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毫不怀疑父亲非常爱他的孩子们，爱我们所有人，但他自己那严谨刻板的成长经历绝对造就了他作为一个家长的死板教条。他很严肃，虽不冷淡，却也很少表现出温情。然而，在我的儿童时代，他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时间超过了许多做父亲的人，也许比我跟我的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他工作很勤奋，但主要是在家中的办公室—他在那里是不能被打扰的。他跟我们一起在波坎蒂克度周末，跟我们一起在缅因州过暑假，但是，在感情方面，他与我们并不亲密。
也有例外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散步、骑马、旅游的时候，他有时会娓娓谈论他自己的少年时期，会饶有兴趣、不无温存地聆听我的烦心事。在我的人生中，那是些重要的时刻。
但是，每逢我们要处理一些重要事宜，尤其是带有重要感情内容的问题时，父亲倾向于用书信的形式。当我们上了大学、我的父母长期在外旅行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更频繁了，但是，即便我们都住在一个屋檐下的时候，他仍然喜欢这样的交流方式。父亲向他的秘书口述他要写的信，由秘书打字、邮寄—而且还要复制一份存档！
虽然父亲对我们的爱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但他的家长责任感促使他时常絮叨职责、道德和品行端正等方面的话题。我的哥哥劳伦斯至今还有些感伤地记得他收到的父亲的那封信—当时他被他在普林斯顿的班级评选为“最有希望取得成功”的学生。父亲在信中提醒他说，他必须用自己毕生的时间来真正赢得同学们对他的好感。父亲的这种答复相当典型。
但是，在父亲严肃的外表下是温柔、温暖的一面，它在我们当中有人遇到麻烦的时候表现出来。这一点展现了在他的个性中对我来说十分珍贵的一个内容，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母亲和父亲之间能维持将近50年的亲密关系。我知道在我真正需要他的时候，我可以得到他的爱和支持，即便他可能并不赞成我做的某些事情。
父亲是个复杂的人。祖父白手起家，自己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这种成就父亲是没有机会效仿取得的。即便在他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之后，他还是被自叹不如的情感困扰着。他曾经描述自己担任标准石油公司副总裁时期短暂的职业生涯是“与我自己意识的一种赛跑”。从某种意义上说，父亲一生都在挣扎着要配得上自己的家族和继承的遗产。
早在30岁出头的时候，父亲就饱尝“精神崩溃”的折磨—如今，我们称之为抑郁症。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从积极介入标准石油公司的工作中脱离开来。为了恢复健康，父亲带着母亲和我的姐姐阿比—当时她才1岁—到法国南部度假一个月。结果，他们在那里休息了6个月，而且即便在他们回来以后，父亲还是深居简出。过了将近整整一年，他才觉得自己能够回到办公室工作，即便如此，也只是上半天班。
也许可以理解的是，他从来没有直接对我说起过这段故事，虽然有一两回他曾经暗示说，他年轻的时候遇到过一些感情问题。我第一次意识到他曾经经历过困难时期，是在我大学毕业几年以后，当时我有一个好朋友正经历着类似的抑郁。父亲在他身上花了好几个小时时间。我的朋友说，当父亲说起自己的经历时，泪水从他的脸上淌了下来。这时，我才明白他当时的抑郁症有多么严重。
父亲克服了自己的抑郁症以后，立刻辞去了在标准石油公司的职务，全身心投入到慈善事业和祖父个人事务的管理上来。结果，在那十来年的时间里，祖父开始将一些股票和其他资产转给了父亲。1915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年，父亲41岁。那年，他拥有的标准石油公司的股票价值只有25万美元。
祖父在等什么呢？我不敢肯定他是否曾经打算把一大笔财产留给自己的孩子们。他原先计划留给父亲的遗产大概跟留给女儿们的一样多。他会给父亲留下足够的财产，让他过上舒适的生活，按照大多数人的标准，可以算做“富人”，但从实质上说，比预想的少。祖父在谈到慈善事业时所说的话是发自内心的：“给人带来伤害的最便捷途径就是给钱。”而且他觉得这句话特别适合他自己的孩子们。弗雷德里克·盖茨在给祖父的一份备忘录中说，祖父的财富正在“堆积成雪山”，会“崩塌，从而埋葬他和他的孩子们”。祖父也许有些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巨额财富在他从标准石油公司退休很多年后还在继续升值。他看到自己的儿子正挣扎着处理自己的感情问题，寻找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被超出他承受能力的责任压得疲惫不堪。他也许认定，即便把巨额财富全给儿子也无济于事。于是，直到1915年前，祖父可能都计划要在临终前或事先通过遗嘱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让他改变主意的是拉德洛。
拉德洛
“拉德洛大屠杀”—这是后来历史书上的用词—是美国劳工史上最负盛名（或者说最臭名昭着）的事件之一，也是我的家族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拉德洛是科罗拉多州南部的一个煤矿小镇，那里的科罗拉多燃油与铁矿公司（Colorado Fuel & Iron, CF&I）—祖父在该公司拥有将近40%的股份—经营着几座煤矿和其他设施。早已退休的祖父仍然持有许多公司的大量股份，但是他将那些股份看成是证券领域的被动投资，平时并不密切关注其管理情况。父亲在CF&I的董事会任职，但是，公司的会议在纽约举行，而他从来没有考察过公司在科罗拉多州的经营情况。
1913年9月，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所代表的科罗拉多州南部矿区—包括科罗拉多燃油与铁矿公司在内—的9 000多名矿工举行罢工，提出了若干项条件，包括工资、劳动时间、安全条件以及—最重要的是—对工会的认可。几个月来，罢工工人与各公司雇用的警卫之间的暴力事件，迫使科罗拉多州州长调来了国家警卫队。整个冬季，形势进一步恶化。1914年4月20日，公开的战争爆发了。在罢工工人与卫兵的激战中，有11名妇女和儿童在燃烧的小帐篷里窒息而死，双方有几十人在该事件发生后的几天里或死或伤，最后迫使威尔逊总统派遣联邦军队强行镇压。
那是一场可怕的悲剧。由于洛克菲勒的名字引发了强烈的情感，因此祖父和父亲都被牵扯进冲突当中。甚至有人在我们西54大街的住所外示威游行，斥责洛克菲勒家犯下了拉德洛“罪行”。
在拉德洛惨案前和惨案后，父亲参加了调查科罗拉多州局势的几个国会委员会。起先，他采取了反对罢工工人的强硬立场—毫无疑问，那是受了盖茨的影响，因为盖茨认为，那些罢工工人比无政府主义者强不了多少。拉德洛事件之后，父亲开始怀疑盖茨的立场。他开除了令人憎恨的科罗拉多燃油与铁矿公司的头儿，聘用了艾维·李。李建议父亲保留一个劳工专家，帮助他解决问题。李远不仅为父亲重新树立了形象，他还说服父亲相信，他必须应对导致矿工们不满的根源问题。
接着，父亲聘用了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后来，金先生当上了加拿大的首相，也成了父亲最亲密的朋友。在他的建议下，父亲在科罗拉多燃油与铁矿公司实施了一个“行业代表计划”，成为劳工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父亲与金一起到了科罗拉多州，用了几天时间与矿工们会谈，甚至在舞会与矿工的妻子们跳舞。
父亲的目标是，要通过解决劳工的困苦和说服商人认识到自己对工人们负有更加大的责任，以此来改善美国的劳工关系。出于这个目的，他对劳工问题的关注并非到拉德洛事件就结束了，而是把它当做自己今后工作的重心。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成立了一家公司—行业关系顾问公司（Industrial Relations Counselors）—为各公司提供劳工关系方面的咨询服务。公司很受人们的欢迎。美国的几家大型公司集团—包括标准石油集团中的几家公司—都应用了它的咨询服务。
拉德洛事件标志着父亲进入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虽然无论从才华还是从意愿上说，他都不是个商人，但是他表现出了自己的能力和勇气。给祖父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父亲在非常严峻的情形中表现出来的性格中的坚毅和果断。此外，在遭遇严重的个人困境时，他也表现出了这些品质：1915年3月，他敬爱的母亲劳拉久病不愈去世了，一个月后，他的岳父死于大面积脑出血。这些事都发生在我出生前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对于我的父母来说，那是一个痛苦的阶段。
拉德洛事件以及后来发生的一切似乎让祖父相信了，他的儿子完全有资格肩负管理他那巨额财富的职责。从1917年开始，祖父逐渐将自己的剩余资产转给了父亲—当时大约有5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00亿美元。父亲立刻着手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以便承担起巨额资产带来的责任。从根本上说，他的目标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宗旨完全一致：进一步“造福全世界的人民”。这就意味着他要继续积极介入祖父创建的各个机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大众教育委员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活动，而他在那些机构中已经承担了主要领导职责。但是，他同时还有机会启动他自己的项目—包含人类活动所涉及的几乎所有领域，从宗教到科学、环境、政治和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