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三个年轻的挖掘工人躺在她那张破破烂烂的沙发上，玛德琳仿佛被人定住了一样—她的一万四千美元就藏在那张沙发下啊。他们脚下的地板上，汉堡包装纸、袋子，还有必胜客的盒子扔得到处都是，好像在埋地雷一样。旁边的咖啡桌上凌乱地堆满了各种沾着油渍的杂志和一些没有开封的邮件。为什么她的卧室门是完全敞开的，或者说为什么门开得那么大，可以让他们直接看到一切，甚至不用在她的牛仔裤、胸罩和毛巾下再探索一番？她的床看起来好像刚被人洗劫过一样。她刚刚睡过去了吗？她隐约记得一些对话的片段，可那是和谁说的呢？
不知是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个人，四个人一起正抽着一根大麻，一个个兴奋地高声大语，就像是吸了氦气的小孩子一样。这几个人躺在沙发里，好像刚刚一起经历过一场沙尘暴。她又仔细看了一眼，这一次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疯子”—这个人恰恰是她无法忍受的。坐在脚凳上那个稍微干净并且年纪稍长的家伙看着也很眼熟—是杜瓦尔。就在他上身前倾，准备给烟管装上一袋烟的时候，露出了藏在他上衣口
袋、看着像非洲梳子一样的枪柄。
现在到底几点了呢？
差不多两个月前她刚搬过来的时候，从来没有看见过任何一个挖掘工人。本就应该如此。他们本来就应该从后门进来挖洞，有自己的独立厕所，都不应该进来喝水的。托比说他们正在挖一个地下种植场，而且这个种植场的面积是有鸭子“警报器”那个的两倍。他答应过她，说只要地下室挖好准备种大麻，就赶紧帮她搬家。而且，他还叫她不要靠近谷仓，说她知道的越少，人们就越相信她是清白无辜的。如果有人问起，她可以这么说：“我只不过是想租一间离生病的父亲近一点的房子，房东在谷仓里做什么，我完全不知道。”
可是，托比越是不来这里，他定下的规则就越无人遵守。而且，自从上次直升飞机上的不愉快之后，他再也没来过这里过夜了。不仅如此，从那以后他都几乎没有再碰过她，还经常因为笨手笨脚不小心碰到她而道歉。可是，他给她安排的工作越来越多了。她知道，除非他让自己退出，否则这一切是不会结束的。
挖掘工们不停地在房间里进进出出，好像她是专门给建筑工人提供中途休息站一样。刚开始时还挺有趣的，因为不论何时都可以找到人玩—虽然对象不断地换来换去。直到其中一个人侧身转过来，她才注意到另一支沉甸甸的枪和空洞的枪口。
“大家都知道，七十年代的时候，中央情报局在老挝有一个实验室专门提炼海洛因。”杜瓦尔开口道，好像在回答某个问题一样，“然后，到了八十年代，大家都知道他们通过诺列加①1利用枪支和反抗军交换可可。
① 诺列加（Noriega，1934～），前巴拿马军事强人，1983年8月至1990年1月3日之间是巴拿马的实际领导人。1989年12月20日美军出兵巴拿马，诺列加被迫到美国受审，并被判处145年徒刑。2007年9月9日被美国政府释放。
你们还记得吗？到了九十年代，众所周知，中央情报局又提供骆驼，用它们沿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境往实验室运输鸦片。所以啊，美国如果知道自己将失去对世界的主宰权的话，它为什么要允许大麻合法化呢？”
“但是，这些和大麻有什么关系呢？”其中一个满身灰尘的人问道，
“我是说，你知道的—”“一切都是从大麻开始的，”杜瓦尔解释道，“一切。”“阿门，”“疯子”说道，“她惹大麻烦了。”玛德琳的眼皮跳了一下。除了她，他们还能在说谁呢？“他要么得把她从这里弄走，要么……”他后面说了什么，玛德琳没有听见，但听到杜瓦尔又补充了一句：
“哦，她来这里可不是吃闲饭的。”
等她猛地睁开眼睛的时候，托比已经一阵风似的从前门闯了进来，旁边还跟着费舍尔。“我们走。”费舍尔对挖掘工说道，而托比则在厨房四处翻找，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干净的杯子。“开慢点，”他伸出一只手，把他们赶了出去，“不要靠近零号大道。”
很快，这几个泥土人儿就不见了，似乎都想趁托比洗杯子的空当赶紧溜走。洗完杯子，他打开两扇窗户，然后站在她面前，像在品尝杜松子酒那样小口地喝着水：“告诉过你不要在这里开派对的，难道我没有说过吗？房子里永远不能出现任何大麻。我发誓我绝对说过这句话。”他转向费舍尔，然后又看着她，“难道是我记错了？”
“这个你应该比我清楚。”他瞪着她，然后又走进她的卧室，一边喝水，一边打开门看着地上待洗的衣服：“你最好现在开始好好照顾你自己。”
“否则呢？”她反问道，一想到那些工人说的话，就觉得胆战心惊。她清了清嗓子，感觉自己快哭了，然后伸出那双布满老趼、伤痕累累的双手，说：“还有谁会去帮你种那些该死的大麻？”
托比举起一只手，似乎准备扇她耳光，可是最后只说了一句：“拜托你了。”
她的工资现在只有当初的一半。他告诉她这是因为美元贬值了，可是费舍尔告诉她，大部分原因是他被温哥华的警察敲了竹杠，而这更加坚定了托比找出内奸的决心。
“刚才有一只小鸟偷偷告诉了我一个消息。”他一边说一边像拳击运动员一样左右地摇晃着脑袋，“你那个大笨熊一样的青梅竹马玩伴—你也是这么形容他的吧—今天晚上又截获了一批大麻。想想吧。又是一大宗货啊。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笔交易。”
“三十二万美元，”费舍尔补充一句，“十三—”
托比挑了一下眉毛，示意他不要多说，并仔细观察了她的表情：“最近和他联系过吗？没有？哦，你或许可以问问他，到底是谁向他走漏的消息，因为那里既没有感应器，也没有摄像头—什么都没有！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在那片沼泽丢过货。很明显，肯定有人向他泄密了，是吧？还是你又准备说这是那些呆头呆脑的鸭子泄的密？”说完他扭着脑袋、转着眼珠朝她逼了过来，“我不知道你还和蒙提约过会呢。挺凑巧的，不是吗？你那位笨拙的玩伴这次一脚踢到的走私贩，刚好是你曾经的约会对象！”
她瞟了一眼费舍尔，后者别过眼睛没敢看她，于是她又清了清嗓子。
“说不出话来了？”托比问道，“要不要我给你倒点水？”
“我已经很久没有和布兰登联系了，上次午餐的事情我已经全都告诉你了。”她含糊不清地说道—想说清楚谈何容易啊。
托比举起左手，做出一个射击的姿势，手指指着她的胸口：“哦，如果正如你所说，既然你的朋友那么谦逊，那你为什么不直接问问他，他到底从哪里得到这些消息的？我相信，你应该很想帮我找出这个答案。”
“我还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呢！”她粗声粗气地说道。
“洗耳恭听。”
“你不是一直坚持不用农药的吗？你的原则呢？”
他左眼下的青紫色皮肤抽搐了一下。而在他后方，费舍尔正一边摇头拍打空气，一边对着口型无声地说道：“别在今晚说这些。”
“还有你那个不用武器的原则呢？”她没有理费舍尔，紧追不舍说道，“都哪儿去了？”
“让我知道布兰登是怎么说的！”托比死死地盯着她很长时间，之后甩下这句话，便猛地转身带着费舍尔出去了。
半小时后，她把身子靠着厨房的水槽上，听着电话里的留言。第一条是妮可的，提醒她不要忘了父亲的生日派对。她还好意思说！第二条是托儿所的海伦，问她是不是生病了。父亲也给她打电话了，“只是想看看你过得怎么样”—听得出他在尽力克制语气中的担忧。她透过窗户看着边境，克劳福德和莫法特家的灯都亮着呢。而在他们两家后面的范德库尔家门廊上的灯泡也亮着。地下室的灯也亮着吗？她向脸上泼了一点水，再把头发浸湿，然后刷了刷牙。打理完自己后，玛德琳走出了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