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祖籍徽州但在外地发迹的湖州丝商张颂贤（1817~1892）一样，胡雪岩也是出身徽州，不同的是他发迹在杭州。胡雪岩的红项商人身份，在中国无人不知，张颂贤却为人知之甚少。张颂贤是湖州商人“四象八牛”中的“四象”之二。所谓“象”，指拥银百万两以上的丝商。他的孙子张静江，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
1870年左右，胡雪岩与湖州南浔“四象”之一的生丝商人庞芸皋合作，从事丝出口生意。19世纪七八十年代，胡雪岩察觉到在沪洋商日益掌握丝价主动权，抑价收购，使华商吃亏过甚，于是，他集结散户，合力对付洋人，以图扭转局面。
从1882年5月开始，胡雪岩垫付大量资本套购运往上海的所有生丝，外商想买一斤一两也不得，生丝价格大幅上涨。外商就向胡雪岩说愿加利1000万两白银，将其手头的生丝如数转买，而胡雪岩非要1200万两白银不可，双方没有成交。胡雪岩邀请丝业同行合议，收尽各地生丝，共进退，迫使外商高价收购，以图厚利。
在英国驻沪领事麦华佗看来，过去中外贸易是冒险事业，但在电报使用和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它将被只有最低利润的稳健商业代替”。他是在目睹了一批洋行先后倒闭后说这番话的。当胡雪岩试图坐庄时，风险也正向他袭来。
1883年1月，著名的金嘉记丝栈倒闭，2月11日，大约50家商号、41家钱庄关门。1883年，中国生丝再度减产，估计只有35000包，而意大利丝再获丰收，雪上加霜的是，此时中法战争爆发。1883年11月，胡雪岩与江浙丝商的价格同盟不攻自破，胡雪岩损失惨重。
更不凑巧的是，胡雪岩为左宗棠筹措军需向汇丰银行的贷款中，有一笔80万两白银的借款到期，这笔款项是以各省的协饷作担保的，每年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但盛宣怀事先给上海道台邵友濂打招呼说，“李中堂想让你迟一点划拨这笔钱，时间是20天”，邵友濂照办。
随后，盛宣怀又串通由同乡席正甫操持的汇丰银行向胡雪岩催款。左宗棠远在北京军机处，来不及帮忙。胡雪岩就从阜康钱庄调出白银80万两，以备急用。之后，盛宣怀又托人到银行提款挤兑，并放出风说胡雪岩囤积生丝赔了血本，挪用了阜康银号的存款，局面一时失控。
胡雪岩把他的地契和房产都押了出去，同时以亏损白银150万两的代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够挺过挤兑风潮，但为时已晚。1883年12月1日，阜康钱庄上海总号倒闭。消息传开，阜康钱庄各地分号相继关门，引发当地挤兑风潮。
胡雪岩一生倚仗两位人物崛起，一是王有龄，二是左宗棠。前者，胡雪岩曾资助其500两银子，作为其进京进入官场的费用。投桃报李，王有龄资助胡雪岩开办了阜康钱庄，并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让近水楼台的胡雪岩办理粮械和漕运事宜。1862年，王有龄困守杭州城两月，城破，以身殉节。
随后，左宗棠以浙江巡抚身份，全面署理浙江事务。胡雪岩以筹粮及军费而获得左宗棠的信任，福建水师就是在左宗棠首倡、胡雪岩筹款下创办的，但在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1884年9月，左宗棠病逝福州。
据传，恭亲王奕、协办大学士文煜在此胡丝一案中也折亏百余万两白银。清政府立即出面干预，各省开报胡雪岩亏欠公款以及亏欠两江与江海、江汉关采办经费总计达白银240多万两。1884年11月，胡雪岩被革职查抄。
暮年，胡雪岩靠开办的胡庆馀药店收入维持余生。1885年，这位曾红极一时的晚清红项商人黯然离世。与他同样落魄的还有唐廷枢，1892年，花甲之龄的唐廷枢病逝于天津，身后“家道凋零”、“子嗣靡依”。轮船招商局从公积金中拨银1.5万两，以示格外体恤。
有分析认为，胡雪岩与盛宣怀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胡雪岩的后台是左宗棠，盛宣怀的后台是李鸿章，左宗棠与李鸿章有极深的矛盾，这就是胡雪岩、盛宣怀争斗的缘由。另外，轮船招商局举办之前，胡雪岩曾表示有入股意向，但最终没有下文，让李鸿章不尽痛快。尽管胡雪岩成功地向李鸿章推荐了宁波人严信厚，似乎为释前嫌，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个性鲜明的苏商群体
晚清时期，有两位江苏商人将各自的角色做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就是买办商人席正甫和幕僚商人盛宣怀。
前者与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并称“晚清四大买办”，但后三位香山买办，无论做买办还是后半生转做实业，他们的生意或者说事业都没有被家族以继承的方式得到延续，而席正甫则让整个家族承袭了买办血统，进而让一个家族屹立上海滩半个世纪不倒。
盛宣怀则是那个时代幕僚出身的商人中转型最为成功的人。这个亦官亦商的人，隐忍持重，能屈能伸，在旧氏沙船商人、买办商人、官场的不同派系之间游刃有余，做了那个时代“官督商办”最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这段交织着保守派与洋务派、买办商人与幕僚商人、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等多重争斗的历史中，盛宣怀游刃其间，演绎着属于他的传奇。
盛宣怀，最早提出了“官督商办”的思想，并在晚清一步步成为最懂工商业的官僚和最不受商人欢迎的官商。作为跨越商官的两栖商人，他一步步成为晚清官商第一人，也是那个时代商人中争议最大的一个。
在盛宣怀那里，权势也被当做谋商的手段，尽管盛宣怀从来就是一个商人。他一步步登上权力的巅峰，并将晚清主管经济最具分量的邮传部尚书一职收入囊中。他直接促成了中国大陆最早的跨行业、跨地区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成立，但他的初衷似乎是想以此来影响中央政策，营造举国商办的氛围，进而将洋务企业变成商办企业，甚至想将它们纳入自己名下。
最让人惊诧的是，一心倡导商办的盛宣怀，却在晚清铁路收归国有的运动中，成为最忠诚的执行者。该运动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盛宣怀终以“误国首恶”的名声留在了《清史稿》中，成就了一段奇特的商业史。
不论在当时还是现世，盛宣怀都与李鸿章一样，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但盛宣怀提出的一个命题，即使在130多年后的今天，仍是政商两界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那就是做官的如何照顾经商的，经商的如何考虑国家，这是一位跨越时空的商人所留下的旷世命题。
以胡雪岩失手生丝贸易为标志，除了以厚实的政治背景为依托的周学熙和孙多森外，徽商的光芒已经日益被江苏商人和宁波商人所遮掩。当上海政界以吴健彰和叶廷眷为代表的势力，相继被来自浙江定海的蓝蔚雯和杭州的吴煦两任道台所取代时，广东商人的地位在不经意间被苏商和宁波人逐步取代。
其他苏商中，银行家陈光甫（镇江人）是一名“海归”，他是那个时代民营金融业首屈一指的开拓者。作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总经理，他与席正甫一道充当了山西票商掘墓人的角色。
陈光甫还开创了中国人自办旅行社的历史。他的一个理念是，“本行欲在某地发展，先在某处办旅行社……故旅行社为银行之先锋队”。很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旅游部，发展成为享誉全国的中国旅行社（1949年后歇业）。
当以长途贸易起家的山西贸易商人活跃在张家口、包头、恰克图、辽宁朝阳、甘肃西宁时，一句句民谚点滴记录了这个时期为生计而奔波劳顿的晋商。近代江苏商人了然没有晋商的草根气息和长途跋涉的劳顿，他们的命运似乎更多与集股招商、公司章程、中外商战、外资银行等近代的商业元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你很难从他们身上再看到传统商人的影子，他们已然打上了洋务运动、实业救国及近代商人的时代烙印。
在那个社会动荡、英雄不问出处的时代，苏商个个都有着鲜明的个性。这一群体的角色包容度之大，是其他商帮无以比肩的。除买办世家席正甫家族、旷世官商盛怀宣、银行家陈光甫外，无论是来自常熟的主张实业救国的清朝状元张謇，还是来自无锡的有“面粉大王”和“纺织大王”双料之称的荣德生、荣宗敬兄弟；无论是出生于吴县（今苏州）、与范旭东等人创建了亚洲第一座纯碱工厂永利碱厂的化工专家兼商人陈调甫，还是出生于淮安的“海归”银行家、金城银行的创办者周作民，个个都如雷贯耳，形象鲜明。
由他们组成的苏商群体，成为横跨晚清、民国、新中国初期的一大商帮。如果算上当时归江苏管辖的上海（1927年，中华民国政府设上海特别市，从此，上海在法律上脱离江苏管辖），那么江苏商人的阵营中还应包括我国氯碱工业的创始人吴蕴初和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鼻祖、棉花大王穆藕初。
浙商与苏商在银行业也同样叱咤风云。与苏商在面粉、纺织等行业一枝独秀不同，浙商在轮船、钱庄、医药、电影、火柴等行业独领风骚，此一。
第二，苏商领袖中少有浙商中像虞洽卿、朱葆三、傅筱庵等饱受争议的角色，这让苏商群体以其不尽出格之姿而显得较为中正。无论是张謇还是席正甫，无论是陈光甫还是荣氏兄弟，都是中国商帮史上某一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即便有如盛宣怀这样不遗余力地通过官职的爬升而谋求财富者，但也并非肆无忌惮之人，总体还是有所追求和克制的。
第三，宁波商人主要群聚在上海，并辐射天津、汉口等地，苏商则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经济体系中，依托苏州、南通、常州、无锡（清时常州、无锡同属常州府），跨越天津、汉口等地，以全面开花的姿态，迎来了苏商在中国商帮史上的辉煌。
张謇身上张之洞的影子
在中国历史上，状元出身的宰相为数不少，可状元出身出来办实业者寥若晨星。屈指算来，也就两位。一位是苏州人陆润庠（1841~1915），一位是南通人张謇。首先迈出这一步的是陆润庠，但他仍热衷于仕途，所以真正成为实业家的只有张謇一人。张謇兴办实业，是晚清版的官员“下海”。
33岁时，陆润庠中了状元，张謇还只是一介举人。没有放弃的张謇，又连续4次参加进士考试，但都名落孙山，于是他发誓不再参加科举考试。每个走在求索路上的近代中国人，似乎骨子里都未曾完全摆脱过为官求名、光宗耀祖之念想。无锡的荣德生也是这样，只不过，荣德生的父亲以“小官得资不正，不堪供父母，大官无本事做”的说辞，打消了荣德生的这一想法，张謇家族则没有荣氏父亲那样开明。
1894年春天，慈禧六十大寿，清政府破例多开了一次科举考试，此时张謇已经41岁，他的祖父和父亲仍逼着他走进了考场。主考官翁同龢点了张謇中头名状元，张謇很快成为六品翰林院负责修撰的官员里的一员。
23岁那年，仅是秀才之身的张謇成为吴长庆的幕僚文书。期间，他为吴长庆起草的政论文章《代某公条陈朝鲜事宜疏》、《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以对外国侵扰采取强硬政策的立场，受到两位苏州人出身的“清流”南派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的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