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这些火攻中英双方打个平手的话，那么天朝在即将展开的战争中，就会马上露拙的。因为这些英船都是鸦片船，何况烧毁的更多是汉奸的船呢？即使是这样的战绩，得来也是相当不易的，林则徐对水勇，有许多奖励措施呢。连关天培的正规士兵在作战的时候，都得长官现场掏出赏银来，何况这些兼职士兵呢？所以为了充分调动民间壮勇斩杀洋人的积极性，林则徐贴出了诸多奖金布告：每杀白洋人者赏银二百元（有时是三百，有时是五百），黑洋人半之，斩首逆义律者银二万元（非常时期，价格浮动很大，义律最高标价曾达到五万元，让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这两个美国佬直感叹，义律那五万两白银的人头价在19世纪是一个国王的价格）。其下领兵头目，以次递降（官阶每低一阶便宜五百元）。而中国汉奸，仅与黑夷同价（高时一百五，低时一百）。获兵艘者，除火药炮械缴官外，余尽充赏。夷人得知此告示后，感叹曰：my god，这个野蛮的政府“仍然把消灭生命作为战争的目标”。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这两个美国佬感叹“这种悬赏数额的逐级上升反映出中国人对等级制度偏爱”。
（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他俩没有发现，天朝大吏们对人种歧视也有偏爱呢，黑夷人头价一般最多仅占白夷的二分之一。马士则是站另一角度分析的：“这类告示同中国悠久的习惯十分符合，中国政府对它的军队作类似这样的激励，直至十九世纪都还常见。这当然是野蛮而奸杀的举动，同那些在一个自命为文明超出任何别的国家的政府里供职的官员嘴里说的或笔下写的比起来，实在不相配合。
而且这种野蛮行为也是受了激动的人民情绪忠实的反响；但是这是一种不懂得近代战争惯例的人民，是一种还需要学习才会使用那些基本信号及休战旗之类的人民，是一种还是信守战争的最主要目标就是杀死敌人的书本教条的人民；……中国人是一个残暴而无情的种族，我们将来还有机会看到；但是对于他们，必需由他们的行动而不是由他们的那些夸张的公告去判断，并且另一方面，对于他们，也必需从他们的实际的成就而不是由他们的文明的自命来评定。”（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298页）这些鬼佬，如此恶心咱天朝，不按他们的游戏规则玩，就说咱野蛮。
幸亏，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为天朝作了辩护，他说：“既然英国人把中国人当作野蛮人看待，那末英国人就不能反对中国人利用他们的野蛮所具的全部长处。……虽然你可以说，这个战争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可是它终久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的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按我的理解，恩格斯这番话有诸多意思：
第一，中国人是野蛮人。
第二，既然是野蛮人，那就只能按野蛮人的方式来反抗。
第三，它是人民战争。
前两个意思我同意，但是第三个我不同意，鸦片战争从天朝政府对百姓的动员到百姓被动员的程度，都不足以称作人民战争。事实上，人民在这场战争中，更多的处以旁观者的位置。
还有，顺着第二个意思，可以发现恩格斯居然是“超限战”的最早的理论创始人，虽然他并没有提出这一概念，但精神实质已经完全具备了，也就是说，弱势的一方可以用任何手段来抵抗强势侵略者一方：我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绑架你孩子；我没有好武器，但可以给你家锅里下毒；我打不过你军队，但我可以报复你和平居民……总之，你有你的游戏规则，俺有俺的玩法。
最要命的是，恩格斯既然承认中国是野蛮人，可以用野蛮人的方式对付英国人，那么，他就不能谴责英国人对中国人的任何侵略方式了，对野蛮人嘛，还需要恪守所谓的西方文明规则吗？最后吃亏的还是大清，因为就组织与技术能力来讲，大英不管怎么玩都绰绰有余，大清则怎么玩都玩不转。比如这个悬赏杀敌，大清始终停留在“悬”的层次而没有上升到“赏”的境界，麦天枢在他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中说，直到战争结束，他也没发现哪个天朝人民得到了此等巨额赏金先富起来呢。姚薇元先生更是在他的《鸦片战争史实考》里考证：林则徐以悬赏杀敌事无成效，都不好意思向皇上奏报呢，《林文忠公政书》中干脆没有录入。
总之，林则徐这边所有的行动，英国人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林则徐虽然睁了一只眼，但另一只眼仍然闭着。他不知道，他所有的这些行动，对大清来讲，是内政，因为大清眼里，英国根本不能与大清平起平坐。但是对英国来讲，都事关中英外交。天朝以为，烟给你烧了，船给你赶跑，广州大门给你关上，你就服帖了。英国政府也许可以服贴，但是英国这样的民意政府，唯民意是瞻啊！民意不让它服贴，它就不敢服帖！
虎门销烟后，英国国内所谓的民意
林钦差虎门销烟的消息，于1839年7月30日传到了伦敦。伦敦的商界再也坐不住了，他们要向自己的政府表达自己的意思了。
8月7日，伦敦的“印度和中国协会”代表，谒见外相巴麦尊，希望政府对中国近来的活动表示一下自己的明确意思。
当时，英国国内谴责鸦片贸易可耻、不道德，甚至认为鸦片贸易给英国国旗带来侮辱的声音也不小。这是正常现象，英国有言论、结社、出版、游行等四大自由，知识分子又都有苏格拉底的遗传，善于做牛虻，以叮政府为己任。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政府何为，总有一大片反对、批评甚至谩骂的声音。所以我们这边用不着多情，以为人家就是站我们这边替我们骂的，不要高估英国民间对中国的同情，他们只是借事恶搞他们的政府及政府方针、决策而已。不过，这些反对的声音，巴麦尊外相照样得注意，否则他这外相没有理由当下去，于是，8月17日巴麦尊外相给义律发出训令，要他写出相关报告，递呈英国政府，然后再作决定。
8月29日，义律在4月3日写出的请求政府出兵的建议送达外交部。
9月16日，代表纺织工业资本家集团利益的利物浦印度协会致函巴麦尊，敦促政府采取行动。
9月19日，查顿等人组成了一个九人委员会，加紧了活动。
9月21日，巴麦尊收到了义律的正式报告，这个二百五外相一看报告，当即表示，对付中国政府的唯一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
9月23日，巴麦尊致书首相迈尔本（Lord Melbourne），提出处理中英关系的六点实际问题：
一、义律以政府名义承担下来的二万箱鸦片的责任是承认还是否认？
二、若否认这份责任，政府就让受害人听天由命吗？
三、若承认这份责任，是由国会支付，还是强迫中国政府赔补？
四、政府是否要求缔结一个条约，并要求中国政府道歉或赔偿？
五、压迫中国人顺从的最容易最有效的强制手段是什么？
六、强有力地截断中国的沿海贸易，占领沿海几个岛屿，此中包括一个小岛上的厦门镇。
看巴麦尊这六个问题，你这会发现，人家这外相也不是白当的。跟中国和世泰那样要求英国外交使者给中国皇帝下跪的礼部部长不在一个层面上。
9月24日，查顿的九人委员会组织一个三人核心小组，其中有伦敦印度中国协会主席拉本德，还有查顿本人。委员会授予他们行动权力，让他们随时和政府保持联系。
9月27日，利物浦印度协会的代表也赶到伦敦，谒见巴麦尊外相。同天，包括查顿在内的三人核心小组与巴麦尊外相见了面，查顿把自己所带的地图、航海图给了巴麦尊，他希望外相对于即将要对付的国家有个明确概念。别怪查顿积极，他既是鸦片贩子，当然要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另外，他还拿了广州鸦片贩子摊捐给他的二万元活动经费呢，他不跑得欢点儿四处忽悠，那就是缺少职业道德与做人的良知了。
9月30日，39家曼彻斯特的商行和工厂致巴麦尊外相呈文：“我们下列签字的商人们与制造者们，都与对华贸易有很深的关系。兹因近来中国政府的侵略行为，使英国在广州的臣民们，被剥夺了自由，他们的生命遭遇了莫大的危险，他们的财产被无理地查封。……我们恭敬地请求女王陛下的政府，对于中国方面这种侵略行为，应予以迅速的，强有力的，明确的政策。我们对于我政府的聪明、公正感，它对于国家的尊严的关心，深具信心。因之我们希望我们于最近期间，能得回我们所遭受的损失，并且希望政府能利用这个机会，将对华贸易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之上。我们对于政府能实现这些希望，深具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