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后，除了大通以外，还有其他责任需要我投入精力。其中最重要的是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以及洛克菲勒家族事宜，特别是在国际关系、城市事务、文化和教育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这些领域对我来说都变得至关重要，花费着我更多的时间，构成了我的—只能这么形容—“平行事业”。
稳固家庭生活
我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挑战是重新建立与妻子和孩子们的联系。我首先在纽约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家，在那里，他们在经历了战争年代我那到处漂泊、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岁月之后，能够感觉到安全。
在战争时期，佩吉在第五大道找了一个公寓，我回来的时候他们正住在那里。1947年10月，我们的第四个孩子、第三个女儿佩吉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她成了后来所谓的“第二序列”中3个孩子的第一个。理查德（我们总是称他为“迪克”，那是我们心爱的朋友迪克·吉尔德的名字）和艾琳都是在间隔两年后出生的。即便只有3个孩子，我们也显然不得不搬家了。
佩吉在东65街找到了一栋房子，恰好符合我们的需要。那栋房子有足够的房间供我们这个成员不断增长的家庭使用，而且气氛非常友好，几乎就像是栋乡村房屋：宽敞的客厅里，18世纪英国松木板，房子的后面有一个小巧玲珑的花园。我们在1948年年中将它买了下来，并在20世纪结束前一直把它当做我们在纽约市的家。
周末的时候，我们带孩子们去波坎蒂克山，先是去家族地产围墙里面的斯蒂文斯屋，但没过多久，我们就带他们去我们自己的家。我刚离婚的姐姐巴布斯决定离开波坎蒂克外那栋漂亮的红砖乔治屋—那是1938年请莫特·施密特专门为她设计的—搬到长岛的奥伊斯特贝。母亲知道我们想要一幢大一些的乡村房屋，就说服巴布斯把房子卖给了我们。哈得孙松屋—那是我们给房子起的名字—隔着一条公路位于家族地产的对面。它包含40英亩的土地、一栋仆人房屋、一个马厩、几个花园和菜园，以及一些谷仓—正是我们想要的乡村住所。
我和佩吉还在缅因海岸建立了一个夏季基地。在我的童年时代，夏天是在芒特迪瑟特岛的艾里度过的。我就是在那里学会了驾驶帆船，对大自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要我的孩子们也能接触到这些东西。战前，佩吉曾经几次跟我一起去那里看望我的父母，跟我一样热爱高山，热爱沿海岛屿。令我们欣喜的是，我父母主动提出让我们使用离海边很近的西方别墅—那是一栋朴实无华的新英格兰白色木板房。当父亲知道我们在那里住得很快活时，他慷慨地将房子送给了我们。
收支平衡
一年之内买下3栋住房的唯一真正弊端是我们需要大量的家具来填充那3处相当大的住宅。这就形成了一种沉重的资金压力，因为我自己并没有本钱，依赖的是1934年父亲为我建立的信托资金的收入—该部分收入到1946年达到了税前100多万美元。
最关键的是“税前”二字。战争期间，超过100万美元的收入适用的税率提高到了接近90%—对我来说，在先扣除了15.3万美元的慈善捐款之后，1946年的税款为75.8万美元。结果，我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还不到15万美元。因此，尽管总收入达到了100万美元，我手里可以花费的资金显然很不起眼。
我和佩吉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节俭开支，但我们两人都希望自己拥有的东西质量上乘。战争结束后不久，我们有幸遇到了英国经销商塞西尔·特纳—他刚刚在伦敦的多彻斯特酒店启动了他的古玩经销商交易会（Antique Dealers Fair）。塞西尔明白我们在资金方面的局限性，但认同我们对家具装饰质量的重视度。他向我们伸出了援手，教我们如何辨别质量、发现赝品。多年来，他帮助我们以我们能够支付得起的价格购买了许多18世纪英国高级家具。
我们对古董的热衷还扩展到了瓷器、银器和玻璃器皿方面，而这种品位是受我母亲和露西姨妈的影响—她们两人都是积极的鉴赏家、收藏家。也许对我们兜里的钱来说，幸好我们是在完成了房子的家具配备之后才开始对法国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绘画产生兴趣的。
多亏了佩吉才华横溢、品位高雅，又懂得节俭，因此我们没找过一个室内装修师，就将就着装饰了我们的几个家。佩吉取得了装修师的执照，这样她就能以30%的折扣价购买家具。作为一名装修师，佩吉开发自己才能的第一个机会出现在我们刚刚成婚的时候—父亲告诉她说，如果她愿意负责的话，他就出钱装备、装饰斯蒂文斯屋。她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逛遍了周围的商店，寻找批发价格中吸引人的家具、地毯和布艺。让父亲感到惊讶和赏识的是，佩吉用5 000美元就买下了所有必备物品！多年来，佩吉将我们的几个家收拾得精巧迷人。虽然我们的经济能力提高了，但我还是能够感觉得到这种品位和典雅。
兄弟同心
1946年年初，当我们兄弟5人回到纽约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的时候，父亲依然是家族办公室的“统帅”，是洛克菲勒家许多慈善事业公认的道德首领，是巨额家族财富的主人。不久，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想让父传子的过程进行得更快，且符合我们对未来的展望，那么兄弟之间在对待父亲的问题上必须结成统一战线。
内尔森在战争之前就率先要将我们这代人组织起来。他建议我们定期会面，谈论各自的事业，同时探讨我们在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上如何能够合作。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大约每两个月会面一次，地点通常是在“娱乐房”，有时是在某个兄弟的家里。
兄弟间的会面达到了一个实际的目的：一方面能够更加有效地管理家庭事务，另一方面让我们大家有机会在更加个人层面上保持彼此之间的联系。我们5个人的兴趣很不相同，在某些方面还相互冲突，但我们之间保持了对彼此的基本尊敬和感情，其主要原因正是这些定期聚会—这一点，并非所有富裕家庭都能实现。
我们邀请阿比参加我们的聚会，但她没有兴趣。我们还曾请父亲跟我们一起聚会，但他也谢绝了。一想到要同时面对他的所有儿子，他似乎很不是滋味，几乎有受到威胁的感觉，也许是担心我们可能会抛出某个大家意见一致而他却不同意的决定。母亲原本一定会乐于参加，但我觉得，在父亲已经谢绝了我们的邀请之后，她跟我们在一起会感到别扭。因此，她也拒绝了，结果我们只是自己聚会。
我的哥哥们一致推选我为大家的秘书，负责作记录，因为我是最小的，而且是“唯一的博士”。在我们兄弟聚会的38年期间，我一直担当这个角色。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我们各自从事着迥然不同的职业，日程安排都非常紧张，定期聚会已属不可能。不过，无论在哪一年，我们的聚会都至少达到每年两次。
我们的聚会是从1940年开始的。起初，大家不过是彼此通报各人的活动和计划。但是，不久我们就认定，在慈善事业这个领域，更加密切的合作是很有益处的。我们每个人都会收到几个慈善组织的年度请求，而每个人往往都会根据各自的喜好和经济情况作出不同的反应。我们认为，在我们捐献给犹太联合募捐协会（United Jewish Appeal）、天主教慈善机构（Catholic Charities）、新教福利机构协会（Federation of Protestant Welfare Agencies）、联合医院基金会（United Hospital Fund）、红十字会和联合黑人大学基金会（United Negro College Fund）这样的机构时，将我们的馈赠集中起来就会更有效率、更有效果。该决定的结果是在1940年年底成立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 RBF）。在刚成立后的头12年里，RBF没有捐赠。相反，我们每个人每年都捐献各自收入的一部分。父亲的高级慈善顾问阿瑟·帕卡德担任主席，帮助我们确定资金的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