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15年6月12日出生在西54大街10号我父母的家里。他们的家并不是范德比尔特家族和第五大道其他人建造的那种带有角楼、雉堞围墙和豪华舞厅的庄园，但也绝不是简陋的房屋。当时，它是纽约市最大的私人住宅，有9层高，屋顶有一个封闭的游乐场。下面是壁球馆、体操房和私人医务室，医务室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是家里人得了麻疹、腮腺炎之类传染病时去的地方。二楼有一间音乐室，里面有一架风琴和一架大钢琴；我父母就是在这里招待一些着名艺术家演出的，比如帕德雷夫斯基（Ignacy Jan Paderewski）和博里（Lucretia Bori）。
艺术氛围
屋里到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品，其风格和时代反映了我父母彼此相去甚远的品位和个性。母亲的品位是折中型的，她喜欢包括欧洲和美国的古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她对当代美国艺术家的兴趣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市中心艺术馆主人伊迪斯·哈尔伯特的指导下，母亲买进了希勒、霍珀、德穆思、伯奇非尔德和戴维斯的作品。也正是在这个阶段，母亲结识了利利·布利斯和玛丽·奎因·沙利文，她们也对现代艺术充满激情。她们三人担心，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们没有什么希望在旧式博物馆中露脸—即便有机会，也要在他们去世以后。她们决定建立一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展示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正是由于她们的努力，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 MoMA）才有可能在1929年问世。
虽然父亲为母亲提供了充足的资金，用于她的个人需求，但她并没有独立的资源用来购买昂贵的艺术品。莫奈、马奈、德加、马蒂斯和其他艺术家的油画都是她力所不能及的。相反，她购买了这些艺术家中一部分人的复制品和素描画，最终积累了相当的数量，其中很大一部分后来被她捐给了现代艺术博物馆。
父亲不喜欢现代艺术。他认为它“不像生活”、丑陋且令人焦躁不安，拒绝母亲把当代艺术品挂在家里他常去的地方。在尊重他的同时，她不改初衷，兴趣越来越浓厚。1930年，母亲把设计师唐纳德·德斯基—他后来监管了广播城音乐厅（Radio City Music Hall）的装修—留下来，将10号住所7层原来的儿童游乐室改造成了一个艺术长廊。
父亲那相对比较传统的品位主宰了房子其他部分的设计，虽然母亲的影响和良好的品位在那些地方也表现得十分显着。母亲完全赞同父亲对古典和经典艺术的欣赏，包括文艺复兴时期和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母亲热爱美（无论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美），但父亲的品位却局限于比较传统的和现实主义的艺术形式。
10号住所整修之后不久，我父母就没有地方存放他们购买的一些大型重要物品了，于是他们又买下了毗邻的房子。10号住所的3个楼层的墙壁上开了几道连通门。父亲就在这里展示着他最喜爱的一些作品，包括18世纪哥白林（Gobelin，欧洲古典纤维艺术）的10张挂毯—《卢卡斯之月》（The Months of Lucas）—那原是为路易十四编织的—和15世纪早期法国哥特式的一套挂毯—着名的《猎捕独角兽》（Hunt of the Unicorn）。
我很喜欢独角兽挂毯，常常带客人穿过挂着那些挂毯的房间，一幅一幅地向客人们讲解被追捕的独角兽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客人是纽约州的州长阿尔·史密斯—当时他是我姐姐婚礼上的一个客人，他耐心地聆听着我的讲解，后来给我寄来一张他个人的照片，并签字“给我的朋友戴夫，阿尔·史密斯”以示感谢。20世纪30年代后期，父亲将这两套挂毯都送给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那套独角兽挂毯在曼哈顿岛北端附近翠亨堡里都市修道院艺术博物馆中依旧显得很有特色。
父亲为之骄傲、欢欣的是他收集的大量中国明朝和清朝康熙时期的陶瓷。1913年，他就买下了J·P·摩根公司（J. P. Morgan）大量收藏品中的很大一部分，并且终身保持了对这些美轮美奂物品的浓厚兴趣。他收集的康熙时期的物品中有很多是巨大的宽口陶器，它们比我小时候的个头还要高。它们被安置在特别定做的台子上，展放在10号2层几个房间里的显着位置。那些陶器看上去磅礴宏伟—有种排山倒海的气势。他还买了许多小一些的物品，包括神话传奇动物和人物的塑像，色彩细腻，巧夺天工。我的脑子里至今还能想起一幅画面—那是他用放大镜在检查自己打算买下的陶瓷，要确保那些陶瓷未曾破损、修复过。
母亲也喜爱亚洲艺术，但是她更喜欢中国和朝鲜的更加古老时期的陶瓷和雕塑，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佛教艺术形式。她在12号有一间屋子，我们称之为“佛教屋”，里面有许多佛像和观音像，屋子里的灯光调得很暗，整个屋子弥漫着浓郁的焚香味道。
母亲在收藏方面还有一个搭档，是她的大姐露西。露西姨妈从小就几乎全聋了，你必须站到离她很近的地方对着她的耳朵大声喊，才能让她听见。尽管有此残疾，她却是个意志坚定的旅行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她周游世界，走访了许多偏远的地方，而当时旅游是一种比现在危险得多的活动，尤其对未婚妇女来说。1923年，露西姨妈乘坐火车在北京和上海之间旅行的时候，遭到了土匪的袭击。火车上有数人被杀，她也被绑架了。她被放在驴背上藏进了深山，当时，土匪的计划是要挟持她索取赎金。当土匪们听说政府的军队在穷追不舍的时候，便突然将她抛弃了。露西姨妈在半夜时分摸索着来到一个带有围墙的村庄。她没有获准进去，便在一个小窝棚里过了夜，直到早晨才被允许进村。那天晚些时候，她才获救。
无论到什么地方，露西姨妈都要购买艺术品—而且常常是在偏远的地方，以最低廉的价格购买。她还时不时地为母亲买些东西，然后用大柳条箱托运到我们在纽约的家。幸运的是，露西姨妈很有品位。她对日本江户时期（1600~1868年）的花鸟复制品和能乐舞装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在日本十分珍贵，且非常罕见—并在40年的时间里买进了许多。此外，她还收集了一大批欧洲和英国古陶瓷，包括18世纪迈森陶器的全套Monkey Band，造型设计是约翰·坎德勒。她在1955年去世以前，将这些收藏品的大部分留给了罗得岛设计学院（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我母亲也为该学院捐献了她收藏的18世纪、19世纪日本艺术大师葛饰北斋、歌川广重和喜多川歌麿的复制品。
学校时光
从周一到周五，我们的日程安排从来没有变化。我们被早早地叫醒，在父亲的书房里完成了早祈祷后迅速吃些早饭。父亲让我们学习《圣经》里的选段，并要求我们背诵。然后，我们每人轮流朗读一篇诗篇或《圣经》里的另外一节。最后，我们一起祈祷。父亲严厉而不失温柔地向我们解释我们所念内容的意思。嬉笑打闹或者中途插话是绝对不允许的。祈祷总共需要10~15分钟。母亲和我姐姐巴布斯都不参加祈祷。
除了约翰以外，我们都在哈勒姆附近的第123大街和莫宁赛德大道的林肯学校上学。父亲认为男孩锻炼身体很重要，因此，每天早晨，我们都要在前厅穿上冰鞋，沿着中央公园的外围通过第五大道前往市中心。小一些的时候，我和温思罗普只能滑到第72大街，而内尔森和劳伦斯经常滑到第96大街。开着纳什轿车跟在我们身后、准备在我们精疲力竭时接上我们的是爱尔兰康坎农家的三兄弟之一，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当我们的马夫，后来都或多或少学会了开车。他们很不习惯坐在车里，最喜欢的是驾驶我们的电动车。电动车在亨利·福特的T型车问世之前非常流行，因为它就像是四轮马车，司机像马夫一样弯腰坐在上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