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帮助中国人了解中国，帮助非中国人——洋鬼子、东洋鬼子、假洋鬼子——别再误解中国。
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为什么？中国太难了解了。中国是一个庞然大物，在世界古国中，它是唯一香火不断的金身。巴比伦古国、埃及古国，早就亡于波斯；
印度古国，早就亡于回回。只有中国寿比南山，没有间断。没有间断，就有累积。有累积，就愈累积愈多，就愈难了解。
从地下挖出的“北京人”起算，已远在五十万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山顶洞人”起算，已远在两万五千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彩陶文化起算，已远在四千五百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黑陶文化起算，已远在三千五百年以前。这时候，已经跟地下挖出的商朝文化接龙，史实开始明确。从周朝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得出来的记录；从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来的记录。中国人有排排坐的文字历史，已长达两千八百多年。
两千一百多年前，殉道者文天祥被带到抓殉道者的元朝博罗丞相面前，他告诉博罗：“自古有兴有废，帝王将相，挨杀的多了，请你早点杀了我算了。”博罗说：“你说有兴有废，请问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今天，有几帝几王？我弄不清楚，你给我说说看。”文天祥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三百多年过去了，《十七史》变成了《二十一史》。不同黑暗统治者合作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回忆说：“我十九、二十岁的时候看《二十一史》，每天清早看一本，看了两年。可是我很笨，常常一篇还没看完，已经搞不清那些人名了。”三百多年又过去了，《二十一史》变成了《二十五史》。书更多了，人更忙了，历史更长了。一部《二十五史》，从何处说起？
何况，中国历史又不只有《二十五史》。《二十五史》只是史部书中的正史。正史以外，还有其他十四类历史书。最有名的《资治通鉴》，就是一个例子。司马光写《资治通鉴》，还参考正史以外，还参考了三百二十二种其他类历史书，写成了两百九十四卷，前后花了十九年。大功告成以后，他回忆，只有他一个朋友王胜之看了一遍，别的人看了一页，就犯困了。
一部中国史，从何处说起？
何况，中国书又不只有历史书。历史书只是经史子集四库分类中的一部分。
清朝的史学家主张“六经皆史”，这下子经书又变成了历史书。其实凡书皆史才对，中国人面对的，已不是历史书的问题，而是古书的问题。
古书有多少呢？
古书多得吓人。
古书不只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它们只不过占两种；古书不只什么《四书》《五经》，它们只不过占九种；古书不只什么《二十五史》，它们只不过占二十五种。古书远超过这些，超过十倍百倍一千倍，也超过两千倍，甚至三千倍，古书有——十万种！
吓人吧？
这还是客气的。本来有二十五万种呢！幸亏历代战乱，把五分之三的古书给弄丢了，不然的话，更给中国人好看！
又何况，还不止古书呢！还有古物和古迹，有书本以外的大量残碑断简、大量手泽宗卷、大量玉器石鼓、大量故垒孤坟和大量考古出土……要了解中国，更难上加难了。
又何况，一个人想一辈子从事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也不见得有好成绩。多少学究花一辈子时间在古书里打滚，写出来的，不过是“断烂朝报”；了解的，不过是“瞎子摸象”。中国太难了解了。
古人确实不能了解中国，因为他们缺乏方法训练，笨头笨脑的。明末清初第一流的大学者顾炎武，翻破了古书，找了一百六十二条证据来证明“服”字古音念“逼”，但他空忙了一场，他始终没弄清“逼”字到底怎么念，也不知道问问吃狗肉的老广怎么念。顾炎武如此误入歧途，劳而无功，但他还算是第一流的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又如清朝第一流的大学者俞正燮，研究了中国文化好多年，竟下结论说中国人肺有六叶，洋鬼子四叶；中国人心有七窍，洋鬼子四窍；中国人肝在心左边，洋鬼子肝在右边；中国人睾丸有两个，洋鬼子睾丸有四个……并且，中国人信天主教，是其内脏数目不全的缘故！俞正燮如此误入歧途，劳而无功，但他还算是第一流的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
20世纪以后，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在了解中国方面，有没有新的进度与境界呢？有。他们的方法比较讲究了、思想比较新派了，他们从象鼻子、象腿、象尾巴开始朝上摸了。最后写出来的成绩如何呢？很糟，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他们只是一群新学究。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其实天知道他们通了多少西学，天知道他们看了多少中学。他们是群居动物，很会垄断学术、专卖学术和拙劣宣传他们定义下的学术。于是，在他们多年的乌烟瘴气下，中国的真面目，还是土脸与灰头。
中国这个庞然大物，还在雾里。
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想了解中国，简直没有合适的书可看。古代的知识分子没有留下合适的，现代的知识分子不能写出合适的。中国人要想了解中国，只有标准教科书，只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呼延庆征南》《罗通扫北》，只有大戏考中的《一捧雪》《二进宫》《三击掌》《四进士》《五人义》《六月雪》《七擒孟获》《八大槌》《九江口》《十老安刘》……这太可悲了。
中国的真相不在这里，中国的真相不是这样的，中国的真相既没有这样简单，也没有这样《春秋配》。
中国没能被了解——全盘地了解。中国被误解了。中国是庞然大物，中国被“瞎子摸象”。
就说被摸的象吧。中国人一直以为象是“南越大兽”，是南方泰国、缅甸、印度的产物。中国人喜欢这个和气的大家伙，酒杯上用它，叫“象尊”。御车上用它，叫“象辇”；游戏里用它，叫“象棋”。最有缘的是，在文字里用它，代表了六书中的第一种——“象形”。象形就是根据象而画出来的形，人一看到就知道是象，又大又好画，大家都喜欢画它，愈画愈像，所以这个“像”的字，就从这个动物演变出来了。
现在我们写“为者常成”的“为”字，古字中象形写法见上图。左边的象形是手，右边的象形是象，“为”字的原始意思就是“用手牵象”。牵象干什么？打仗、做工，都是最起码的。中国人在用牛用马以前，早就用到了象。象不是外国货，最早在黄河流域，就有这种庞然大物。后来，黄河流域气温变凉了，象开始南下，出国了。在古人写古书的时候，已经看不到它了。所以《韩非子》里说：
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
当象再回国的时候，中国人不认识它了，以为它是外国货，把它当成“南越大兽”了。象以珍禽异兽的姿态出现，让中国人瞎摸了。
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有什么。
中国人对中国无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败。中国人“希见生象”，又不能“得死象之骨，按其图以想其生”，所以只能瞎摸、瞎摸。瞎摸到生象，还算是“摸象”；瞎摸到死象，就完全是“摸骨”了。中国人对中国的了解，确实还是龙海山人关西摸骨的水准，中国人真可怜！
问题出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
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可耻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夹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上下其手。他们之中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好货，可是只占千万分之一，其他都是“小人儒”。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读书不化，守旧而顽固。中国知识分子坚守他们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中间的夹层地位，误尽苍生。当特立独行的王安石搞变法，想直接授惠于老百姓的时候，文彦博站出来向皇帝说话了，他说：“陛下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老百姓治天下。”王安石想越过这批拦路虎，可是他碰到了绊脚石。
中国知识分子失败了。有两大方面的失败：一方面是品格上的，一方面是思想上的。思想上失败的特色是：他们很混、很糊涂、很笨。他们以知识为专业，结果却头脑不清，文章不行。这种特色不但使他们的品格诸善莫做，并且扶同为恶而不自知；在思想上，也不能深入群众，影响普遍的中国人。他们写的东西，只能自我陶醉，或者与互相捧场的同流货色一起陶醉，实际上，确实不成东西。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作品，我看来看去，觉得只是可怜的“小脚作品”。它们的集体悲剧，乃是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什么，它们所遭遇的共同命运，都是“被层层桎梏”的命运。
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散文”、“骈文”、“时文”、“八股文”、“语体文”，是“论辨”、“序跋”、“志传”、“奏议”、“哀祭”、“书牍”、“诏令”、“论文”，是“诗”、“词”、“歌”、“赋”、“颂赞”、“箴铭”、“弹词”、“小说”，是“气”、“骨”、“神”、“势”、“实”、“虚”、“韵”、“逸”、“用典”、“白描”，是“简洁”、“蔓衍”、“谈理”、“抒情”、“刚健”、“优柔”、“平朴”、“绚丽”，或是“革新”、“守旧”、“创新”、“追摹”、“独造”……不论从哪一路进退冲守，都是“小脚如来”的“掌心行者”，都不能逃出共同被传统“桎梏”、“修理”的命运。在这种共同命运之下，“文体”的争论也好，“诗体”的争论也罢，乃至什么“雅”“俗”之分、“刚”“柔”之异、“古”“今”之别、“朝”“派”之变、“文”“白”之争……从如来掌心以外来看，它们所能表示的，至多只是被“修理”的轻重深浅而已。换句话说，它们统统都被传统的水平观念缠住、被传统的社会背景缠住、被传统的意识形态缠住、被传统的粗糙肤浅缠住……这样的一缠再缠，中国的作品便一直在“裹脚布”中行走，不论十个脚趾如何伸缩动静，都无助于它在一出世后就被扭折了的骨头。
这样子的悲剧命运，使千年的庞大文字遗产，只表露了庞大的烦琐与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