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秽语是文化颠覆的革命性工具，它仍然面临着三个无法超越的难题：第一，秽语运用的法学底线究竟在什么地方，也就是在文化争论中，秽语很容易对他人构成违法性伤害；第二，要是它被“无名氏”毫无节制地利用，就会成为滋养互联网骂客和文化犬儒的超级摇篮；第三，秽语可以是文化爆破的炸药，却终究不是文化建构的水泥。就其本性而言，秽语就是秽语，它永远都无法成为支撑新话语的脊梁。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3月
文物鉴定权的京城博弈
作为北京哲社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的《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现状与对策研究》，日前已经完成。“相关文物部门”进而宣称，“鉴宝”节目无权对出土文物进行估价和鉴定，出具的相关证明不具有效性。这一新闻由《法制晚报》发出后，在文博圈及收藏界引起轩然大波。这意味着，鉴于文物鉴定权背后的庞大利益，北京文物主管部门和民间鉴定家之间，正在展开一场激烈博弈。而这份报告，可以视为北京文物官方向民间鉴定家的一次严厉宣战。
近年以来，北京的文物鉴定权力布局，因北京电视台“鉴宝”栏目的问世而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该栏目是日本同类电视节目的山寨版，却在本土饱受文物爱好者喜爱，并捧红了一批民间收藏家。这些新兴人物，在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的文物交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民间富豪如浙商、陕西油商或山西煤商，一旦有收入高价文物的需求，便需通过关系邀请这些电视明星作出真伪及价值评估，而后才愿意加入交易。北京的拍卖行和艺廊的老板们，率先领悟到这种“新的革命形势”，转而与“鉴宝帮”结盟，以谋求他们的鼎力支持。电视鉴宝明星俨然成了左右中国民间文物市场的关键人物。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文物市场的运作，已经绕开传统学术权威和官方机构，而描绘着民间鉴宝的灿烂星空。
这一权力格局，对北京官方鉴定权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相关文物部门”以研究报告的形式推出“保护报告”的内在原因。它以严厉的措辞，宣布“鉴宝”节目无权对出土文物进行估价和鉴定，出具的相关证明不具有效性。同时建议对非法出售文物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处罚，还应对疑似出土文物的鉴定者、购买者和收藏者进行处罚，从源头上截断该产业链，并在全市范围内推行举报奖励制度，如此等等。而这些声色俱厉的动议一旦经过立法调研，很可能会借助北京市人大，形成新的地方文物保护法，由此为各地立法乃至全国性立法奠定意义深远的基础。但正是从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深处，散发出权力和利益博弈的浓烈气味。
一个不容否认的基本事实在于，无论哪一方夺取法定鉴定权，都无法解决文物真伪这一核心问题。各派系所要共同面对的，是以下四大难点：一、政府没有提供文物鉴定的标准，而这是杜绝鉴定失准现象的主要依据；二、日新月异的高仿技术，导致文物鉴定难度日益增大，传统识别经验正在逐步失效；三、行业道德瓦解和唯利是图的原则，是鉴定师胡乱出具证书的动机，而对这种行业违规行为，缺乏必要的监管和惩罚机制；四、国家没有颁发文物鉴定师的上岗职业证书，也没有建立必要的培训、考核、发证和年检制度，因而在文博系统及其海关、公安、检察院和法院内部，形成了鉴定师人才的严重真空。在上述问题未能得到解决之前，任何关于鉴定权的归属之争都是舍本逐末、弃明求暗之举。
在我看来，在转型中国这一特殊语境中，文物鉴定权的争端应当以下列问题的解决为逻辑前提：
首先，国家文物局应当尽快出台文物鉴定的基本标准，同时建立鉴定师的培养体制，跟高校联合成立培训中心，对考试合格的受训者颁发分级上岗证书，并对其资质进行年检，凡违规或被投诉三次以上者，即可吊销其证书，并在有关网站上予以公示，严重者可视为犯罪而予以起诉。对现有的成名鉴定师，也应建立登记注册制度进行弹性管理。
其次，对经拍卖流通的高价文物，须建立电子标签和电子档案，以便对其来历和身份进行确认。同时，对从事高仿制作的工艺师及其机构必须尽快推出强制性高仿识别制度，也即设立高仿工艺师注册制度，并在所有高仿品中加入国家颁发的高仿识别标志，任何拒绝投放该标志者，当视为蓄意的职务犯罪。由此从根源上杜绝高仿品对文物的伪替和侵害，降低真伪文物的识别难度。
第三，对现存文物法进行全面修订，彻底废除原有的不合理条款。1982年版的《国家文物法》，漏洞百出，充满荒谬成分，尽管经过1991年、2002年和2007年的多次修订，仍不能摆脱逻辑混乱的状况。例如，第一章总则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跟第五章第五十条的允许民间自由买卖的条款，形成了显著的逻辑矛盾。此外，文物法也没有对鉴定权的归属作出任何限定，由此形成巨大的法规漏洞。尽管国家文物局曾以内部文件方式，规定县及县以上文物局才具备文物鉴定的资格，但这种脱离实际的脆弱纸片，又岂能阻挡汹涌澎湃的民间鉴定浪潮。
原载《新世纪》2011年第23期
文化毒奶和脑结石现象
中国毒奶事件，成为所谓“后奥运时代”的典型案例。本国奶粉品牌几乎全军覆没，引发世人对食品制造业的深切怀疑。但奶粉只是冰山一角而已。那些无耻的科技发明，已经应用到食品工业的所有领域，由此捍卫着食品消费的完美格局。已经有许多人正确地指出，利润至上和零度道德，就是毒化中国食品的两个主要原因。
有毒食品工业构成了庞大的集体罪链。首先是化工和食品工业领域的专家们，在各大研究院和高校实验室里夜以继日地工作，不断创造出各种造假和使毒技术，为食品制造业提供技术支持，他们是大规模造假和使毒的始作俑者。企业为谋取利润，贪婪地注水和注入各种有毒的化学添加剂，把劣等和造假食品推向市场。向所有上述这些环节问责，进而向整个食品制度问责，才能击碎食品罪链，维系基本的安全防线。
闹得沸沸扬扬的毒奶事件，正在吸引全世界的目光，而比毒奶更为惊心动魄的，应当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毒化，但它至今未能得到必要的审视与警惕。
尽管民众对文化的渴求不如食物，但由于大规模人口基数的存在，终究形成了庞大的文化诉求需要。在有限的文化生产和无限的文化需求之间，出现了类似于食品的尖锐矛盾。然而，我们既丧失了制造当代原创性产品的能力，也丧失了从历史库房里提取文化资源的能力。文化的巨胃悬浮在空中，在长期面对文化匮乏和文化饥饿之后，它变得比其他任何时代都更为贪婪。
为了满足文化之胃的渴望，大量文化产品被加速制造出来，其间饱含着注水（口水化和价值稀释）、造假（抄袭、伪造、篡改）到使毒（添加各种有毒文化观念）等繁杂工艺。它们构成了密切关联的技术体系，对它们的解读，有助于我们对现有文化产品作出明晰的判定。
在文化注水方面，某文学公司网站向我们提供了有趣的案例。签约作家连载小说的写作速度太慢时，饥渴的网民就会发帖抱怨，由此逼迫作家加速写作，以致一些作家被迫从3 000字/1天的正常写速，加快到10 000~20 000字/1天以上。这种“盛大文学现象”就是典型的文化兑水和造假过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快餐化过程。它的原理跟在牛奶中大量注水毫无二致，势必导致文学质量的严重下降。
写作速度，无疑是测量文化产品是否垃圾化的重要尺度。德国汉学家顾彬宣称，一个德国作家写一部长篇小说，通常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而据我所知，天才横溢的中国作家，却只需要一至三个月时间。本土畅销书作家写速更快，有时只需一到两周时间就能炮制出一部长篇小说。据说，香港武侠作家拥有30 000字/1天的速度，而科幻作家倪匡的写速，则到了50 000字/1天的惊人地步。但这显然不是天才式写作的标志，恰恰相反，它只能体现某种垃圾化写作的特点，但这种可笑的书写模式，却为消费时代提供了激动人心的样板。
中国人对书籍的传统热爱，引发图书市场的狂热扩张。据称每年中国有二十四万种图书得以出版，但其中大多数是毫无价值的垃圾。中国人近年来对古史阅读的饥渴，也导致大量注水历史书的诞生。动辄上百万销量的畅销读物，加上票房率惊人的“大片”，以及收视率超群的电视连续剧，形成注水快餐的盛宴。在中国这个特殊语境里，“畅销书”往往就是低质书和问题书的文化同义语。
测算文化产品的另一尺度就是它的真伪。快餐的注水终究是有限的，而且它多少还能保留一点儿被稀释后的价值残汁，而造假却是更为彻底的欺诈。本次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都出现了备受指责的假唱事件。开幕式上林妙可的假唱，就是典型的双重假唱：她不仅在现场用事先录音伪装成真唱来欺骗全球观众，而且还要播放他人（杨沛宜）的声音。但奇怪的是，这头被造假者利用的无辜羔羊，居然还拥有大批粉丝。这种对文化造假的集体声援，就是造假运动得以繁荣的根源。
崔健关于“真唱”的呼吁，已经喊出许多年了，但他的声音竟是如此微弱，在整个流行音乐界只有空谷回音。相反，包括那英等歌手在内的假唱积极分子，在粉丝们的拥戴下振振有词地为假唱辩解，宣称它可以制造更好的效果，是对观众负责的表现。中国民众对假唱上瘾，他们对此有着强大的依赖性，因为录音棚制造的声音是经过技术修辞的。假唱能够制造出完美的声音骗局。这种自我盗版、“伪而不劣”的音乐产品，就是中国音乐爱好者的美食，他们享用假唱的陶醉表情，描绘出文化造假的美妙前景。
值得谈论的另一个例子，是郭敬明的小说抄袭案。法庭经过调查，宣判被告违法，并判处其缴纳罚金和道歉。而耐人寻味的是，中国作协在没有要求抄袭者公开认错的前提下，草率吸纳其为会员，并借助媒体大肆宣扬这场“加盟秀”。这无异于向世人宣告，造假者是可以畅通无阻地获得文学荣耀的。尽管郭敬明的写作才能需要得到鼓励，但这种反写作伦理的门户开放政策，却使中国作协沦为文化剽窃运动的同谋。
耐人寻味的是，文化制造业生产的劣品和毒品，并未像毒奶那样面对必要的戒惕。因为文化中毒的症状，总是显示出更为隐蔽而“温和”的特点。它们以补品、营养剂或特效药的面目出现，由此制造出更大的欺瞒效应。例如，样板戏唱词和旋律具有通俗性和悦耳性，而余氏散文则充满“历史感”和“煽情性”等等。但那些样板戏散发出的阶级斗争气味，用“眼泪”制造出的伪善文风，以及对普世（人类）价值的恶意围剿，正在伤害一代乃至数代人的灵魂。其危害性远甚于三聚氰胺，因为它所制造的后果，并非只是身残，而是更为严重的“脑残”。
“脑残”，这个描述精准的语词，出现于去年的互联网上，成为被广泛运用的文化关键词，传递出人们对这一文化弊像的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