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美国历史上最奇特的黑人，向我们展示出生命的二元对立。他灵巧的骨骼超越了人类技巧和体能的极限，却和变异的皮肤发生尖锐冲突；他背负沉重的道德十字架，却成为演艺圈最伟大的慈善家；他的童年饱尝来自父亲的虐待，却要为新生代孩童编织乌托邦的家园。这就是杰克逊全部痛苦和欢乐的源泉。他毕生都在致力于跟自己搏斗。他孤独地反抗着肉身的命运。
一位美国记者向我描述杰克逊死亡时的惨状。他被送进医院时已经停止呼吸，医生甚至没有认出他来。他的容貌完全走形，鼻子塌陷，脸紧缩成一团，犹如一个布满皱纹的老人。但越过那具失控的躯体，他的灵魂和音乐却获得了辉煌的永生。
两个月前在上海电视台做嘉宾时，我用精神分析法解剖了他的童年。以后从学生那里才知道，我的观点受到一些MJ（Michael Jackson）迷的批评。如果因电视表述不当而误伤了杰克逊，我愿在此文中诚挚地致歉。这完全不是我的初衷。我爱杰克逊，犹如我爱马丁。就通常的定义而言，我和唐蒙都是老牌“麦粉”，至少，我是杰克逊在中国的第一批拥趸。只有傻瓜才会跟自己喜爱的文化英雄叫板。
奥巴马是第三个进入我视界的美国黑人。他只手终结了美国没有黑人总统的白色历史（White history）。在某种意义上，他就是金之梦想的政治象征，一枚民主、自由和平等信念结出的果实。奥巴马出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意味着黑人不仅获得了那些基本生存权利，也获得了公民授予的最高国家权力。
我对奥巴马的兴趣，不仅在于他的黑人血统，而且在于他的肯尼亚血统。坐在飞机上读报，才知道居然还有人针对奥巴马是否出生在肯尼亚而大做文章，因为这将摧毁他作为美国总统的法理依据。
那个著名的非洲小国，既是大型草原野生动物的故土，也是中国人最先抵达的非洲领地。早在六百年前，郑和的舰队在此登陆，带回了朝贡代表团以及长颈鹿之类的珍兽。在麻林地还留下了郑和船员的后代，他们的容貌和肤色跟当地人无异，但民俗却属于汉制——梳着粗大的长辫，坟墓砌得跟馒头似的，而这正是明代风俗的遗痕。就在附近的海滩上，依稀散落着明代的青花瓷片，它们在热带阳光下闪烁，犹如郑和之梦的碎片。但它们也是文明的种子，等待着复活的时刻。而这个黑非洲的梦想，却在遥远的美国获得明澈的回响。
从金到杰克逊到奥巴马，这条线索究竟意味着什么？三位黑皮肤男人，分别从宗教、音乐和政治的角度，描绘了美国种族战争的历史。谋杀、病逝和崛起，这是黑人运动的三种结局，勾勒出美国人权进化的曲折路线，但它最终还是成了普世价值胜利的一种象征。我甚至认为，奥巴马的就职演说，应当由金来主持，并在杰克逊的盛大歌舞中谢幕。只有这种跨时空的三位一体，才能充分表达黑色意志的力量。
今天我想对在座的朋友们说，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有了一种黑色的榜样。我们要像金那样去书写和表达，像杰克逊那样去舞蹈和歌唱，像奥巴马那样去引领他的人民。尽管我们最终只能成为他们遥远的影子，但我们已经付出了生命的努力。
感谢你们的倾听和耐心。
原载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忧郁的批评：关于文学批评的精神分析
——在“北京文艺论坛”上的演讲
脚步在大地上行走，我需要一双流血的鞋子。
——余地《内心：幽暗的花园》
首先请允许我来谈论一个文学批评家的死亡，并为这种悲剧表达自己的痛惜——那就是文学批评家余虹的自杀。2007年12月6日，这个五十岁的男人从自家的楼上跃下，离弃了这个混乱的时代。无独有偶的是，早在1994年4月，我的朋友胡河清，从自家楼上向大地孤独地一跃，了断了自己年仅三十四岁的年轻生命。
从胡河清到余虹，两个死亡事件之间，相隔了十三多个年头，却拥有惊人的相似性：就其身份而言，他们都是博士、学院知识分子和文学批评家；就才能而言，他们是文学研究群体中少数有批评才能的人之一；就其方式而言，他们最终都采用了跳楼——一种义无反顾的弃世方式。这向着死亡的飞跃，就是批评家的最高选择。
在对死者表达哀悼的同时，人们总是在交头接耳地私议他们的死因，试图对其进行精神分析，探求形而下和形而上两种死因。例如，早在1994年，就有人组织通灵者对胡河清举行招魂仪式，企图借此寻找那个隐秘的死因。尽管结论有些令人意外，但我们仍然坚信，在事件的背后，存在着某种可以被形而上地讨论的原因。
是的，生者为什么忧郁？为什么跳楼？为什么要弃世而去？谁在阻止我们的进化和诗意的存在？沉闷的学院之墙究竟阻拦了什么？我们生命的限度、身体的限度、思想的限度，以及话语的限度，究竟被设定在什么地方？这些问题一直在困扰我的思绪。死亡事件还产生了更激烈的问题——是文学批评家死了，还是文学批评死了？抑或是文学自身死了？无论如何，这是来自三个方向的严厉追问。
不妨让我从一个非医学的立场，探讨一下忧郁症的三个基本特征：第一，丧失内在的信念，也就是丧失内在超越的可能性。胡河清生前反复谈论的“无趣”，就是他对存在意义的终极判定，它消解了主体对存在的探究激情；第二，主体的外部对话机制发生严重障碍，或者说，孕生与守护主体的母体早已缺席，而“那个爱我的人”也悄然离去，由此产生了所谓“严重自闭”的症状；第三，主体失去原创的力量，或者说，产生了对自身阐释能力的深刻怀疑。这种怀疑起源于反思，却意外导向了自我戕害的结局。
回到文学批评的话题上来，我注意到它的困局，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学院批评丧失了内在灵魂，以及内在超越的可能性，继而成为行尸走肉。这种空心化的论调从对上帝的怀疑，到对文学自身的怀疑。这其实就是针对核心价值的信任危机。文学之驴的内在形态（叙事的母题、结构和语感等等），以及它所负载的诸多外在价值（爱的伦理和社会正义等等）的箱笼，都随着文学乌托邦的破灭而崩解。
学院批评陷入了自闭的危机。文学和学院严重对立，作家和批评家彼此鄙视和仇恨。在文学话语和批评话语之间，发生严重的语法错位，以致双方无法理解对方的语义。这种断裂迫使批评退守到学院内部，成为自言自语的学术体系，它不仅跟当下的文学经验无关，而且跟当下的中国日常生活经验脱节。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年批评家正在日益老去，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值得颂扬的“价值遗产”，而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的学衔链索，根本无法孕生新一代批评家。学院批评后继无人，晚景凄凉。无论从空间关系还是时间关系上，批评都已变成一座文化孤岛。
与文学垃圾化密切呼应的是，文学批评也大步跃入了垃圾化的命运。学院批评家失去原创力量，依赖于乏味的知识谱系，以及复制、粘贴和抄袭的互联网技巧，从事密集无效的知识生产，由此卷入了规模宏大的垃圾化进程。文本数量急剧增大，无非就是学术垃圾的高产。这就是所谓的“冗余知识”，它们堆积在学院的中心，犹如一座体积庞大的废墟。这种状况抽空了文学批评的自信，把它推入了病态的忧郁空间。
我要把学术探讨简化成最直接的生命表述。上述学院批评的三种弊端，跟忧郁症的三种症状密切同构。这是令人震惊的平行病理现象——文学批评，陷入了精神忧郁综合征的病痛，而我们所面对的，正是那种“忧郁的批评”。余虹之死是一个严厉的警告。我们只有从文学高楼上跳下去这一条出路吗？我们是否要等到文学批评死亡后才进行招魂？
精神病学向我们提供了两种治疗忧郁症的常用途径：药物疗法和光线疗法。基于药物疗法的逻辑，我们今天的自我诊断，可以开出各种“百忧解”式的学术药方，却不是真正的出路。在文学自身岌岌可危的状态下，西方学派和本土国学，都不能成为自我治疗的良药。我无限期待的、能够战胜忧郁而精神强大的新一代批评家至今杳无音讯。这百多种的忧郁，又有谁能解除？
只有光线疗法这唯一的道路，但问题恰恰在于，谁是这阳光？而阳光又究竟在什么地方？如果文学书写本身就是阳光，那么当文学家园已经倒塌之后，阳光又何以能够温暖我们的灵魂？而另外一种更加伟大的终极关怀，离文学批评是如此遥远，以致它的温热根本无法抵达此岸。一个更加深刻的疑虑在于，与胡河清的故事截然不同，余虹没有死于风雨交加的午夜，而是死于阳光灿烂的正午。那么，根据这种意外的经验，那正午的阳光，难道真的能够拯救文学批评的生命？
我不具备后现代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虽然那些少数的价值文本（文学作品）在召唤我们，但它们的数量太少，不足以构成我本人持续的激情。在某种意义上，作为批评的主体，作为十年来只写过三篇纯粹文学批评文章的我，也是文学忧郁症病人之一。我的忧伤，每天都在涌现。我恳求你们，请你们治疗我吧！
原载《文艺争鸣》2008年01期
独立电影批评的历史性缺席
——在“当代中国影视批评现状的批评”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
我大学毕业论文的主题是电影，而且毕业以后还是对电影一往情深。但1986年那场风波，导致了我对电影的一种恐惧。这个恐惧，是一种很真实的状态，因为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当时上影厂有人放出话来，说是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我今天之所以还健在，是因为我当时还不是上影厂的人，组织管理系统有差异，没有办法处理我。仅此而已，真是侥幸，保存了一条小命。所以长期以来，我跟电影界有一种疏离，不想再涉足其间。我要预先说明，我不是一个合适的专业发言人。但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倒是愿意谈一点儿个人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