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乡村手工缫丝制度，严重阻止了生丝的进化。丝商固步自封，不愿开办现代工厂，以新型机缫来改良旧制。于是，面对条纹粗细不匀和丝质不净的质量问题，辑里丝错失了自我改良的时机。而与此同时，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采纳科学养蚕方法、机械化缫丝工艺、现代化的市场营销方式，推出条纹匀细的现代机丝，逼迫中国退出世界生丝市场。
清代的中国茶叶经济，一度获得畸形发展的契机，但它在简单沿袭明制的同时，就已丧失了必要的原创精神。中国茶业采用小规模个体种植方式，而茶商因需大宗交纳转口税及出口税便在茶中掺假，导致茶叶的质量无法控制。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茶叶出口由盛转衰。1890年，中国茶在世界贸易总量里还占一半份额，而到1900年便降至三成，到1919年就只剩下了区区一成。
与丝和茶的命运完全相同，乾隆末年（公元1794年），浮梁县政府担忧过度采集高岭土有伤地脉，危害区域生态，下令严禁瓷工继续开采。同时，周边地区的松柴燃料日益稀缺，导致瓷器制作成本上升，而瓷匠的工艺与趣味也日趋保守，产品陈旧乏味，丧失了国际市场竞争的品质和价格优势。景德镇瓷器开始坠落，破碎在帝国的黄昏。
徐光启、洋务运动与“万国旗”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又名“自强运动”）出现在北京、天津、上海和福州等地，在传统器物体系崩溃之后，它企图通过克隆和复制西方器物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中英战争爆发十五年后，江南机器制造局在上海诞生，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重要起点。它是当时东亚最大的兵工厂，分为十几个分厂，用以制造枪炮、弹药、轮船和机器，同时附有翻译馆和广方言馆等文教机构；1949年后被改造为江南造船厂；在二十一世纪初叶，它又被规划为上海世博会的浦西场地。在那个黄浦江的沿岸地带，分布着十几家殖民地时代的工厂，它们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
曾国藩和李鸿章选择上海作为洋务运动的堡垒，首先因为该城市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殖民地，其次是基于它拥有器物地理学（抵近丝帛、棉布和茶叶产地）的强大优势。此外，还有一个难以言说的秘密原因，那就是它跟徐光启的密切关联。明清的改朝换代，迫使部分士大夫逃避政治，转向研习西学与基督教，其中少数人成为现代性思想的先驱，徐光启就是其中的范例。他以研究和翻译的方式，在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农学和几何学等科学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徐氏的文化遗产，成了翻译馆乃至整个制造局的精神源泉。
但徐光启的光泽仅仅开启了科学的门缝，却未能照亮通往现代生活的道路。在旧器物体系颓败之后，新的体系正在迅速崛起。人们总是习惯于把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视为中国现代化诞生的摇篮，而事实上，上海是更重要的文化策源地，因为它从日常生活方式入手，完成了中国人的现代性启蒙。
这场风情万种的新生活运动，依赖于一场腥风血雨的战争。太平军攻陷南京，围攻并掠夺江南各大富庶城镇，导致民众大规模死亡与流徙。而因受到西洋雇佣军保护，上海租界成为优良的避难所，大批富人携金银细软寻求庇护，导致上海人口猛增。1860年，租界内华人人口增至三十万，到1862年更增到五十万。至此，上海取代了沦为废墟的苏杭两城，从“小苏州”的附庸地位，一跃成为远东最大的商业城市。
那些富有的战争难民，不仅是现代器物的消费群体，更是它们的转卖者和制造者。他们迅速接纳了来自西方世博会的各种新奇物品，从电灯、电话机、收音机、汽车、钢琴、肥皂、香氛，到咖啡、罗宋汤、大百货公司和性感美女，并且发展出洋泾浜英语和中西合璧的旗袍。这是器物及其日常生活方式的革命。历次世博会展示的新器物取代了乡村体系，散发出蛊惑人性的气息。
洋务运动和上海租界短史，制造了一种半吊子的现代市民精神，那就是所谓“海派文化”，它要把上海绑在世界航船的桅杆上。但一百五十年以来，它一直在追踪和学习西方，却迟迟没有进入原创时代，去发明足以影响人类生活的全新器物。在闭合了一个多世纪之后，中国人的创意基因还在沉睡，甚至上海世博会都无法将其唤醒。
而对于那些记忆深刻的上海居民来说，黄浦江景观最大的秘密，在于那些张挂“万国旗”的洋轮。这种代表殖民地繁华的昔日景象，奇迹般再现于开幕式的烟火晚会。透过电视转播人们可以看到，无数小舟高擎用中国布制成的各国国旗在黄浦江上奋力游行，重演“万国旗”飘扬的盛大场面。但这场“万国旗秀”跟百年前截然不同。“万国旗”在旧朝意味着征服，而在本朝则似乎代表了朝觐。这是历史逻辑的秘密转换，它无视自己未能提供原创性器物的事实，而要向全世界出示一个梦想：中国在大步走回中央帝国的坐席。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5月1日
世界需要一张轻柔的皮
——关于膜结构建筑的文化回顾
人是灵魂漂流的一族，人的家舍就像被竹竿和绳索支起的帐篷。但人类不仅在土地上移动，而且还在时光里漫游，被记忆的迷津所困扰。人需要一张轻柔的皮肤，用以覆盖裸露的身体和灵魂，构筑温暖明亮的家园。这种历史性渴望，久远地簇拥在灵与肉的四周，成为膜式建筑的精神起源。
“膜”（Membrane）最初来自拉丁语系，表达轻盈而有张力的语义。它最初只是一种纤维性织体，在二十世纪才进化为高强度柔性薄膜材料。而以建筑学的结构划分，还可以分为骨架式膜结构（如伞和帐篷），张拉式膜结构（Velum）和充气式膜结构等三种形态。这些轻质建筑，现在已经像气泡一样布满整个星球。
帐篷（Tentum）与伞篷（Umbrella），在龙骨上覆盖上柔软的毡布或动物的毛皮，是史上最早出现的膜结构物体，表达膜结构的原始特征——一种预加张力的薄层。张拉篷（Velum）则是古罗马的伟大专利，以后成为普遍的街市遮阳工具，在起风的时候，它被架设在水陆竞技场内，高达22米。以上三种原始膜结构，覆盖早期人类的身体达数千年之久，它们制造的庇护层保佑了人类早期文明的发育。
建筑学界一般认为，1970年日本大阪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上的美国馆是膜结构建筑历史上的里程碑，可视为膜结构建筑浪潮的起点。
在所有帐篷体系里，西藏流派具有最鲜明的灵魂风格。吐蕃人用牦牛毛织出了黑色帐篷（黑帐），而用羊毛织出白色帐篷（白帐）。在连接帐篷的绳子上，五彩经幡随风飘扬，俨然是招魂的旗帜。鉴于建筑是世界的缩影，支撑帐篷的八根木柱被视为世界的轴心，人们可以沿着这个中心上升和下沉。虔诚的教徒，用一条白色的羊毛织巾（哈达）缠上世界轴心，借此表达对神的敬意。
吐蕃人的帐篷跟贝督因人的帐篷一样，都是一种灵魂的在所。这个微型世界在不断平移，呈现为临时和变易的特征，但它是无限恒远的，因为灵魂在绕柱而行，维系着一个内在的神性中心。与此相比，那些坚固的建筑反而是灵魂苍白的。它们沉重而静止，却完全丧失了轴心，沦为一堆混凝土和钢材的物理空壳。
跟那些过于沉重的建材（玻璃、砖、木和金属）相比，膜始终被视为构筑未来世界的元素。透明而轻盈的膜，具备优美的曲率，充分优化结构的荷载，超越简单刻板的立方体，呈现为无障碍和大跨度的自由形态。在膜世界中，外形与载荷的分布关系，比任何传统建筑结构都更为紧密，代表着建筑学与工程学的完美组合，因为力可以借膜的线条有形地表述，由此达成建筑与美学的完美统一。
香奈儿的手袋消费，就此跟帐篷发生了暧昧的关联。著名手袋品牌主办的流动艺术展，被设计师扎哈·哈迪德装进一座充气帐篷，于2008年开始了其全球性巡回展览。占地共七百平方米的展馆，外形犹如一只线条圆浑的飞碟，内部则采用连串延伸的弧形组件，摹写手袋上的提环，由此表达对香奈儿的颂扬。菱格纹手袋跟充气帐篷之间，还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相似性：它们都是柔软的包膜，而且都是含义微妙的家园。所不同的在于：帐篷被用于安置人，而手袋则是细小物品的家园。
目前最大的永久性帐篷建筑，就是沙特阿拉伯吉达港机场大厅，它号称“世界最大的屋顶”。该建筑由十个大帐篷相衔而成，玻璃纤维织物的覆盖面积，达四十二万平方米，相当于五十个足球场，可同时容纳十万名旅客。这个庞然大物是游牧史的重现。它是对旧岁月的庄严缅怀。马背和帐篷，贝督因人的两种家园元素，在波斯湾沿岸获得了有限的重现。大帐篷地标在沙地上灼灼闪光，炫示着一种曾经征服世界的生活。
膜的最高本性就是自由和透明。奔行的阿拉伯马征服了广袤空间，而帐篷则为牧人和战士提供临时家园。这些元素打开了闭抑的生活，赋予它自由的活力。帐篷又是透明的，它的四壁可以打开和卷起，由此获得敞亮和通透的特征。而这是自由的另一种属性——把生活置于开放的平台。膜是人和自然持续交换的最佳介质。
为了响应膜的哲学，德国建筑师奥托（Frei Otto）于1967年在蒙特利尔世界博览会上建造的德国馆，犹如一个庞大的帐篷群落，是按蜘蛛网仿生原理设计的网索支撑体系，其上覆盖半透明的膜。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体育馆沿用了这一结构，但它全部由有机玻璃组成，玻璃的薄脆性跟拉吊的柔韧性发生了巧妙的组合，令建筑物呈现出纯净明快的气质。战后德国一直在清洗自己的纳粹色彩。柏林新国会大厦，一个庞大的玻璃织体，响应着膜结构的开放母题，跟慕尼黑的帐篷彼此呼应。它放射出的水晶光芒，诠释了一个高度透明开放的社会。
与德国人的自由梦想截然不同，俄罗斯企图从膜形态里召回彼得大帝时代的尊严。正在打造中的水晶岛（Crystal Island），由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设计。这座庞大的螺旋体建筑，以玻璃为外墙，犹如雕琢过的水晶，并用金属支架连接地面与天空，随着楼层上升，它变得越来越细，直到形成高达457米的锥顶为止。其建筑面积达二百五十万平方米，相当于五角大楼面积的四倍，等同于一座小型城市，并且有望成为“全球最大建筑”。这场权力的宏大叙事，发生在莫斯科的Nagatino半岛，距克里姆林宫仅7.5公里之遥。设计方案表明，它具有类似帐篷的外观，也拥有膜的透明性，却丧失了膜的张力、多重曲度和自由延伸的特性。这是强悍的普京主义的必然后果。水晶岛的玻璃魅影，正是貌似民主的强权政治的建筑学摹本。
北京也在利用膜结构展开权力叙事。为奥运比赛而造的国家游泳馆（水立方），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膜结构建筑，外表完全采用膜组织，以临摹水体文明的特征。整个筑体由三千多个形状各异的气枕组成，覆盖面积达十万平方米。气枕可以通过充气管线充气，随时幻变为“气泡”。只有2.4毫米厚的膜结构气枕，像一层细腻的皮肤，温柔地裹住矩形建筑，犹如比玻璃更会呼吸的皮肤，以接纳更多的阳光和空气。但水立方未能完成对传统建筑造型的超越。
中国国家体育馆是一种典型的仿生体建筑，这是它获得“鸟巢”绰号的主要原因。跟那些头状花序和菊石的螺旋线、树形仙人掌结构、雪花的六角形晶体、天体的几何排列相似，鸟巢是针对鸟类家园的一种摹写，旨在喊出自由生命（诞生与起飞）的进步语义。
这座建筑物虽然在外形和建筑结构上跟膜结构无关，却吸纳了大量膜材料，在复杂粗笨的钢架上覆盖塑料薄膜，形成有限遮挡的屋面，不仅能够为场内观众遮挡风雨，还可遮蔽繁杂的结构构件与设备管线，避免产生强烈阴影，而膜的吸声特性，也有助于改善场内的声学环境。但在鸟巢设计师那里，膜只是一种低层面的应用技术，而不是伟大的自由哲学。
我们已经看到，膜结构日益背离着它的自由气质，转而成为民族国家的坚硬象征。膜没有改变集权主义的建筑本性，相反，它的柔韧性和透明性，被焦虑的威权所颠覆和吸纳，成为新秩序强力结构的一部分。膜正在成为国家建筑修辞的崭新元素，它要给闭抑的筑体涂上明亮开放的色彩。在钢筋混凝土的世界里，膜是一种轻盈的蕾丝花边，装饰着沉重的权力核心，向它说出精巧华丽的赞辞。
原载《艺术世界》200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