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了贫女的极端勤苦，积了些钱，送张协上京应举。张协到京，果然一举成名，得了头名状元。但他并不来迎接贫女，反以这次的结亲为羞。京中有赫王相公的，生有一女。她当街欲招张协状元为夫。协也以“求名不求亲”辞之。赫王相公很不高兴，公主也因此成病，郁郁而亡。贫女闻知张协已中了状元，便剪下头发来卖，当做路费，上京求夫。李大公诸人对于她的前途，抱着绝大的希望。她高高兴兴地到了京师，寻到了张协。协却不认她为妻，命门子打了她一顿，赶她出去。她不得不含悲而回。回时，只好沿途求乞。但到了家，却不敢告诉李大公，说是她丈夫赶她回的，只说她遍寻不到她丈夫。张协虽赶走了她，心中却还以为未足，意欲斩草除根。他奉命出为梓州佥判，经过五鸡山，遇见贫女在采桑，四顾无人，便一剑斫倒了她而去。不料她并没有被刺死，只斫伤了一臂。李大公夫妇救了她回去。她只说是采桑时不小心跌坏了臂，并不说起是她丈夫所斫的。她在古庙中养伤，恰好赫王相公也奉旨判梓州。经过五鸡山时，四下并无宿店，遂投破寺而来。
他与夫人遇见了贫女时，大为感伤，因她的面貌很像他们的亡女。他们认她为义女，带她一同上任。张协前来参谒，赫王相公想起亡女之事，并不见他。协大为惊惶，便请了谭节使来代他请罪。节使见到赫王相公还有一位公主（贫女），便代他为媒。赫王相公答应了，张协自然也一诺无辞。当他们结婚之夕，二人相见，原来新人便是旧人！贫女数落了张协一顿，大众才知道协原来是如此的薄幸寡义。但他也未得到什么责罚，二人反是自此团圆，和好的过活着。此戏的时代，就其格式与文辞看来，恐怕是很古的。《南九宫谱》中也曾录其中二曲。我们不知其作者。但在开场中，却有“《状元张协》传，前回曾演，汝辈搬成。这番书会，要夺魁名，占断东瓯盛事”，又有“似恁唱说诸宫调，何如把此话文敷演后行脚色”云云，则此戏似亦为“书会”中人所编辑。“占断东瓯盛事”云云，则编者似并为温州人。正和最早的戏文《王魁》、《王焕》出于同地，也许竟是出于同时，也不一定。其中插科打诨之语甚多，往往都是很可令人发笑的。南戏中，像这一类的科诨，原也是一个要素。
《宦门子弟错立身》，题古杭才人新编。这“才人”却是一位不知姓氏的作家。也许他也便是一位“书会先生”（此称见《刘盼春守志香囊怨》中）。《宦门子弟错立身》的篇幅也和《小孙屠》同样的简短。叙的是女真人氏的延寿马，父为河南府同知，家教甚严。延寿马的生性却好音乐，爱美色。有一天，东平散乐王金榜，来到河南府做场。延寿马看这妇人有如“三十三天天上女，七十二洞洞中仙”。他迷恋着她，瞒了父亲，请她入府来，名义上是清唱。但正在这时，却为他父亲所冲见。他父亲生生的拆散了这一对鸳侣，并迫着王金榜即日离境他去，不准逗留在此。延寿马大为狼狈。
但他的爱情，百折不回，便私自逃出家庭，追上王金榜。等到他觅见金榜时，他的资斧已尽，形容枯槁，衣衫单薄。他竭力要求班主收留了他下来，与金榜做女婿。他原是杂剧院本都会做，更兼“舞得，弹得，唱得，折莫得”，还能为他们写招记的。班主遂招了他为婿。这位“宦门子弟”，遂做了“行院人家女婿”。安心快乐，随班流转于四方。有一天，他父亲料理政务闷倦，命人唤了大行院来做些院本解闷。行院来时，却认得其中有一位是他的儿子。他自不见了儿子后，“心下镇长忧虑，两眼常时泪双垂。”今日一见了他，便宽恕了他的一切，命他与王金榜做了夫妻。这样的结束，似较郑元和父亲的打子弃尸，及至元和中了举，做了官，方才厮认他为子的事，更为近于人情，合于情理。
这三本仅存于《永乐大典》中的戏文，都是不知其作者姓名的。盛传于世的《琵琶记》的作者却是一位很知名的文人高明。明字则诚，永嘉平阳人。至正五年，张士坚榜中第。授处州录事，辟丞相掾。方谷真起兵反元。省臣以温人知海滨事，择以自从。与幕府论事不合。谷真就抚，欲留置幕下。即日解官，旅寓鄞之栎社。朱元璋闻其名召之，以老病辞。还卒于家。有《柔克斋集》。或以为《琵琶记》系高拭作，非高明；拭亦字则诚。然拭虽自有其人，亦作曲（见《太和正音谱》），却并非作《琵琶记》者。明姚福《青溪暇笔》：“元末，永嘉高明避世鄞之栎社，以词曲自娱。见刘后村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之句，因编《琵琶记》，用雪伯喈之耻。”姚说颇是。则诚的《琵琶记》，盖以纠正民间盛行的宣扬不忠不孝蔡伯喈的《赵贞女蔡二郎》之诬的。自则诚著的“蔡伯喈”出，而古本遂隐没不传。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登第别娶的传说，会附会于汉末蔡邕的身上去，这是一个不可解的谜。民间的英雄与传说中的人物往往都是支离、荒诞不堪的。伯喈的传说，可以说是其中最无因，最不经的。则诚虽将伯喈超脱了雷劫，洗刷了不忠不孝之名，然对于这个传说的全部仍然不能抹杀。《琵琶记》的情节，似乎仍有一大部分是旧有的，特别是描写赵五娘辛苦持家，卖发造墓，背琵琶上京哀求夫的许多情节。因为这是不必要改作的。至于有改作的必要的关于蔡伯喈的许多情节，则当为则诚自己的创作。所以我们在《琵琶记》中，至少还可以看见《赵贞女蔡二郎》的一部分的影子。而则诚的此记，便是经像则诚那样的文人学士或诗人修正过了的“伯喈戏文”，正是戏文中的黄金时代的作品的好例，一面并不曾弃却民间的浑朴质实的风格，一面并具有诗人们本身所特长的铸辞造语的隽美，与乎想象、描写的深入与真切。因此，《琵琶记》便成了戏文中第一部伟大不朽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