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具体时间，具体到几点几分；
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有几趟航班，怎么衔接，如何接送；
上午十二点之前不要安排活动，以保证下午和晚上的活动精神饱满；
不和不相干的人吃饭，如果非吃不可，说好多长时间，时间一到，告辞走人；
某个活动在几点开始，几点几分应该到达休息室，从休息室到会场需要走几分钟；
演讲会场最好能容纳一千五百人以上，演讲桌要标准高低，摆放的鲜花里不要有香水百合，话筒的效果要好，最好有返声系统。
……
就这样，每到一处，即使提前告诉刘墉出发时间，他还会自己算一下：你让我几点几分下楼，太早了，再推后三分钟。当你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从服务台打去电话，他会说：不是说好了吗？我会按时下去。
在刘墉的眼中，时间是以分钟计算的。报纸记者要采访，他会先问：你做什么栏目？打算做多大版面？如果是电视采访，他会问：节目打算播多长时间？问完后，他会按照自己把握的时间接受采访，差不多时就会打住，并提醒采访者：我回答的内容已经超过你的需要了，内容已经够用了，可以停止了！
我曾经事后问他：不怕得罪记者吗？他说，我的时间有限，下面又有其他活动，采访者应该尊重采访对象，他事先不做“功课”，来了以后再慢慢聊天，这是浪费我和他自己的时间。
同样，他也不爱和人吃饭。有一次刘墉作为嘉宾，被邀请参加全国图书订货会。订货会期间，当地政府为赴会嘉宾举办了一次大型宴会，市长亲自主持，因为刘墉名气大，主办方特地把他安排在市长旁边就座。可没想到，宴会开到一半时，刘墉就谢宴告辞了。众人无奈，只好把他送回宾馆。事后不少人认为刘墉不通情理。
可对刘墉来说，为了人情、面子的应酬，不仅浪费他宝贵的时间，还毁坏身体，别人没权力这样要求他。他要对得起自己，把省下来的时间用来想别的事，哪怕是休息一会儿，也比耗在饭桌上强。
他的经纪人说，刘墉每次来大陆，她从不轻易安排他应酬场面。同样，刘墉自己吃饭也不需要别人陪。这样两方面都省心，把他放进最好的宾馆，再给一张“签字画押”的行程表，一日三餐随他去就行。
但是，刘墉也爱操闲心。他住多了世界一流饭店，知道人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他说，花多少钱，就该享受相应的服务。所以他会经常给所住的饭店找麻烦：比如卫生间浴缸的水龙头，安放位置不好，顾客得撅着屁股、趴下身子去拧；房间里没有提供毛毯；空调温度不够或过高；菜单上明明写的是羊肉，做出来的却是牛肉，等等，都会让他抓住不放。为此，有人开玩笑说，除了画画、写作，刘墉做个五星级饭店的总经理也没问题，饭店任何不到位的地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因为是中国人里的美国人，刘墉说“不”的时候没有心理障碍。而他旁边的人，就得为他说“不”的事情去作解释，不然别人会觉得他不通人情，难以理解。这个艰难的解释工作，常常由他的经纪人曲小姐来完成。
对畅销书作家来讲，签名售书是个体力活，尤其对刘墉来说，更是这样。“墉迷”们大都很年轻，热情非常高，无论在哪个城市，他的签名现场都会被围得水泄不通，常常创了当地的签售纪录。这样一来，不仅苦了刘墉，也给接待方带来了压力。
每到此时，刘墉都要求：签名时间为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为了照顾更多的读者，每人只签一本，只签名，不签时间、祝词。
可是签名现场，很多孩子已经辛辛苦苦地排队等了两三个小时，其中还有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或老爷爷，替上学的孙子来排队。读者的手中，少则一两本，多则三五本，甚至还有多达几十本的，那往往是整个班的同学派来的代表。
不少“墉迷”都会说出各种理由来，要求刘墉破例多签一段话或一个时间：为我远在他乡的女朋友写几句话吧！为我生重病的同学写几个字吧！遇到这种状况，刘墉一概委婉而坚定地拒绝。我们则在旁边不断地扯着嗓子解释：“对不起，不能破例，请谅解！ ”
但是，刘墉说，他又是美国人里的中国人。举办签名会时，为了满足主办方签名的需求，刘墉常常提前交代：主办方要签的书拿到宾馆里，在他休息的时间签名。这样一来，主办方送来的书有时竟多达
二三百本，刘墉二话不说，保证给他们都签上。
虽然给现场的读者每人只签一本，但刘墉每签一本，都要抬头向读者说一声谢谢，为了让读者满意，他右手签字，左手握手，而他的签名速度又很快，每分钟几乎二十本，这样频繁地抬头低头，肯定会头晕。连我们在旁边帮着翻书，抬头低头的幅度不大，一个多小时下来都会头晕得想吐！刘墉说，这是对读者的尊重，我必须抬头看他们一眼。
两双袜子成了心病
2001年秋季，刘墉和刘轩同被邀请来北京做活动。其间要接受中央电视台《聊天》节目的采访，因为刘轩匆匆从美国赶来，没有带适合上电视的衣服，刘墉同意把自己的信用卡借给儿子用，但说好了，回美国后马上还。
刘轩打听了一下，得知国贸的购物环境最舒服，服装都是世界名牌，在那儿肯定能买到称心的衣服。他请曲小姐和他同去，给他做参谋。
国贸中心当然都是世界名牌，两个小时下来，刘轩买到了满意的衣服，老爸信用卡里也少了一万多元人民币。临出商场，刘轩想起要买一双袜子，顺便也给刘墉捎了两双，以表孝心。曲小姐说，给刘墉买的那两双袜子，每双一百多元。
回到饭店后，刘墉看着儿子买来的袜子，半天没说什么。
从此，那两双袜子成了刘墉的心病。回纽约后，刘墉把那两双袜子混在了一堆袜子中，因为没记清那两双袜子的长相，就再也找不出来了。他不甘心，又特意把所有的袜子穿了一遍，但是他的脚丫子也辨别不出哪两双是值一百多元的，为此他跟曲小姐抱怨过好几次，嘱咐她别再陪着刘轩当冤大头了。
在刘墉的眼里，不管是不是名牌，自己觉得好用就行，好吃就行，一个人对自己一定要老实。
刘墉爱喝红酒，但是在大陆期间，无论谁请客，他都只喝国产红酒，婉言谢绝昂贵的洋酒。这里也有一个故事，还是和上哈佛的儿子有关。有次，为了孝敬老爸，刘轩给刘墉买了一瓶很名贵的红酒。刘墉喝了几口，发现这几百美元一瓶的红酒，和十几美元一瓶的红酒，在他嘴里差别不大。从此，他就坚决不让儿子给他买名贵的红酒。
与其说这是节俭，不如说是刘墉的务实。对于消费，刘墉有他独特的奢俭观。
他说有的人，有一柜子的衣服，但到了关键场合，却总也找不出一套像样的，那平时何不少买几套，把钱积攒起来买一套高档的？有的人，家里买了一屋子的东西，时间长了发现毫无用处，却又舍不得扔掉，那些东西岂不成了垃圾？
六七年来，刘墉每年都要来大陆一次。每次他的衣箱中都放着同一件风衣，同一套西装，同样的几条领带，几件衬衫，两双皮鞋。虽然不多，但件件都是世界名牌。他说这些衣服永远不过时，搭配起来省心省力。
而发传真时，能在一张纸上写清楚的，他不写第二张，一张写不满，他还会把空白的纸切下，省点发传真的钱。打长途时，无论是他打给我们，还是我们打过去，绝没有一句啰唆话，谈工作就是谈工作，没必要聊天。
但是，来大陆后，刘墉每天都在固定的时间要和妻子通半个小时的电话，每天晚上，他先用手机给妻子拨过去，然后，妻子再从美国拨过来。他从不让接待方支付这个话费。生活与工作，刘墉分得清清楚楚。
在和出版社谈版税时，刘墉为了自己的版税会斤斤计较，以争取最大利益，他说：“谈生意的时候，谁不精明？ ”而在为失学的孩子捐款时，他又很慷慨，以每年五所的速度，帮助偏远地区捐建希望小学。
什么样的心，才会点滴在心？
演讲时，刘墉有一个习惯：上台前他需要五到十分钟的时间，独处养神，心里再过一遍演讲的内容。哪怕这个题目已经讲过很多遍了，每次上台，刘墉都希望给听众一个印象：他是第一次讲这个题目。为此，刘墉希望自己的注意力能够高度集中，这样他就能观察到现场听众的反应。
刘墉说：我会用一半脑子演讲，另一半脑子观察听众，看他们的表情是不是专注，看他们的情绪是不是随着我讲的内容走。这是一个职业演讲者应该做到的。
10月25日在福建泉州华侨大学的那场演讲，在中文系的阶梯教室举行，因为场地较小，很多学生站到了台上，人越站越多，最后把刘墉围了起来；正好那天又赶上下雨，不少进不来教室的学生像猿猴一样趴在窗户上，淋着雨听讲。
按照我们的推测，这种演讲环境肯定影响刘墉的发挥，但是，那天刘墉的情绪一直很饱满，时不时跟那些挂在窗户上的学生说几句话，演讲结束时，他说： “今天，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同学的臂力，两个多小时，你们居然一直挂在那儿没掉下来，真让我佩服，今天你们最不容易。”
刘墉的“点滴在心”体现在很多时候。在贵州工业大学演讲时，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很多年轻人都争着提问，这样坐在前边的学生机会自然多一些。几个问题之后，刘墉建议：给后面的或挤在门口的同学一个机会。话音刚落，就见门口的人堆里挤出一个瘦小的男生，他跑到台前，拿过话筒，问完问题后，居然又挤回原来的人群中。刘墉没有马上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说了句：“这是个守规矩的同学，本来他挤进来，问完问题后，并没有人让他回去，但他自己又挤回去了。让我们先给他掌声！ ”
刘墉从不吝于表达他的感激，别人哪怕一点点的付出和牺牲，他都心存感激。接受宴请，感谢主人饭菜好吃，味道不错；别人送的小礼物，很独特，非常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