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终身沉沦的人来说，他们抱怨自己的命运就像动物抱怨自己没有降生为人一样，因为任何肉体都与上帝之间都被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隔开了，如果上帝还没有为他那崇高权威的荣耀做出什么判决的话，那么他将赐予这样的人永恒的死亡。我们所了解的是：一部分人被拯救了，但是剩下的人则被打入了地狱。如果人类的善行或者罪恶能够为自己决定命运时发挥作用，那么毫无疑问，上帝的那种绝对自由的决定将受人类支配；但是上帝的决定却是永恒不变的，所以，这种说法是自相矛盾的。《新约》中描述了一个天界里的圣父，他是一个富有人情味和同情心的人，而且他会因为一个罪人的幡然悔悟而像一个妇女找到遗失的银币那样欣喜。但是这位圣父已经不存在了，他的地位已经被一个不为人类所理解的存在者占据了，这个人通过自己那份不可思议的圣喻决定了所有人的命运，甚至将宇宙中的所有琐碎的细节都掌控在自己的手里。既然圣喻是不能改变的，那么那些得到上帝恩宠的人将永远享受这份恩宠，而那些被上帝拒绝赐予恩宠的人则永远与这份恩宠无缘。
因为这种教义的极端无人性，必然给那些笃信它是完美辉煌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重要的后果，那就是所有人心中感受到的一种孤独感。对宗教改革时代的人来讲，能到得到永久的拯救必然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一时代的人只能独自走下去，勇敢地面对自己那个早已被决定、永恒不变的命运，而且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
教士不能帮助他，因为作为上帝的选民，他只能用自己的心灵来诠释上帝的旨喻；圣事无法给他帮助，因为尽管圣事是上帝为了增添自己的荣耀所规定的，且人们必须严格地执行的，但是它们却并非是获得上帝恩宠的手段，而仅仅是信仰的主观的“外在支柱”；教会也不能帮助他，因为即使人们相信“离群者则为不健康之人”，也就是说，不属于真正教会的人将永远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即便如此，那些取得外在性的教会成员的资格也仍然要摆脱不了接受末日的审判。他们理应属于教会，应当遵守教规，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拯救的机会，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们为了表示上帝的荣耀，不得不遵守上帝的戒规；最终，甚至上帝都无法帮助他了，因为即使是耶稣也只是为了上帝的选民才舍弃生命的。出于对选民利益的维护，上帝在冥冥永恒中便安排了耶稣的殉教精神。总而言之，通过教会、圣事而获得拯救的可能性已经全部被排除——但是在路德派中，这种排除并没有达到最终的结论——掉了，这也就是加尔文教与天主教的决定性的区别所在。
宗教发展中有一段伟大的历史过程，即自古希伯来预言家们开始，彻底消除世界上的魔力，获得这种过程的逻辑结局，然后与希腊人的科学思想相融，将一切通过用魔法的手段来追求拯救的做法，都看作是迷信和罪恶。真正的清教徒甚至反对在坟墓前举行所有宗教仪式，为了杜绝迷信、魔法的力量以及靠行圣事的力量来赢得拯救，人们甚至在埋葬至爱亲朋时都免去挽歌和其它仪式。
对于那些没有得到上帝恩宠的人来说，他们既没能通过魔力获得恩宠，又没获得其它的手段。上帝将绝对超然性同“一切与肉体有关的都是堕落”方面的严酷教义与个人内心的孤独感相融合，一方面说明了清教徒对文化、宗教中提到的一切诉诸感官和情感的成分都采取否定态度的原因，这是因为那些要不仅对获得拯救没有一点帮助，反而还是人平添感伤的幻想和对偶像崇拜式的迷信。因此，这种孤独感便成为了对所有形式的感官文化敌对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孤独感却也成为了具有幻灭感和悲观倾向的个人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具有清教历史的民族性格或习俗中发现这种个人主义，它与后来在启蒙运动中看待世人的眼光形成了反差。
即使在以预定论作为信条的权威开始减弱的时候，我们仍旧十分清晰地在我们所关心的这个时期里，辨认出预定论在行为及生活观念上的影响的痕迹。实际上，我们在这里所感兴趣的只是对上帝的那种极端的信赖。例如，教会就反复强调，我们不要轻易相信别人对你的帮助，在英国清教文献中更是大力宣扬这一点，甚至和善的巴克斯特都奉劝人们即使是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也要时刻保持怀疑的态度；而贝雷则直截了当地提出观点：不要相信任何人，不要对任何人让步，唯有上帝才值得我们信赖。这种生活态度与路德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这种态度还与在加尔文主义盛行地区的秘密忏悔的悄然消失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加尔文对秘密忏悔一直是持怀疑态度的，他担心它可能会使人对圣事产生误解。这件事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首先，这是加尔文教带来的特殊影响的迹象，同时，它还是加尔文教徒在伦理态度的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心理促进因素。所以说，他们将阶段性地释放情绪性罪孽感的手段抛弃了。
我们将在后文中具体说明它给日常生活中的伦理行为带来的后果。就某个人的一般宗教环境而言，这种后果是非常明显的。虽然人们为了得到上帝的拯救而不得不加入真正的教会，但是加尔文教徒和他的上帝的联系仍然在一种深深的精神孤独中进行着。只需读一下班扬所著的《天路历程》——这本书在清教文学中可以说是一部广为流传的好书——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在这个特定的气氛中所产生的后果。书中就基督徒的态度有这样一段描写，当基督徒意识到自己生活在毁灭之城的时候，当他接到神的旨意开始天路历程的时候，他的妻儿试图依附于他，可是这位基督徒却用手将自己的耳朵堵住，并且高喊着：“生命啊，永恒的生命！”然后踉踉跄跄地向原野走去。
班扬这个补锅匠的单纯情感是任何有文采的人都无法媲美的。他在监禁室中赢得了广大信徒的爱戴，因为他能够将一个虔诚的清教徒的情感充分地表达出来，他唯一的念头就是找到自救的方法。对于这一点，他在和他的同道人的广泛交谈中得到了充分表现，这种情形不禁使人想到凯勒的《正直的卡马切尔》，只有当他确信自己已经获救了之后，他才想会到和家人在一起是多么的幸福。这种对死亡和彼岸的恐惧，我们也可以在多林格笔下刻画的里郭利的阿尔封索身上感受得到。这种恐惧与当年马基雅维利在历数佛罗伦萨市民的名声时表现出来的那种高傲的现世精神相差甚远，当那些人针对教皇以及开除别人教籍的行为斗争时，提出：“对他们生长的故土的爱远远高于对自己不得救的灵魂的恐惧。”
当然，基督徒的恐惧和瓦格纳借助塞格蒙德之口所表达的感情更是南辕北辙，塞格蒙德在最后决战前说：“代我向沃坦问候，代我向沃尔霍尔问候——可是你不要对我说沃尔霍尔的那种脆弱的幸福。”这种恐惧在班扬与里郭利身上却带来的截然不同的两个结果：它使里郭利面临了许多无法想象的自我羞辱，但是它却促使班扬与生活展开了一场持久、系统的抗争。那么这两种不同的结果是如何产生的呢？
从表面上看，在社会组织方面，加尔文主义无容置疑的优越性竟然与这样一种能够斩断个人和尘世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倾向有关系，这好像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不管看上去多么奇怪，但是实际上，这种关系来自于在加尔文式信仰所导致的个人内心孤独感的重压下，基督教提出的兄弟之爱所采取的一种特殊形式。首先，教义就是这样，世界的存在只不过是为了服务于上帝的荣耀，被上帝选召的基督徒的唯一任务就是竭尽全力地服从上帝的圣诫，从而使上帝的荣耀大大地增加。同这种宗旨相吻合的就是，上帝要求他的选民都能够取得社会成就，因为上帝要根据他的圣诫组织社会，所以说尘世中的基督徒的一切社会活动，仅仅就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即使是那些为社会的尘世生活服务的职业也体现着这一特征；甚至在路德身上，我们也能够发见他利用兄弟之爱证明职业中具体化的劳动的合法性。
可是在他看来，这种爱仅仅是一个还没有确定、纯理性的设想，但是到了加尔文宗那里，这种爱已经成为他们伦理系统中的一个鲜明标志特点。兄弟之爱因为上帝的荣耀而存在，它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服务于肉体，那么这种兄弟之爱首先只能表现在人们在完成自然所给予自己的日常工作中；慢慢地，在完成这些工作的同时，人们又产生一种客观、非人格化的特性：它只服务于我们社会的理性化组织，因为根据《圣经》中的启示和人的自然直觉，我们可以感受到自己所处的这个极富意义的组织结构，以及整个宇宙都是上帝为了人类的方便而创造的，这样一来，就使那些非人格化的社会劳动也显得好像在为上帝的荣耀添砖加瓦，所以说，这种社会劳动也变成了上帝的意愿。对于清教徒来说，将曾经折磨过其他人的神正论问题彻底摒除，以及消除一切关于世界与人生的意义的问题，是理所当然的；而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样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对所有非神秘主义类型的基督教会也如此，即使他们各自的理由并不相同。
加尔文主义在这种力量在同一方向上又增添了另一种趋势。个人与伦理之间的冲突——也就是克尔凯廓尔所说的那种冲突——对加尔文教来讲已经完全消失了，尽管加尔文教要求个人对一切宗教事务负责。现在我们暂时不去分析这一事实产生的原因，以及这一事实对加尔文主义政治和经济的理性主义所产生的重大意义。加尔文教伦理学的功利主义特征的根源就在于此，而且加尔文教对于职业思想的特点也出自这一事实。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回到我们所关心的预定论学说上。
对我们而言，最具有决定性的问题是：在一个人们将来世生活看得不仅比现世生活更重要而且更确定的时代中，如何产生这一教义的呢？自己究竟是不是上帝的选民呢？这样的问题迟早会出现在每一位信徒的面前，从而使其他一些原本感兴趣的东西推倒次要位置上；还有一个问题：我怎样确定自己是否正处在上帝的恩宠状态下呢？就加尔文个人而言，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上帝亲自挑选的代理人，而且深信自己受到了上帝的恩赐，自己的灵魂一定可以得救。
所以，对于前面这个如何确定自己是否成为了选民这一问题，在加尔文心里只有唯一的答案：只要我们确定上帝已经做出了选择，那么我们就应该满足，下一步就是依赖真实的信仰对上帝表示绝对的信任。在原则上，加尔文反对这种假设，也就是说，他认为一个人是不能通过另一个人的行动来判定自己是选民还是被罚入地狱的人。其实这是一种不正当的企图探求上帝秘密的行为。那些被上帝罚入地狱的人与其他人并没有外在的差别，选民的一切主观感受，例如那种“神圣化了的滑稽精神”，即使是被上帝罚入地狱的人也同样可以感受得到。但是有且只有一个例外：那些被上帝罚入地狱的人缺乏一种使人们产生期待的“决定性”和对上帝的笃信不疑。因此上帝的选民是、并且永远是上帝的无形教会。
显然，对于加尔文的追随者来说，例如早期的贝扎，不可能持有这种态度，更具体地说，广大的普通民众都不会产生这种态度。对于他们来说，“唯一的确定性”，也就是受到恩宠状态的可确知性，一直占据着绝对者的重要地位。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预定论受到人们的推崇，那么衡量谁是上帝的选民的标准是否存在就成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一问题在虔信派的发展中一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有时这个问题竟然成为虔信派的核心问题。但是，当我们考虑教义与圣餐仪式所产生的巨大的社会和政治重要性时，我们将会看到，整个十六世纪时期，除了虔信派，确定个人恩宠状态的可能性曾带来了多么大的影响。例如，一个人是否获得了参加圣餐的许可，完全取决于这一点，而圣餐却又决定了这个人的社会地位的首要宗教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