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眼前这个女人，心想小时候喜欢她是恋母情结作祟，而长大后，则真正是女人对女人的那种喜欢，而后面这种喜欢，大概算是世间少有的，因缘分才能走向纵深的。
我继续对邱秋说：“他八成是嫉妒你的高产高质，即使在心里拍案叫绝，嘴上也免不了骂娘。”至于怎么骂，想必不用我说她也能猜得八九不离十。她一定能想象我父亲一边气急败坏地用打火机点烟一边说“宁可把版权卖给那些烂公司也他妈的不来找我”时的样子。你瞧，我们的交流就是这么省事，不用多费一个字，甚至尾音还没有落定，整句话最精准的意思已经映在对方心里，连标点符号都分毫不差。
她看着我，眼睛在说我父亲活该，但同时又有些落寞，那些因为一时负气而随手扔出去的版权，日后也让她自己心悔不已。在邱秋小说改编这件事上，没有什么人能比我父亲交出更完美的答案，就像我侄女的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说过，《约翰克里斯多夫》只能买傅雷的译本一个道理。
没错，只有我父亲最了解她的小说，我父亲清楚她每一个主人公的前世今生，也清楚她透过作品透过人物追中真正想要传达的东西。
“有一次，他还信誓旦旦地跟我说，如果能从这里（医院）活着出去，一定要把你的《陈疴》改编成电影。”
“这本书的版权我一直没卖，以后也不打算卖了。让他在那边尽情地改编好了。”
她对我父亲真是尽心了。怕他在“那边”闲出毛病，“这边”的人打破头也抢不到的东西她也舍得拱手相赠。老实说，我很佩服她在《陈疴》里对自己内心大胆的剖析，人们往往是这样，喜欢把作者得意之作里原本虚构的情节往笔者本人身上扯，可邱秋铁了心写自己时，读者反倒不敢信了。
服务生把咖啡端上来了，见我们坐的很近，便把咖啡也摆得很近。我和她坐在一个桌角的两条直角边上，小时候在广州她带我去吃双皮奶，我刚坐到她对面，就被她拉到身边，她说干嘛坐两边？说话太费劲！从此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从不坐桌子两端。很多年不见，这习惯还是没改，你可以想见那时候的我们有多熟络。
我搅着咖啡，心想那句“对不起”该掏出来给她了。小时候以为，她背着母亲和我父亲在一起，对我们家有一个大大的对不起，而我这个小对不起在那个大对不起的背景下，会显得微不足道。然而我错了，心里这个小对不起足足折磨了我十几年，愧疚变本加厉，让我食不甘味，睡不安寝，最重要的是，让她时不时地跳出来，出现在我脑际。
现在还记得那日是冬至，母亲的生日。正赶上学校的新年晚会也定在那天彩排，节目单上有我的小提琴独奏，舅舅和二姑都来捧场了，父亲却来了个“缺席”，我的失望自不待言，直到演出结束一大帮人回到家里给母亲庆生，他还是没有出现。一下子我恨毒了邱秋，连同九年来和她吃的每一顿饭，接受她的每一件礼物都让我羞愧不已，我甚至开始痛悔曾经给过她的每一个笑脸，以及，对她冲我微笑时的每一次真心回应……她可真是可恶，一面填补母亲的缺失，给一个成长中的少女带来必不可少的，来自母性的那一份交流和启发，一面像蛀虫一样一点点毁了我父母的关系，毁了我原本就不那么和谐的家，既然我的演出加上母亲的生日都抵不过一个邱秋，那么好吧，是结束这场拉锯扯锯的时候了。我记得当时我说了逸都的房间号，以至于瞬间所有人都瞪眼了。众人震惊于这件事最终竟由我来拆穿。常年来她的无数闺蜜在家里吃她的，喝她的，背地里还臊着她：这个蠢女人，满世界大概只剩她不知道！母亲在最后关头还以为大家都是才知道，嘴上想说话却打着颤，舅舅拉她胳膊时她整个身体都是僵着的。后来我知道，她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想让大家知道。
于是，一大帮人冒着冬日的飞雪浩浩荡荡地开赴那家酒店，舅舅临走时还义愤填膺地丢下一句：“鹤儿，你就待在家里，我们和你妈妈去看看。”热闹的屋子一下子静寂下来，蛋糕上还插着没来得及点燃的蜡烛，菜是从酒店要来的，一碟一碟静静地躺在食盒里，母亲最爱吃的虾仁饺子也还冒着热气。电话突然响了，着实吓了我一跳，是父亲。“鹤儿，跟你妈说我手头有个很着急的稿子要改，你们先吃，别等我了。”他把母亲的生日忘得干干净净，我突然发现这句话好熟悉，只不过去年母亲的生日那天，他还加了一句，过两日再补过生日。“爸你在哪儿？”我说。那边却已匆匆挂了电话。我当时想象不出我母亲看到一切的样子，那是我父亲的另一番生活图景，负气、不拘，为了写点东西市场晨昏颠倒，三餐不定，但却也不失惬意，因为有邱秋在旁。在他们常年租住酒店公寓的小套间里，甚至还保存着我儿时的玩具，上小学时的珠算算盘，还有无数用过的作业本。母亲常年在国外经营她的美容公司，出差是家常便饭，所以在那个属于父亲和邱秋的别有洞天里，必须有我的一席之地。我心想，让母亲看看也是好的，让你不着家吧!让你对我爸和我不管不顾吧！这个邱秋神出鬼没地潜入她家庭的大后方，不但拐走了她丈夫，顺带把他们的女儿也拐走了。于是，丈夫在家里家外巡回做戏，女儿视而不见，丈夫在外另起炉灶，女儿跟着吃里扒外……我那时还以为这个失败透顶的母亲形象一定比蒙在鼓里的妻子角色更让她难受、痛心一百倍。
不知道那晚他们的行动如何惊动了记者，总之邱秋是颜面扫地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以致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出现在公共场合，就有这样或那样的关于她和我父亲关系的问题困扰她。我为此后悔了一阵，似乎我总是在给她出难题或给她难堪后就立刻心软和痛悔起来，比起其他孩子对父母之外的“第三者”所能干出的事，我这些貌似也算不了什么，可我就是觉得事后成功了也没有多少胜利的快感，甚至心里难受多于好受。
那次大事故的直接结果是母亲与父亲冷战了近两个月，他们原本就不那么融洽也不那么亲密的关系，被这么一闹，好像跟家不伦不类起来。
我听见父亲说；“是不是该约束一下你的亲戚了？当初是怎么说的，他们不明就里地这样瞎闹，对谁也不好！”
“我看主要是对你的邱秋吧，”母亲反唇相讥，“我说了在国内紧着我，出了国爱怎么着怎么着。”
“可是我的关系都在国内！”
最后一句我没有听懂，总之我被彻底驱逐出父亲和邱秋的世界，连同我刚刚告诉过你的那些家当。父亲最后一次把我领到那寓所是元月五日，他给我一口半人高的樟木箱，让我收拾东西。他说他和邱秋出去办事，回来的时候希望我把所有自己还想要的东西归置到箱子里。邱秋一直无话，也没有看我一眼，父亲则在临走时把他们那间屋子锁上了。这个举动让我一下子很不自在。你可以想见我当时有多狼狈，一向说我和他最“铁”的父亲顷刻间变得像防贼一样防着我，邱秋也不理我了，随着大门“咣当”一下被带上，我像触电一样地跳起来，直奔茶几一角笔筒下面的钥匙——还好，它像往日一样安静地躺在那儿。因为电视就在现在锁着的那间屋子里，刚升初中那会儿，父亲总是把那门锁起来，防止我来到这里不写作业就看电视。邱秋与我有个君子协议，说我做完作业可以从笔筒下面取钥匙。这冰冷的钥匙让我心头一热，有它在，似乎我和邱秋之间还没有彻底完蛋。至于我为什么不想和她完蛋，小时候我完全不明白，现在也不完全明白。那个时候，手里攥着那把钥匙的我心里只有一件东西想要。邱秋有一个布面的本子，很厚很厚，封面上有一枚三股细线绳穿着的玉质平安扣，很别致。有一次我在敷衍了事地写老师布置的日记，她也在那个本子上写东西。我问她写什么，她笑着说你写日记，我也在写日记。我顿时来了好奇心，当即说写完了咱们俩交换看好不好，她却没有同意。这是印象里邱秋唯一没有答应我的事情，于我这里便从此不能作罢，你知道，孩子的好奇心总能带来比成人多很多倍的执着。我逮着机会，就想靠近偷看，可惜始终没有得手。邱秋宁可一再变换藏她日记本的地方，也始终没有收回压在笔筒下的“君子协议”，我喜欢这样的邱秋。那时的我像所有十几岁的孩子一样，心里净装着些自以为是的小心眼，以为日后死不认账，就能把拿走日记的事情赖掉。后来想想，怎么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