世纪。上网与否，的确容易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能跟上时代步伐、是否能进入21世纪的直观标志之一。
在这里，我们可能要注意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愚公式的固执，一种是智叟式的精明。固执如愚公者往往是排斥一切新事物、新思路、新方法，现代手段不用，全球视野没有，一条道走到黑，到头来山未挖平，人已吐血；精明如智叟者则苦活不干，累活不沾，每思一夜暴富，常盼金砖砸头，最后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算计一生，一事无成。理想的境界应该是，执著如愚公做事能脚踏实地，机敏若智叟信息能四通八达，两种品质，集于一身。如此，21世纪的门槛何愁不能轻轻越过？
就拿1985年创刊的《中国企业家》杂志来说，1996年年底开始第二次创业以来，我们已经像愚公那样自甘寂寞、无怨无悔地苦干了3年。原以为作为一批孤独的奋斗者，我们的良苦用心很可能被忽略，被社会上各种嘈杂的声音淹没掉。但我们错了，在度过最艰苦的1997年之后，自1998年以来，我们迅速被各界读者“发现”，“愚公们”给我们鼓励，“智叟们”为我们叫好，正是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愚公”与“智叟”身上各自的宝贵之处。“愚公”相信我们持之以恒必成气候；“智叟”则提醒我们抓住时机，把杂志的平面媒体优势转化为网上媒体的优势，千万不要错过网络快车。我们实在为拥有一大批“愚公”和“智叟”做朋友而感到自豪。
世纪之交，人心易躁。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我们热诚期盼中国的“愚公”和“智叟”们互为老师，取长补短，共同走向新世纪。
1999年
告别“无知之勇”
《中国企业家》1999年4月第4期
20年来的改革开放，一大批创业者是由于天不怕、地不怕的“无知之勇”而走向成功的。初生牛犊之所以不怕虎，并不是因为它有比老虎还大的力气，或是能找到制服老虎的办法，只是因为它不知道老虎会吃牛而已。而正因为它对老虎的这种“无知”，才敢于威风凛凛地穿过一片片人们盛传有吃人老虎的山林，从而找到了一处水草丰美的绿洲。而那些“饱学”的老牛们，却依然在山那边贫瘠的土地上苦苦地挣扎。
应该说，在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这种“无知之勇”是可贵的，甚至是走在前面的探险者们必备的一种气质。企业界不少神话般的人间奇迹就是被这样的一群“勇士”们创造出来的。当然，这些“勇士”和“初生牛犊”还不完全一样。他们的“无知”主要是指占有的信息不完全、不充分。在他们自认为掌握了关键信息之后，就开始毅然决然地出去了。而更多的人，则想等到万无一失后再付诸行动。二者相较，显然是前者的胜机更多。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把创业者的“胆识”看得比其“见识”、“学识”更重要的原因。
然而，如果说打天下首先靠胆识的话，要想长久地坐天下就必须“三识”皆备，昔日的“无知之勇”就必须变成今天的“有知之勇”。
遗憾的是，许多凭借“无知之勇”冲杀出来的创业者，昔日的成功使他们陷入了一种“盲目自信”的误区，在他们看来，昨天就因为“不信邪”才干了起来，成就了今天的事业，今天同样可以“不信邪”、“跟着感觉走”。岂不知企业的发展阶段变了，时代的要求变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也变了，都变了你不变，当然要被淘汰。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创业者有很强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主动地求知，积极地“充电”，不承想在自己吸收能力、分辨能力还不够强的情况下，门一下子开得过大过猛，被一股扑面而来的知识流、信息流所俘虏，“无知之勇”变成了“有知之怯”，失去了主动行动的能力。这同样是悲哀的。
因此，一个企业领导人要从“打天下”过渡到“坐天下”，从“创业者”转变为“管理者”，告别“无知之勇”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但需要提醒的是，就像素质太低驾驭太多金钱会被金钱毁掉一样，准备不足就去接纳过多的知识，“乱花渐欲迷人眼”，同样会被知识所累。
重新洗牌
《中国企业家》1999年1月第1期
又是辞旧迎新时。
过去的一年，不断听到企业界的朋友说，现在是“死老板的时代”。因为回头看看，那么多声名鹊起、大红大紫过的企业和企业家，都接二连三地倒下了，有些可能再也爬不起来了。那些生命力比较顽强的，大部分也是在苦苦支撑，昔日呼风唤雨、左右逢源的情形没有了，风光难再。
许多人发出疑问：中国的企业还要挺多久？还能挺多久？
其实，好过的企业还是有的，好过的企业家也是有的，而且可能越来越好过。来自这个阵营的一种声音说：有些企业和所谓的“企业家”天生就是“怪胎”、就是有致命缺陷的“畸形”，该死的死不了，该活的也活不好，倒不如死了干净。
反差之大，令人惊讶。
其实，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企业已逐步进入“重新洗牌”阶段。而更为重要的是，之所以要“重新洗牌”，是因为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强烈要求企业界建立一种新的游戏规则，并逐渐强制性地迫使每个企业、每个企业人都按照这种新的游戏规则办事。在此过程中，那些不适应新规则，或对新规则的到来缺乏准备的企业和“企业家”，自然会越来越难过，并最终难逃被淘汰的命运；而那些一直呼唤新规则、营造新规则，乃至一开始就是在新的游戏规则建立健全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企业和经营者，他们的心态是平和的，步伐是稳健的，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们从不担心“红绿灯”和“交通警”的出现会影响自己前进的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