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 文\曹军庆
选自《芳草》（双月刊）2012年第1期
【作者简介】 曹军庆：中国作协会员，湖北省作协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十三届高研班学员。现居湖北安陆市。已在《中国作家》《上海文学》《长江文艺》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一百余万字。
王海波写了篇小说，题目就叫《精神》。小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县楚剧团很不景气，要死不活。当家小生吴生瑞每天夜里去地下赌场，端坐赌场一角。那赌场既寂静又喧闹，赌客们都在掷骰子，押单双。当某一赌客押中了骰点，将大把大把的现钞耙入怀中，吴生瑞会适时地大喝一声“精神”。那些端茶的，放码的，出门跑腿买烟的小子们也一并齐声唱和：“精神！”赢钱的赌客一高兴，就会抽出一张（或两张，最多时能有三张）百元大钞，头也不回地从肩上往后一伸，也跟着朗声说道，精神！吴生瑞早将钱接过，再续一句大哥精神。一晚上，这种时候总会出现几次，这要看赌客的高兴劲儿和运气。自此，吴生瑞不去上班，他昼夜颠倒，白天睡觉夜里到赌场厮混。呼喝“精神”成了有稳定收入的职业，他自己也并不赌，只是准时坐到赌场里去。但是他的妻子却无法容忍，杨小玲一怒之下抱着幼儿离去。
小说发表后，王海波也没当回事，现在的小说太多了，谁会管它？可是有一天，王海波突然接到一个导演打来的电话，说是想把《精神》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如果你愿意的话，导演说请速来面谈改编事宜。
当然愿意，操，写小说的做梦都想改编电视剧。这里面的名堂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来钱又有名。多好啊，再说导演约他去的那地儿又是一海滨城市。王海波立马请假飞了过去。
海滨城市的空气就是不一样，一下车吸着就舒服。王海波拎着只大帆布包，又是短信电话，又是出租车，折腾了好半天才找到导演租住的好运旅馆。之所以难找，实在是这家旅馆太小了，出租车司机也闻所未闻。导演反复提示的参照物是艳艳夜总会，他说，好运旅馆就在艳艳夜总会的斜对面。短信里这么写，电话也这么说。出租车司机就是不明就里，绕了好几个圈子才找到。再一看，艳艳夜总会的招牌被众多的洗脚城和休闲屋所淹没，那一片区域恰像是已到了郊区，店铺林立。
导演很瘦，刮着锃亮的光头，嘴上却留着一蓬胡须。王海波一看他这模样，心中也就有底了，看着还真像导演。导演爱皱眉头，说话声音低沉。他安排王海波先住下，说条件是差些，等剧本弄好，建了剧组，再转移阵地去大宾馆。
条件的确很差，房间里没洗手间。公共卫生间在走廊尽头，后面是厕所，前面两排水龙头，供人洗漱或是洗衣服。王海波去了一次，好像有三只水龙头拧不紧，始终在滴答滴答地漏水。客房除了一张床和电视机，竟没有缝隙可以搁下写字台，王海波只好临时把手提电脑放在床上。
你要不先睡会吧，导演踱了过来，他说，我就住在你隔壁，你旅途辛苦，白天安心睡觉，我们晚间再工作。
看着导演肿着的眼泡，王海波心想，或许我也会像吴生瑞那样昼夜颠倒了？不过，他并没有睡踏实，老做梦，梦见大海。他已经到了海滨城市，却并不在海边，住在偏僻的小旅店里。
不知是怎么醒来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也该饿了，还是在火车上吃过方便面呢，饿到现在，这么说像是饿醒的。也有可能导演来拍过门，王海波好像模糊地听到过砰砰的拍门声。他一骨碌爬起身，已是晚间九点。到隔壁一看，却不见了导演。中年老板娘刚好从这儿路过，她因为胖，和王海波错身而过时不得不侧着身子。你朋友出去了，老板娘说，正在门口的烧烤摊上消夜呢。
王海波有点不舒服，妈的，消夜咋不叫我呢？但这情绪不能挂在脸上。他假装散步，悠闲地走着，眼睛却警惕地注视着街面。
在这儿，正等着你呢。有人喊着。
循声音看去，果然导演一个人坐在小桌旁。桌上有十几只啤酒瓶，有一只里面只剩半瓶酒，但没有酒杯，显然是导演对着瓶口吹掉了半瓶。来，坐吧，想吃什么点什么。导演还没点菜，看来他是真的在等我。王海波觉得刚才错怪了他，所以故意拣那些便宜的品种点。
烧烤摊的主人是一对年轻夫妻。那男的打赤膊，光着上身，主要是他在烤。各种海鲜，肉食，菜肴，在他手上嗞嗞啦啦地冒着烟。女的打下手，收钱，抹桌子，倒茶，或是把什么东西往铁签子上串。女的总是笑呵呵，男的则沉默不语。他那光着的肚皮上有一长条蜿蜒的刀疤。
周边的食客并不多，可能还早吧，稀稀拉拉也有六七个，分散在不同的桌上。但都不太作声，都沉默地吃着。烧烤摊上沉默的食客格外怪异，这种地方通常都很喧闹。猛然间无声无息，听不到声音，只能见着开开合合的嘴巴和被烤熟的食物，这场面像极了电视剧里的镜头，让人汗毛直竖。
没错，电视剧就得这么拍，导演说，你得把人的心悬起来。开始说本子吧，老实说你那个小说得推翻，打碎，重来。我看中你小说实际上只是那个细节而已，你说哪个？就是吴生瑞大叫一声“精神”，赌客也回一声“精神”！然后从肩上递过一张钞票。
王海波要的东西端上来了，老板娘用一只铁盘子托着，上面烤熟的食物还在咕咕地冒着油泡。
这镜头好，县里唱戏有名的小生，坐在赌室里喊精神，那声音一定清脆，亮堂，跟舞台上一样。导演从自己口袋里拿出红色大钞，猛地往耳后一递，随之叫一声精神，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王海波说，如果没看见，再叫一声，拿去，兄弟。
拿去，兄弟！导演撕扯着一条鱼，钱还在肩头往后举着。再缩回来，一口气干完了那剩余的半瓶酒。
看来导演的酒量很大。在影视圈内，导演还不是太有名气。而他对那些名导演的家底，以及如何起家却又如数家珍。言下之意导演对他们并不服气。他自己梦想着弄一个顶级的本子出来，现在缺的就是好本子，导演说，有一个顶级的好本子，就能捧红一批人。你信吗？导演用铁签子指点着王海波，说捧红一批人时他的眼珠子都红了。
那是，王海波应和着说，我们能弄出好本子吗？
有些人已经吃完，把钱压在桌子上，撕一条纸擦擦嘴，悄没声地走了。又有一些人掺进来。在吃的人，随着夜晚不断深沉还是在缓慢增加。增加是指人数，场面上仍然没有声响。能听到咀嚼声，铁签子碰到铁皮盘子的声音。这些人都怎么了？为什么如此斯文？一些车辆从旁边的街道上呼啸而过。
导演也许会瞧不起王海波，他龟缩在一个小县城里能写出什么好玩意儿？你现在必须放弃文学，向电视剧看齐。文学是什么东西？你先要看几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要弄这个，就得洗脑。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验，导演说，你们写小说的人都很顽固。
因为导演说话的声音偏大，那些正在吃着的食客全都抬起头来，不解地望着这边。
我们是不是也得声音小一点？王海波试探性地问道。
用不着，导演挥舞着又一瓶酒，我们是在说戏，不必顾忌那么多。你好好想，我帮你打开思路，唯一的出路是要编出好故事。别的都是扯淡，好故事才能卖出好价钱。
县楚剧团早就是一个破烂的摊子，工资都不能全额发出去。但还是有一群人在守着它，特别是一些老演员，像吴生瑞的师父和父辈，他们知道没人看，却还在坚持排戏。那是一群绝望的人，但并不悲伤。他们每年都会排戏，没有新戏，只是重复一些老戏。他们以这种方式来对抗。
你的小说就是这样写的，导演说，对抗什么呢？对抗时光？或是对抗他们自己？这也太空洞了，电视剧得往狠里编。
吴志高有类风湿病。他年轻的时候是县城里的美男子，剧团里的顶梁柱子，当年他曾经迷倒过多少妙龄女子啊。而现在还有谁记得？他以前不喝酒，可是因为病，每天入睡前他都得喝下一小杯药酒。几年下来，吴志高变成了一个酒鬼，他嗜酒如命。不喝酒，他的手会发抖，头也颤个不停。一喝酒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因此他不得不在口袋里掖着一只扁壶，里面装满烈酒。他脸孔通红，经常流出鼻涕，从前的美貌荡然无存。
但是吴志高迷戏，他幻想着还能有人重回剧团看楚戏。他蔑视自己的儿子吴生瑞，说他这么好的条件却不务正业，不练功。
不务正业的不仅仅是吴生瑞，王海波继续说，剧团里所有的人都不务正业，务正业就活不下去了。再吱吱呀呀地唱楚戏，谁听？女演员也在分化，有的卖服装去了，还有的做过传销。孟花楼则在星光乐队里找到了位置，成了县城里唱丧戏的明星。哪家死了人，都会请她去，别人唱的是丧歌，她唱的是戏文。一招一式的水袖，悲惨的唱腔，直唱得哭声一片。孟花楼的身价直线上升，有时她不用卸妆，忙得到处赶场。
至于剧团团长，吴生瑞的师兄肖立波，他也另有办法。剧团不是处在闹市街区吗？团长便将一楼的门脸，隔断装修成一小间一小间的店铺，租出去做眼镜店啊，或是饰品店什么的，收取的租金以贴补剧团苟延残喘。
这些都太有意思了。导演停止了咀嚼，除了那条鱼，他吃得不多。酒倒是喝了不少，好几瓶酒在他身体里哗哗地流淌着。这个戏的开头可以是这样的：闹市区，繁华的街道，一栋比一栋高大恢弘的写字楼。县楚剧团夹在中间，低矮，寒酸，有着刺目的丑陋。至于它的内部，则更破败。它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建筑，当时兼作礼堂，县里每年在这里开“三级干部会”。而此时，里面的设施已全部朽坏，悬挂着的幕布破烂得像蛛网。
大热的天，戏疯子吴志高还套着戏服，在舞台上练功排戏。一帮老人在旁边指指点点，他们都是剧团里的退休艺人。没有伴奏，光线黯淡，有一种悲怆和压抑的气氛。大家不安地张望着，有些隐约的期待和担心。没多久，观众明白了。有些人陆陆续续闯进来，吆五喝六地喊着清场。他们有人穿着制服，有人戴着袖章，更多的人没有。原来这是需要拆除的一栋建筑，一些重型机械已经停在门外。把镜头拉出去，剧团被临时围墙和脚手架包围着。看来拆掉剧团另建新楼，早有定论，是一件决定好了的事情。
吴志高拒不离场，他继续唱戏，正在戏里义正词严地怒骂奸臣。
清场的人全都没招，一个个愣在那儿。
师父，这时团长不得不出面，师父，吴叔，老领导。团长不停地更换着称呼，你以前也做过团长，知道我的难处，配合一下吧。
难处？嘿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就说说吧，为这事你到底得着了多少好处？
师父你喝醉了，我不计较你。但我没得好处，我是为剧团的前途着想。
没好处？没好处你会白白地把剧团这么好的地儿给开发商？谁信？
这个先不说，师父你可以告我。现在你走不走？你要不走，我让他们扶着你送你回家。反正这房子今天得拆。
谁敢拆？谁敢拆我戏院？我今天就是要暴力阻止。吴志高挥舞着一柄木剑，跌跌撞撞地从台上冲下来。
吴志高被几个人夹着往外拖，其他人也被夹着。外面停有面包车和救护车，以防意外。
放下我，吴志高叫着，我要和剧团共存亡，你们要拆就把我活埋在这吧。他的声音越来越低。镜头切换，推土机从几个方向前行，戏院轰隆隆倒塌。尘土飞扬，一团一团飘浮在县城上空。
这开头怎么样？
太棒了!王海波无限佩服地看着导演。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周围添了很多食客。而且吵吵嚷嚷，满眼是光膀子的男人。回想不久前，仿佛是音响设备出了毛病，才会那么无声。此时应该是音响设备修好了？太吵，导演和王海波哪怕坐在对面，也必须叫喊着说话才能彼此听见。弄得像是两人在吵架，或是互相诅咒谩骂。
开头最重要，导演拼命加大嗓门。一个戏有好的开头，就成功了一半。你晚上动笔写吧，先写开头。把戏疯子吴志高的戏份弄足些，不要怕出事，相反要弄出事来。不妨在他的疯劲上做足文章，在将他拖离现场时，可以让他突然犯病。某种潜在的病因为激动一下子就犯了。救护车嘀嘀地驶往医院。病床上吴志高打点滴，和推土机拆楼房的镜头相互切换。你先按这个思路把开头写出来，明天再看，行吗？
行，王海波说，这根本就不是他小说里的开头，也不是他所知道的事实。但他乐意这样写，这样写对王海波有一股新鲜劲儿。
到处都是脑袋瓜子，脑袋瓜子晃动着。街头烧烤的情景，油烟子，声浪。王海波转着头一看，看到的尽是脑袋瓜子，滴着汗。一街的脑袋瓜子，就像暴雨中的一池水，噼噼啪啪满是水泡。
可能是酒精的作用，导演很有些意犹未尽。他舞动着酒瓶子，仿佛是战场上的指挥官，或者也可以说有些歹徒的意思。你这个戏，导演说，就是要写一个地方小戏种的死亡。没办法，这是时代的原因。一个小戏种，先在县城里死去。当然很悲壮，有些人将以身殉戏，吴志高就是如此。你要把这个写出来，剧院（戏台）的倒塌，艺人的挣扎，你要在一开始就扼住观众的咽喉。
在公共洗手间冲了个澡，用塑料盆接满一盆盆水往自个儿身上泼。泼了好几盆，王海波湿淋淋地回到自己房间。他席地而坐，把手提电脑就搁在床上打开。晚上就这么凑合着写吧。
出来以前，在家里，王海波失眠。之所以失眠，是天长日久积累起来的。他在机关里写材料，累不说，每每还会为一份材料不停地修改。这些都可以明着说，还有一些机关里根本无法说的，都给憋在心里，就像火烧乌龟，里面疼。这让王海波在每一年里，看着他都比实际年龄老。他大把大把地掉头发，皱纹却从没减少过。
为了和失眠抗争，王海波入睡前不喝茶水，而是坚持喝一杯牛奶。可是这会儿，王海波却要改变习惯。他不仅给自己泡了一杯浓茶，还去隔壁找导演要了一包速溶咖啡。茶和咖啡就摆在地板上，在他伸手可及的屁股旁边。导演精神特别饱满，王海波去要咖啡时，他还在练习头也不回往身后递钱的动作。他兀自大叫着，精神！
喝这么多饮品，确实睡不着。王海波抚一把头，掌心里全是发丝。一部戏可以让人红起来，这不是没有先例。红起来我还会回那座小县城吗？我还会去写材料？靠！
王海波奋笔疾书，他的思路完全被打开了，按照导演的意思来写开头。剧团，一座五十年代的老式建筑将被拆掉。那是吴志高他们仅剩的舞台。一帮人，戏疯子吴志高在领头，双方将发生激烈对抗。一方要拆，一方要保。王海波设计了好几波来回，由言语争吵到肢体冲突。他们年轻时，都曾是县城里的戏曲明星，偶像。而现在，他们想保留这一方舞台却做不到。在前面的争执中，王海波给吴志高组织了大段的台词据理力争，那种味道有点像是演讲，或话剧中的独白。为了更符合他的戏疯子身份，王海波还让他即时演唱了一段悲怆的楚戏。在第一集的结尾处，戏疯子吴志高被强行拖离，他正唱着的戏文突然中止，脑袋一偏被送进医院。
躺在病床上的吴志高生死未卜，而剧团大楼已灰飞烟灭。
写完这一集梗概，天已渐明。
因为脑子停不下来，王海波又对这个故事做了一番“延展”，以便和导演交谈时，也能说说自己的想法。此处寸土寸金，戏院原址上后来建起了一座二十几层的高楼大厦，成了这座县城里的地标性建筑，名叫梦大厦。它的最下面建有地下停车场，一楼超市，二楼咖啡屋和洗脚城，三楼夜总会。四至十楼写字楼，上面是公寓房出售。这将是县城里最繁华的一栋大厦，剧团也顺势变身为物业公司。剧团团长，吴志高的徒弟，吴生瑞的师兄，肖立波理所当然成了物业公司的老总。物业公司收取租金和物业管理费，顺风顺水，比以前剧团的日子好过多了。团长也因此像其他老总一样，成为腐败分子。
写完最后一个字，王海波腿脚酸麻，腰都直不起来。他想要睡一会，却怎么也无法睡沉。下午干脆起床，隔壁导演的门还紧闭着，或许他还睡着呢。王海波想敲导演的门，又觉得不合适。犹豫着，从他门前来来回回徘徊着走了三遍。
到底忍不住，还是敲了。第一回，导演没开，第二遍，也没开。敲上第三回时，导演把门打开了。王海波以为导演还在床上。但他衣冠楚楚地坐着，正在上网。他把电视机扔在地上，电脑则在电视柜上。真是的，房间里连个电话也没有。你下次找我，打我手机吧，或者给我发个短信。
嗬，原来导演不开门，不是因为他不在，或是不方便，而是因为没给他打电话。王海波猛一下脸红了，心里七上八下地咕咚作响。刚刚还兴冲冲想要交稿，一下子变得迟疑。这让他想起了在家里给领导交材料时的感受，妈的，简直一模一样。
只隔了一个夜晚，或是只睡了一觉，导演就变了。他变得无精打采，和昨天晚上烧烤摊上的他判若两人。他甚至还消瘦了一些，体重一定要比昨晚轻。真是这样吗？酒精或酒液也能增加人的体重？至少精气神不一样，他不再意气风发，看着还有几分颓废。王海波十分诧异，曾经的导演灵感勃发，此时却像是身在病中奄奄一息。
第一集已经写出来了，王海波说，你先看看。
放床上吧，导演说。
王海波其实可以走了，但他不便马上就走，他站在门边和导演又闲聊了几句。导演像是自言自语，他说到了另一个眼下非常火暴的导演。这个导演拍的电视剧，正在国内所有的电视台热播。导演着重说到他倒霉时的几件事，最潦倒时，他曾不得不厚着脸皮到别的剧组去蹭饭吃。那日子过得！导演说，但是他幸运，他后来遇到了一个绝好的本子，那本子让他绝处逢生。
导演讲的这些影视圈里的逸闻趣事，更像是励志故事，当然，也可以理解成撞大运。不过，导演故意不去看一眼床上的U盘，还是让王海波不舒服。那U盘孤零零地在床上，就像是一枚钥匙。
写材料的日子甚至连沮丧都谈不上，王海波看不到尽头，他背负着，漫长得就像是无期徒刑。所以，当他意外接到邀请来写电视剧时，最初的感觉是他终于也撞上了大运。写电视剧能挣大钱，能红，就连傻子都能明白这一点。这个时代写小说算什么玩意儿？写电视剧又算什么？谁都一目了然。
接到这个消息后，王海波的妻子和他相拥而泣。那一滴一滴温软的泪水从王海波脸颊淌下，让他觉得自己好像在长出羽毛。已经有多久没有这样过啊！
他们商量着如何请假？妻子说不能说是去写电视剧，那样的话，将会招人嫉恨。妻子想得要周到一些，王海波上刘局长的家门时，还给他捎去一条烟，他对电视剧的事只字未提。他休的是年假。妻子说得对，如果顺利，到时候再续假嘛。王海波还记得，刘局长当时在给窗台上的花浇水。他说，休年假就休年假，按规定办吧。随之，他话锋一转，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要求？
不，没有啊，王海波赶紧说。
这样子嘛，刘局长沉吟着说，你看你，请假还捎什么烟呢？按理，这烟我得退给你。可你是第一次送我东西，我也不能驳你面子，那就，我收下了。不过呢，我这儿有两瓶酒，你得带回去，别给我扯啊。
刘局长给的酒，在价钱上远远超出了烟的花费。这可让王海波好半天回不过神来。在回家的路上，越想越觉着别扭，什么呀！不屑？慈悲？城里人就是这样对待乡下亲戚的。你不是给我带土特产来了吗？像什么红薯，花生，糍粑或红枣，行啊，可我得给你更贵重的东西带回去。王海波被小看了不说，更觉得和刘局长很隔，刘局长哪怕在这么小的事情上，也要和你撇得很清。问题是，王海波却舍不得把酒扔进垃圾桶里。路边隔不多远，就有一只垃圾桶。王海波试了几试，妈的，他都走到垃圾桶边去了，却还是没有骨气丢进去。
回自己房间，仔细回忆一下，发现导演刚刚讲到的另一个导演，其实不光是励志故事，它更像是导演自己在发泄怨气。他为什么就没有遇到呢？哪个导演遇着那样的本子都会红起来。
睡又睡不着，过了几个小时，王海波绕着床铺兜圈子，兜了好多圈，跌坐在地板上，想要打电话，却不记得要打给谁？恰在这时，导演发来了短信，导演说，过来吧。
就这三个字，导演在隔壁，要见面，却不喊他，而是发短信。
导演在吸烟，脸色很不好看。王海波的U盘插在导演的电脑上，他看到昨天晚上写的文字，被导演涂满了红红绿绿的色块。导演显得沮丧，像是身体里的劲被泄掉了。他关了电脑，把U盘抽出来，交到王海波手上。
我看了，导演说，要重写，这样的开头太糟糕了，肯定不行。导演烦躁不堪，他一定把王海波拿出来的东西当成了狗屎。没说的，他就是这么想。看着导演的表情，王海波心都凉透了，他羞愧得低下头去。但他想说，这可是昨天晚上导演的意思啊，导演如此授意，他才会如此写。只可惜，这种话他说不出口。
太简单了，场面上也和好多个电视剧雷同。城管执法，暴力拆迁，类似的事情太多了，毫无新意。导演焦躁地敲打着电视柜，怎么样从众多的电视剧中突出重围？必须在开头上下工夫。接下来，导演详细解析了几部正在热播电视剧的第一集。一提到它们，导演就会眼睛放光。绝妙啊，他们是怎么想出来的？把它废掉，我们重来。
行吗？见王海波不做声，导演关切地问了一句。
那就重来吧，王海波声音里有点哆嗦。
重弄一个开头，你得把人物关系和人物性格都想清楚，导演说，还有他们的前戏。吴生瑞和孟花楼在小时候做学员时就好上了。当年吴志高为振兴戏曲，招收了一批资质颇高的小学员。吴志高不顾家人反对，把自己的儿子吴生瑞也招了进来。吴生瑞不愧为梨园世家，天分极高，被剧团长者寄予厚望。但吴生瑞年纪小小，即沉溺于儿女情长。一天，临近年关，剧团忙着彩排新戏。换戏服时，在堆放道具和戏服的杂物间里，他们无意间看到了这一幕。十五岁的吴生瑞和十四岁的孟花楼赤条条地睡在衣物中。
这桩丑闻，在剧团里具有深远影响。吴志高把儿子暴打一顿，并给他“留团察看”的严厉处分。另一当事人孟花楼在此后的几年里萎靡不振，默默无闻。但她的身体一直在长，同时她的身上也在悄悄地长戏。她长成了一个美丽的女人，戏也是团里最好的。还有一个人，肖立波，他们的师兄，后来的团长，他当时和吴生瑞结下了一生也解不开的仇怨。因为他也爱着这个小师妹，并且他的爱持续到这个戏的结尾。
听导演这么一理，王海波心里的脉络亮堂了许多，他又有些跃跃欲试。
吴生瑞娶了个小学教员，性情刚毅，严谨，但容貌普通。吴志高想以这样一个儿媳妇来稳住吴生瑞的心。受过处分之后，他果然有了一身好戏，但却无人看戏。悲观绝望的吴生瑞于是沉沦到赌场里去。孟花楼没有嫁人，她唱丧戏一举成名是在她母亲的葬礼上。
孟花楼父亲早亡，母亲守寡，母女相依为命。等到孟花楼终于学成了戏，剧团却已半死不活，成年累月无戏可演，工资也只能拿到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两人生活都成问题，母亲像往常一样，还得在门前摆个卖饰品的小摊。然后母亲去世，她死得平静，干净，而又体面。给母亲守灵的人并不多，她活着时比较木讷，不怎么与人交往。只有几个邻居，常来买饰品的老顾客，一个和母亲终生不清不白的叔叔，和孟花楼自己。
在灵前，孟花楼想起母亲一生，不禁心如刀绞。再想到那些学过的戏文，母亲和戏中人竟是何其相似。她在孝服外面套上戏服，就着焚烧的纸钱，在母亲的遗体前咿咿呀呀地唱起楚戏。这一唱不打紧，悲从中来，怎么也刹不住，竟唱了一整夜。叔叔在孟花楼的悲腔里晕厥几次，被人用冷水泼醒。悲凉的声线，在深夜里飘出很远。半条街，一条街，几条街的人闻声而动。他们都围了过来，站在孟花楼的门前。
从此，孟花楼成了县城里丧礼上的明星。谁家里死了人，都会请她。而剧团团长肖立波从没停止过打她的主意，他设卡，要她挣了钱，按比例上交提成。孟花楼二话不说，交钱。设卡不成，团长又给她许诺，答应梦大厦建成后，让她担任“票友俱乐部”总经理。团长说梦大厦里不设剧团，设剧团也没人去，不如就叫票友俱乐部，实行会员制。会员制好，有钱人若是好上这一口，还可以交些会费。但孟花楼不为所动，她心中另有别人。
另有别人是谁呢？王海波说，吴生瑞吗？
不一定是吴生瑞，或者肯定不是，导演说，再想想，你只要再想想就能想出人来。
王海波直听得目瞪口呆，导演可真会编啊，这是他小说里完全不曾有过的内容。
导演在说戏的过程中，居然有了很微妙的变化。他像是吸食了毒品，整个人都变了样子。王海波就在旁边，却不知道这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他再一次挥舞着手，一下一下地劈着。
要不然，开头就写孟花楼唱丧戏。导演询问地看着王海波，怎么样？开篇母亲病故，守灵的孟花楼以戏祭母。
当然可以，王海波说。导演如此忘我，之前笼罩着他的沮丧一扫而空。
写吧，多写几天，不要怕花时间。要想透彻，我也不再催你，不找你。写完了你告诉我。
像导演一样，王海波也把电视机搁到地上，电视柜则临时做了写字台。条件确实很差，与他最初的设想差距太大。他以为在海滨城市写电视剧，会住在星级宾馆里。而且不断有漂亮女演员前来，打探剧本消息。或者会有一拨一拨的记者前来，挖空心思想从你这套出内幕。
你想的这些没错，我不能说你想错了。
在稍晚些的时候，他们一起出去吃饭，王海波忍不住还是把他的困惑对导演说了。他表示，他并不是爱慕虚荣，而是现有条件对他的写作有障碍。在老家县城，无论是他家里，还是办公室，条件都要好于这里。没人知道他出来写电视剧，他自己说是休年假。如果有人知道他住在这种地方写电视剧，说不定会笑话他。这样的旅馆，只有没钱的人开钟点房偷情时，才会住。王海波看了导演一眼，反正我住了两天，这些人已屡见不鲜。我还看见过一个人边出门，边提裤子。还有传销的人，也会住。他们好几个人睡在一间房里，床上地上睡得到处都是。每到公共洗手间，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像是秘密组织。
你说的这些情况我都了解，导演耐心地跟王海波解释，我也希望这种状况能早一点结束。你也知道，目前所有的费用，都暂时由我个人垫付着。不过，在来这里之前，我已经和某一个著名的影视界投资人达成过共识。我告诉他，我看好《精神》，也就是你那篇小说。我相信，它有可能是下一年度最牛最红火的电视剧。投资人也有兴趣，他让我们先做出详细的故事大纲，再做出第一集。有了这样的口头协议，我才请你过来。
王海波算是听明白了，估计导演的经济情况并不好。所以他们只能住在好运这里，而他们在这里弄一个绝妙开篇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某一个神秘的投资人愿意投资。
正是，导演说，投资人一旦决定投资，我们马上成立剧组。一成立剧组，毫无疑问第一步便是迁往星级宾馆。
导演画了一个又大又圆的饼，王海波望着这张饼心旷神怡。可是，你说我一来就签合同，到现在也没签。
别着急，导演说，合同总得签，由投资人签。投资人和你签，也和我签。肯定会签的。
接着，导演又讲了一通影视圈里的规则，以及掌故。你的活，和你的名气，决定你的身价。他讲了好几位曾经和王海波一样默默无闻的人，一夜间突然蹿红，每集戏能拿到几万。
王海波只能相信导演，但他还是觉得有些悬，投资人在哪？他是谁？他会不会同意投资呢？
这一点你就放心吧，导演横了他一眼。我所联系的可不只一个投资人，说着他掏出一只小本子，随意翻开一页。那上面密密麻麻记着的全是人名，电话，电子信箱和QQ号。他用手指拈了一下，拈出两个，王海波一看就是经常出现在报纸上的名字。都是国内顶级的制片人和投资商，导演啪的一声合上小本，它就像是一册联络图。我和好几个人在联系呢，导演说，这么好的本子，总有人会慧眼识珠。
你只管写吧，往狠里写。导演叮嘱说，写成电视剧就行，千万别写成小说。
戏一开始就死人，它的冲击力来自何处？王海波坐在电脑前，凝目沉思。他的脑子旋转着，还是得回到那个县城里去。
孟花楼在为母亲守灵的那个悲情之夜，她的悲伤是真实的。母亲太苦了，即使在她死后，也是如此孤单冷清。很少的吊唁者离去了一部分，剩下守灵的人加起来只有十来人。他们形单影只，互不言语。沉默让孟花楼几近窒息。尤其是叔叔，他现在看来是如此矮小和瘦弱。但是他却和母亲纠缠了一生。叔叔最早和父亲是朋友，那可以追溯到他们的少年时期。
父亲死后，叔叔处处照顾母亲，并逐渐发展成情人关系。这也是母亲没有再改嫁的原因。他们的这种关系备受争议，叔叔夫妻之间也因此势同水火。叔叔的妻子动不动就在夜深人静时辱骂叔叔，她还故意把声音提得很高，让街坊邻居都能听见。骂到痛心处，她还会跑出来，把粪便泼到母亲的门上去。但母亲隐忍着，从不和她正面冲突，她总是躲在家里饮泣。
这种关系必须在母亲死后，才能赢得尊敬。
叔叔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一生，怎么也提拔不上去。每到提拔的关节点上，他的妻子都会去有关部门闹腾一番。这使得母亲和叔叔相互愧疚。叔叔因为母亲不改嫁而觉得愧对于她，母亲则固执地认为，是她在仕途上拖累了叔叔。彼此愧疚，使得他们甘于现状。
他们是有爱情的，但叔叔又太软弱。他不会离婚，事实也是如此。
直到母亲病故，叔叔才大着胆子，身披丧服前来守灵。他的妻子这一次没有阻止他，也没有辱骂他，而是由着他的性子去。母亲终于在她死去时，才对这个女人占了上风。
看着叔叔这个窝囊的小老头，孟花楼想起了一曲旧戏《三环记》。《三环记》说的是女人爱上一个书生，而这书生偏又生性懦弱，家有悍妻。两人相爱，却被百般阻挠。女人屡遭迫害，饮恨而终。见爱人已去，书生身染重疾，不治而亡。多方延请良医，也未能救活书生。心怀悔意的悍妻，也以一条白绫自缢。
孟花楼套上戏服，在母亲灵前唱起《三环记》。她为母亲而唱，唱得细致悲切。那一刻，她以为母亲并没有死去，她只是在假寐。半睡半醒间，母亲一定能听到孟花楼的唱腔，她喜欢听戏。
叔叔在孟花楼的悲声里几度昏迷。先是邻居们，由近及远，一传十，十传百，好几条街道的人都悄无声息地汇聚过来。像是在赶庙会，因此孟花楼母亲的守灵之夜，突然间盛况空前。看着那些挤在门前，挤在街上，街对面，树影下面，以及漂浮在昏暗光线里的脑袋，孟花楼直唱得声音嘶哑，她唱了一整夜。
很多人都记得这个夜晚。还有人从叔叔门前经过，看到叔叔的妻子在自家的厨房里听了一夜戏，也哭了一夜。
她在哭什么呢？没人能明白，也许单是戏文？
孟花楼后来成了县城里丧礼上的“头牌”明星，她在各个不同的星光乐队间跑场。越有钱，越有身份的人家，只要白喜事，都以能请到孟花楼为荣耀。
怎么样？后半夜有孟花楼唱戏吗？
当然喽，那还能没有？听说局长都来了几位，那么有面子还能不请孟花楼？
孟花楼另做了戏服，和戏台上不太一样，既像是丧服，又不是。她嗓门好，身段也好，唱起来，扭动起来妖冶无比。她唱《三环记》、《探母》、《哭孝》。有点像是规定曲目，一路唱下来，唱这些都由主家给钱。县城里的风俗是，家里有人结婚，要闹喜。若过世的是老人，寿数够了，算是白喜事，也要闹。这时候闹的便是点唱，点唱给钱的不是主家，而是来宾或客人。点唱可以乱来，可以点《寡妇记》，也可以点《回春》。唱闹调笑，场面一下子变得活泛。点唱的客人给主家挣面子，也为了表现自己的财力，通常都会大手大脚地大把给钱。遇到这样的人，孟花楼能从临时搭成的台子上，唱到他身边去，边唱边打躬作揖。
围观的人，就喜欢多些这样的大客，热闹啊。趁着孟花楼打躬作揖，有些过火的客人还会把大叠的钞票往她戏服里塞。塞之前，还得把钞票一张张捻开，呈扇形举起来给大家看。看过了，再一团，往里塞。还有手塞在里面，半天也不拿出来。这就有些离谱了，有些过。像是电视剧里拍过的戏，拍以前黑暗年代里的戏，那些大户人家就是如此轻狂。
但现在是在县城里，许多人都盼着往她戏服里塞钱呢。那一塞，指不定就碰着了她的胸。电视剧里的女明星都太远了，而孟花楼就在身边。这些人的心思，孟花楼也知道。为了便于人们塞钱，她戏服的前襟处，靠近胸脯那里，有意缝制了几道褶皱。带花边的褶皱，暗藏在里面如同口袋。
在围观人中间，总会隐隐约约出现吴志高的身影。他偷偷混在人群里看孟花楼的戏。他其实不用缩着脑袋，没人记得他，大家都在追捧孟花楼。看她的戏，吴志高一会流泪，一会叹气。他还轻声地自言自语，没人能听见他在说什么，只有他自己能听见。
他说，孟花楼是他见过的最好的戏苗子。唱到妙处，她整个人都化到戏里了。
可是这种时候并不多，更多的时候吴志高都显得痛心疾首。堕落啊，他闷着声音说，丢脸，丢死人了！听着阵阵哄笑声，看着孟花楼与人以戏调情，吴志高只觉得地上无缝可钻。他抽着自己的耳刮子，这张老脸往哪搁？又怕被别人看见，那耳刮子抽得便像是在摸自个的脸。摸一把，又摸一把，像是在绞上面的皮。旁边的人觉得这老头古怪，老扭头看他。吴志高干脆蹲下去，不站着，蹲到密密麻麻的腿丛里面去。看那些鞋，那些袜，那些一动不动或老在动的小腿肚子。躲在低处，镜头扫过来，吴志高贴着幽暗的地面，狠狠地抽打着自己的脸。丢不起这个人啊，呜呜，吴志高哭着。啪！啪！抽打自己的声音在腿丛间回响，怎么也传不上来。
回到家，吴志高在供奉着祖师爷的神翕前长跪不起。他把罪责全揽到自己身上，眼泪鼻涕淌满脸颊。弟子不孝，弟子无才无德，吴志高把头重重碰在地上，眼白一翻，突发脑溢血。
第一集的结尾就打在这儿，吴志高脑溢血。
但是，还有些事王海波需要弄明白。孟花楼第一次出来唱丧戏，还是叔叔介绍的。那回，房产局肖局长的老爹去世，肖局长想要大操大办一把，他请了星光乐队。星光乐队里有很不错的通俗歌手，能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和《爱你在心口难开》。肖局长觉得这些都不够，他记起了孟花楼为自己母亲所唱的戏。尽管那个夜晚他没去，但他听说过。
可是肖局长不认识孟花楼，这一七托人八托人，便托到了叔叔这里。
叔叔劝孟花楼接了这活，叔叔说，反正剧团又不景气，你不揽点私活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母亲走了，叔叔却像家人，他为孟花楼发愁。
另一件事是吴志高，作为戏疯子，他到底是真疯还是假疯呢？王海波认为他是假疯。只有假疯子，才会比真疯子疯得更起劲。假疯子也才会更有戏。吴志高知道，他的戏将在这个时代里消亡。而在县城里，消亡将来得更早，更迅猛。对此他深信不疑，又无力阻挡。但他想做英雄，想做一个戏里常有的末路英雄。所以他才会有异于常人的举止。比如在剧院拆建现场，吴志高边演戏边阻止，何其悲壮。那是他演得最好的一场戏。而在他身边，墙上的窗玻璃喀啦喀啦地碎裂着往下掉。一大块一大块，砸得人头皮发麻。天花板也震响着，上面似有大锤在敲击。一帮人在舞台上拉扯着吴志高，吴志高疯狂挣扎。他被举了起来，抬在空中，身体像鲤鱼一样不停地打挺。这场景就像老电影院里的胶片电影，正放着时那胶片烧糊了，银幕中间像个焦洞往外扩散。橘黄色，翻两番，那灯喀地便停了，影院里的灯也就亮了。
吴志高和拆建的人动起手来，他动手的目的是想要被打。既然剧院可以被拆，我也可以被打伤嘛。被打伤，被打残，或者被打死，都行啊，戏疯子那一刻并不疯。但没人打他，他被人往外拖。恰在这时，舞台上的一盏顶灯掉下来，正砸在吴志高的腰上。吴志高惨叫一声，被拖上救护车。
团长肖立波搓着双手，脸色吓得煞白，虽然师父是个不合时宜的人，他也害怕出意外。他们无非是要吓唬师父而已，故意折腾出大动静。但楼已是危楼，经不起折腾。他们刚一出去，随着顶灯，有更多的东西坠落。
它是上一次的开篇，已经被导演否掉了。如果还要保留，只能穿插在中间。旧楼总是要被拆，大厦已然建成。
那么就脑溢血吧。吴志高有高血压，他不能过分激动。但他亲眼目睹了孟花楼在一场葬礼上的表演，那太龌龊了，他不能原谅。孟花楼把自己弄得像一个卖唱的妓女，她风骚无比，还对着人群抛媚眼。只为了让客人往她的胸里面塞钞票。真够无耻的，塞完钱，那些手还会对着人挥动。就像演唱会上，谁跟歌星拥抱过了，或是献过花，一转身对着下面挥手。无聊吧？那些爪子，在葬礼的灯光里惨白无比。吴志高可以不来这种场合，问题是他忍不住。如果要说戏，孟花楼在她那一拨里算是得了真传。她戏好，却不能在剧院里演。即使是在剧院里演，也不会有人看。真是奇怪啊，吴志高怎么也想不通，同样的戏居然有着两重天。没人进戏院，剧院被毁。而在葬礼上，在死者门前的街道，却有那么多人为孟花楼如痴如醉。
这边，王海波绞尽脑汁地编戏。那边导演也没闲着，他马不停蹄地到处联络投资商。按说，他用不着这么临时抱佛脚。来这里之前，他在北京和吴宏博见过面。两人相谈甚欢，吴宏博给过他承诺。吴宏博可是影视圈里有名的人物，手上攥着大把大把的钱。
导演记得他是感兴趣的，在北京那座五星级宾馆里，他以为他说动了吴宏博。他说，总有些小戏种将消失，或正在消失。对某一个地方小戏种而言，或许正是它的弥留之际？但同时还有一群人，他们不甘心，他们挣扎浮沉，只为这一脉薪火，在他们手上能继续往下传。
他把王海波的小说《精神》拿给吴宏博看，很快又把那本杂志扔到一边。当然，他说，县城里的这个作者远没有写出这种东西。需要我们去挖掘，我们要做的就是唱一曲挽歌。
为一种戏唱一曲挽歌。
为一种戏唱挽歌，吴宏博玩味着这句话，似是心有所动，他说，你有把握吗？能拍得既叫座又叫好？
导演郑重地点了点头。他太缺少机会了，哪怕这次和吴宏博见面，也是经朋友，绕了几道弯才介绍过来。
吴宏博也光头，像导演一样头皮锃亮，脸颊饱满红润。他搁在茶几上的手机，老有短信提示音，但他一眼也不看。我手上还有好几个项目，他说，先做哪一个还得仔细斟酌。不过呢，你说的这个也有点意思。
导演不知道他说的是客套话，赶紧说，你不妨试一试。还没人拍过呢，不会和谁撞车。
要不然，吴宏博说，你们先弄个大纲出来，再顺便把第一集也弄出来我看看，考虑一下再说。
只要能做，吴宏博补充说，钱不是问题。他摸了一下自己锃亮的头皮，这个嘛你应该有信心。然后，他抓起手机塞进一只黑皮包里。直到离开，他也没有阅读手机上的短信。导演想不明白，都是谁发来的？又发了些什么呢？难道他听到了短信的提示音也不着急？
如果说导演犯了错误，那也不是有意的。他听清楚了吴宏博所说的话，但约着王海波来海滨城市做本子，却并非吴总安排。导演在这件事上太大意，或者说太过信心满满。从另一方面说，导演本人的焦虑也是成因。导演已经有好多年没有正儿八经地拍过东西了，他需要一场大戏来证明自己。吴总可以，跟吴总合作是一条至关重要的途径。
也可能是吴总后面那句话误导了导演。他斜眯着眼睛说，钱不是问题。
对吴总而言，钱肯定不是问题。于是，导演决定自己先把钱垫着。他通过杂志社找到了王海波。
和王海波一通上电话，导演就明白了，这个人没经验，对影视圈里所有的规则一无所知。和他打交道，导演会有绝对的支配权。而且，他对合同的事情也很茫然，居然不知道先要一笔定金。
假如王海波一开始就跟他要定金，事情也许就是另一个样子。因为导演也没钱，他无法支付。
但是王海波什么也没说，他几乎算得上欣喜若狂，什么条件也没讲就满口答应了。从王海波的姿态里，导演发现他和自己有着相同的焦虑，或者比自己更焦虑。他想要跳出来，从他生活的那座县城里义无反顾地跳出来。还有，像其他人一样，他对影视剧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能说不切实际，事实上他如何幻想都不为过。
两个对自己无比焦虑的人来到这里，他们想要做出一个绝妙的电视剧本子。
导演过于偏信他和吴总的那次谈话。当他把大纲和第一集传给对方，吴宏博很快给他回复，说不予考虑。他马上要做另一个项目，合作的导演名头很响，吴总现在合作的都是名导。
因此，导演才会如此沮丧。但他不承认失败，他还在和另外的投资商联系。他不想灰溜溜地，就这样和王海波分手，再灰溜溜地打道回府。那不是他的性格，他要找到投资商，好东西总会有人要。
又找了几个人，基本上都在推诿。
这几天王海波遇到导演，导演都黑着脸，不问他进度，也不叫他一块吃饭。王海波只好自己到小摊上去对付，或是买方便面回来泡着吃。来之前说好了，生活和住宿由剧组包。王海波每吃一顿饭，都跟人要进餐发票。因为导演说过，一进剧组就是剧组的人了，包括吃药打针，都得剧组出钱。他还等着有一天，手上的这些单据，能在剧组里报账。
导演不催，王海波写得也不快。他不是有意磨蹭，而是想写得更好些。他整日整夜地苦思冥想，精品是磨出来的嘛。
这期间，王海波的妻子打来电话，关心他的身体，问他睡得好不好？
王海波隐瞒了实情，他没说失眠和脱发更严重了。没时间睡觉。头发稀疏得可怕，头皮成块成块地裸露。相反，他说，我睡得很好，住在五星级酒店，夜里枕着不远处的海浪。白天工作，吃得也很好，顿顿海鲜。
明显是谎话嘛，王海波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对妻子撒谎？不经意间，他就把谎话说出来了。说得还很顺畅。撒谎是人的天性吗？王海波以前从不撒谎，至少对妻子是这样。而现在，他还在编。
酒店在山上，山下是大海，步行十分钟就能到海边。我们剧组包了酒店好几个房间，还有几辆车备用。
也不完全是编的谎话，导演说过，一成立剧组就会这样运作。
妻子在电话里全都听信了，她兴奋得有些发抖。她还没见过海呢，去看海，这是多好的事。她当场要求过来，我来探亲吧，她说，探亲看海。
不行啊，王海波赶紧阻拦，本子还没定下来，等稍有眉目，我再请你。再说，导演他们的家人都没来，你不好带这个头啊。
跟妻子这么说话特别扭，既客套又虚假。王海波甚至有了生理反应，他牙疼。人一说假话，就会牙疼吗？或者牙龈出血？或者舌头肿胀？也不一定啊，王海波羞愧地摸了把自己的嘴。好在妻子并不知道，她以为王海波说的都是真话。她为丈夫高兴，或许他也有出头之日。
好吧，那我等着，妻子雀跃着说。
那么，你休假的时间快到了，妻子问道，要不要给你续假？
王海波记起来了，根据工作年限规定，他的年假时间只有七天。果然过得快，算上路途耽搁的时间，后天就到了。
恐怕要续，王海波说。
你直接打电话续呢？还是我去机关帮你续？还得找个什么理由呢？
你续吧，王海波说，就说我旅游还没回。
王海波在他年假将尽的那一天，也就是妻子给他打过电话的第二天，他用短信联系上了导演，把写好的稿子交给他。
相对于《精神》，这一稿更为面目全非。王海波却对它有很高的期待，他希望能过导演这一关。
没像上次一样，导演很快就有意见。这回他隔了两天才找王海波。
导演目光灼灼，他一定胸有成竹，或是再次为灵感所击中。实际的情况却是，导演所联系的几个投资商都没兴趣。他们委婉而礼貌地表达了谢绝合作的意愿。这件事情，在这里的确已到了尽头，理智的做法应该是散伙。但导演却有一种奇异的冲动，这冲动来自昨天，前天，或隐隐约约来自这几天的积累。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恰当的比喻，那么，导演偏执的冲动有点类似传销：他一定要找到“下家”，“下家”！
说传销还不够准确，但找到下家却是准确的。
导演现在想要摆脱掉投资商，妈的！那些浑身沾满铜臭的家伙，那些白眼狼们。不管他们。导演想要单独和王海波做一个东西出来，一个拿出来让所有人都震撼的东西。妈的，到时候那些投资商们，他们会纷纷围着我。他们将伸出手来，死乞白赖地跟我要。
前面做的大纲和对剧本开头的想法，都是在应付投资商。现在自己做，肯定要完全推翻。
导演在手指上漫不经心地玩着王海波的U盘，像是在绕钥匙串。这一稿也不行，导演肯定地摇着头说，要重来！
王海波倒抽一口冷气，一阵心凉。他担心导演会愤怒地摔碎他的U盘，放在脚底猛踩，像踩一只臭虫。或者如果是纸质的稿子，导演没准会撕得粉碎。他不明白导演为什么会如此冷静地否定？没一点商量。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完整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开头。导演说，前面做的所谓开头，都太可笑了。为开头而开头，故意做出来的冲突，太突兀。比如这个，孟花楼的那些事，其实都是前戏。尤其是她母亲和叔叔，我这部戏一开始，她母亲就不在了。我们要弄一个完整的本子，必须从头再捋一捋。要捋清楚，每一条线索都不能放过。
王海波有些头晕，可能是没睡好的缘故，也可能是这些日子太过兴奋。他老走神。
但导演却很亢奋，他好像恢复了那天夜里在烧烤摊上的神态。王海波对那天夜里的回忆既诡异，又不可捉摸。哪天再去吃烧烤呢？坐在那儿吃，和路过感觉会不一样。王海波后来从那走过几次，夜里睡不着，或是写作间隙出来散步，他注意观察过，老板和食客都没什么异样。可是那天夜里，王海波一想来就觉得奇怪，先是静默，后是喧哗，都一样地毫无来由。
在第一集里，导演说，男一号和女一号都必须出场。女一号可以是孟花楼。但男一号不可能是吴志高。我倾向男一号是吴生瑞，这里面会有一组群像。男二号可以考虑肖立波，当然吴志高的戏份也很重。这些人聚合在一起，有社会性，也可以把矛盾冲突集中在家庭（或师徒）内部。到底怎么弄？你再想想。我觉得男二号最好是肖立波，这样，男一男二和女一就能构成三角关系。后面还有其他人物，三角或多角。一三角，或一多角，就有戏。
如果这个能定下来，导演问道，能定下来吗？
王海波只有听的分，见问他，忙说，能定。
既能定，第一集应该是男一号吴生瑞的戏。地下赌场具有流动性质，是这样吗？王海波说，是这样。有时在宾馆里，有时在乡下民居，还有时在郊区的厂房，或废弃的仓库里。
那样的地方适合拍戏，导演说。
赌客，放码钱的人，带刀护场子的人。赌桌上的现金，人脸上丰富的表情。吴生瑞坐的地方有些特别，他的凳子比别人要高，也不是太高，后面有一块直靠背。他固定地坐在那里，坐姿端正，不太靠近赌桌，也不至于隔得太远。他的视线能罩住整个赌场。
隔不多时，他清亮周正的嗓音就会响起，“精神”！
那一声精神，是这赌场里的招牌。就像京城里某一名店里正报着的菜名。吴生瑞白净，好看，坐着也有派头，是戏里的小生。但他不赌，也没人拉他赌。有人问他，枉有这么好一副嗓子，怎么不唱戏呢？
吴生瑞黯然说道，唱戏谁听？谁还会去戏院？
戏院在哪？这城里还有戏院吗？
真还有人不知道呢，呸，另一人捻着手上的钞票说，有啊，哪没有？只是后来拆了，做了梦大厦。
梦大厦就是以前的戏院吗？
就是，以前是。
不能唱戏就没收入，坐在赌场里喊精神可以弄到钱，吴生瑞知足了。他白天睡觉，养好身体，也养好精气神，只为了那一喊让人舒服。只是这事冷了杨小玲的心，杨小玲不能容忍自己的男人赌场进赌场出，那都是二流子们才会去的地方。他们争吵，杨小玲指着儿子说，你不为我也为你儿子争个脸啊。一个男人什么不好干？跟孟花楼唱丧戏也别赌嘛。
吴生瑞不解释。他心想，唱丧戏就比上赌场体面吗？
劝不动吴生瑞，杨小玲就带着孩子回娘家了。杨小玲是教师世家，父母亲教了一生书，现在退休在家，有时间带孩子。
知道吴生瑞单身，赌场里的常客申大姐想要包他。申大姐每次出场都会对着吴生瑞微笑。她装束得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大学教授。她后面总跟着两个人，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女孩给她拎包，男孩拿她手机。即使正赌着，她也会经常回头笑看吴生瑞。
如果她精神了，给的小费必定多。
申大姐通过中间人传话，所谓包，也就是一种说法，并不拘泥于形式，没想到吴生瑞一下子就回绝了。中间人很失望，说申姐的意思不让你为难，大家一起玩嘛，钱不是事。
吴生瑞甩着头发说，我想要银行就自个抢，不用人家给。
对儿子行为最痛心的是吴志高，儿子白天睡觉时，他狠砸卧室的门。还有意播放戏曲录音，音量开到老大。
说了半天没说到正点子上，导演说，他摇着头，是对王海波说，也是对自己说。要提醒，第一集得出事，你要记住，得出天大的事。比如警方把地下赌场一窝端了。赌场老板拒捕，暴力抗法，被当场击毙。一干赌客和吴生瑞，全被抓进公安局去了。
这就是另一出戏了，王海波说。
还是那出戏，只是开头不同。导演说，我们拍的永远是那出戏。我们正在说和将要拍的，都是一个东西。吴生瑞和孟花楼十几岁时的那件事被曝光，对他们是一个极大的惊吓。如果不受惊吓，他们可能会由玩闹到情窦初开，再到成就一段姻缘。可是，那么小却不得不背负一桩丑闻，使得他们渐行渐远。两个极有天赋的戏苗子互不搭理，一心学戏。
沉稳而暗藏心机的肖立波，暗恋孟花楼，他仇视吴生瑞，并把他当作终生的死对头。这一切他都不表露出来，为人处世步步为营，滴水不漏，直到坐上剧团团长宝座。梦大厦建成后，肖团长变为肖总。无论在他结婚之前，还是之后，肖立波费尽心思，想要把孟花楼弄到手。只是那孟花楼从不拿眼角瞟他，她压根瞧不起这个人。
肖立波每次约孟花楼，孟花楼都会借故推辞。他只能以谈工作为名，才会有单独相处的机会。见面时，他以酒盖脸，竟对孟花楼动起手来。两人推搡间，肖立波咬着牙说，吴生瑞做得你，我也做得。难道我不如他吗？他成天坐在赌场里，已成废人。好几回被抓进公安局，还是我去捞他出来呢。说着，肖立波把她往沙发上推。那是办公室，沙发靠墙。那张沙发做过好几次床，只不过睡在上面的是别的女人。
但是，孟花楼在使出蛮力抵抗。她打肖立波，揪他的头发，踢他。这样的缠斗更激发了肖立波，他更为用力，想要逼孟花楼就范。两人都不说话，都吭哧吭哧的，在办公室里撕扯了十好几分钟。一直到孟花楼抓破了他的脖子，肖立波才松开手。
肖立波捂着脖子，说你不愿意，怎么不喊叫呢？
孟花楼不做声，沉默着看他一眼，拎着包走出办公室。
没人知道，孟花楼早已心有所属。她爱着叔叔的儿子。叔叔的儿子被认为很没出息。他读过不太好的大学，回到县城来教过两年书，因为机关缺少写材料的人，有机会调到办公室去了。
叔叔的儿子在工商局办公室写材料，灰头灰脑，毫无出头之日。孟花楼怎么会爱上他呢？没有逻辑。可是这世上，一般都是没有逻辑的事才会顺理成章。如果一定要找到原因，至少有一点相通。在他们心里，自小时候起，双方父母的丑事始终是挥之不去的屈辱。而这一层，两人又都没说破。
我怎么说到工商局去了？嗨！导演突然指着王海波说，你不就是在工商局吗？不如就拿你自己做原型，这样写着顺手。
王海波脸色陡变，心里猛一阵发软。导演太厉害了，他似乎真的是无所不知啊。
叔叔的儿子不知道孟花楼的恋情，或是假装不知道。他娶了一名护士。他觉得和父亲情人的女儿恋爱，或者娶她，都太丑恶。
孟花楼对此无法释怀。叔叔的儿子为了给自己找到出路，他开始写作。有一天孟花楼对他说，你写戏吧，写一出大戏。等你写出戏来，我给你演。我还是想演戏，要是能演上你写的戏，这一生也就够了。
在海边的这处小旅馆里，王海波就想写出一出大戏。电视连续剧当然是大戏。他要写大戏，这大戏得由孟花楼来演。
深夜里，唱罢丧戏回来，孟花楼脱衣沐浴。水流冲着，只有她知道，她还保留着干净身子呐。可是，能给谁呢？她想给的人，却娶了别人。一闭眼，那水里便有了泪。
吴生瑞被肖立波从公安局捞出来不久，就又出现在别的赌场里。就像夜总会里的坐台小姐一样，他就是赌场里的坐台小生。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诸如申姐包他不成，赌客们的恩怨情仇，赌场与赌场间的暗中火并。而最大的一件事则是，吴生瑞后来也成了赌场老板，他也开了赌场。
一步步走来，吴生瑞终于成了赌场大佬。而他唯一的野心居然是赚足了钱之后，自己开一间民间戏院。谁能想到？他见识了地下赌场的威力，也见识了钱来得如此之快。他那些手下的喽啰们，到时候一吆喝就能成为剧院打杂的人。现在他必须招人赌，狂赌人生。
自己建一个私人戏院，吴生瑞要把孟花楼请回来，请她做掌门人，也只有她配做。要到结了婚之后，吴生瑞才会发现，孟花楼是种在他心底里的一颗种子，她早晚要发芽。他无以回避，怎么否认都没用。她长在他身体里面了，除非他即刻死去，否则她一直都在。
他最终的结局将很悲惨，导演鼓着眼睛说，而在他落网之前，他的小戏院差不多已有眉目。
团长肖立波不是梦大厦老总，他是梦大厦物业公司老总。剧团成了物业公司对肖立波不是耻辱，而是幸事。他从最小的腐败开始，到成为一个有罪的腐败分子，前后没有花多少时间。
王海波逼着自己，他写得焦头烂额。写戏，写电视剧也不是一件容易干的活儿，真正做起来王海波才知道。但他已经陷进去了，处在癫狂状态。导演让他刹那间睁开了入戏的眼睛，对县城里的那些人，王海波看到了平日里看不到的事情。他要把它们变成戏。吴志高，叔叔，他们两个，以及孟花楼，肖立波和杨小玲的父亲，小时候他们是要好的五兄弟。有人与戏有关，有人与戏无关，但他们小时候有过兄弟之盟。这些都是前戏，王海波全都记起来了。他们的后代将演绎更复杂的纠葛。
在学校，肖立波和杨小玲家是隔壁邻居。杨小玲后来嫁给了吴生瑞，但这个腼腆羞涩的女人，当她青春乍现时，她爱的却是邻家帅气小伙子肖立波。她一怒之下离开吴生瑞，也是因为始终在心里拿他和肖立波暗中比较。她觉得吴生瑞在肖立波面前，就是糊不上墙的烂泥。肖立波后来与吴生瑞争斗，竟会把杨小玲当作一枚棋子。他腐败之后，有一段时间也沉溺在赌海之中。
又续了一次假。妻子显得很不好意思，她打电话给王海波，告诉他，我实在憋不住，很委婉地跟刘局长透了口风，说你没有旅游，而是在海边写本子。刘局长没怪罪，相反鼓励你好好写，他说这是好事情嘛，是县里的光荣。
这事我没做错吧？妻子胆怯地问道。
还不等王海波回答，妻子又说，我想我没做错。照你上次所说，很体面啊，又不是坏事，又不是丑事。怕谁知道？要是别人，指不定到处吵着嚷着说呢。住宾馆，吃海鲜，写电视剧，挣大钱，人家羡慕还来不及呢。妻子说得喜滋滋的，王海波能想象出，她灰暗的脸上绽出的笑容。
已经有多久没能让妻子这样啊？王海波记不起来，让她稍许高兴一点竟会如此困难。吃什么海鲜啊？王海波肚子饿得发慌，这几天的伙食非常糟糕。他和导演只能吃上外卖的盒饭，五块钱一盒，或顶多八块，有时还会吃三块。回想起来，那次和导演在旅馆门口吃烧烤，竟是最为奢侈的一次。再也没有那样吃过。导演也没藏着掖着，他把财经上的困难直言不讳地告诉王海波。
导演说，如果还找不到投资商，以他的财力，即使这样的旅馆和饭食，他也维持不下去。导演问王海波，你还想不想继续？
王海波说，继续会怎样呢？
导演说，继续啊，只要我们扎下去，舍命做出好本子来，手上有了东西，哪会找不着投资商？
这么说着，导演手舞足蹈，眼里放光。
那就继续吧，王海波说，我们绑在一起。
为什么要和导演绑在一起呢？王海波自己也不清楚。当初来时，想着不用花钱，王海波只带了很少的现金。妻子让他带一张银行卡，他说不用，没要。少量的现金快花完了，变成了一把单据塞在口袋里，不知道何时才能报销变成现金？想起报账，王海波又有些怀念机关。机关里的单据好报销啊，只要有正当理由，刘局长一签字就行。而要在导演手上报账，王海波怎么想都觉着玄。
手上没钱，想要单独出去吃好点打打牙祭也不行。不是不行，是没招。往坏处想，导演会不会单独打过牙祭呢？王海波可不知道。导演说他没钱，总不至于到了这等地步吧？
居然会为吃发愁，王海波觉得齿冷。但又不能跟妻子要钱，怎么开口呢？谎话说在前面了，要改口也难，只能硬着头皮。电话里还要和妻子打哈哈，说了就说了吧，我哪会怪你？早晚总会被人知道。
那就好，妻子现在说话小心翼翼，还有些羞怯，和先前明显不同。男人要想降住妻子，就得有地位。虚假的地位也能暂时起点作用。王海波苦笑着，她哪知道我此时的处境？
妻子还在唠叨，明摆着和王海波套近乎。她说到了吴志高，那个戏疯子，你还记得吗？
记得，王海波皱着眉头，他的舌苔苦涩，痰液里也混杂着一股苦味，经久不散。我们这戏里还要写他呢。
写他？妻子无来由地兴奋。她在医院做护士，吴志高脑溢血，中过风，在医院住过很长一段时间，正好是妻子在照顾他。出院后，吴志高见人就念妻子的好。他早晨和晚上坚持散步，从有人搀扶，到自己拄着拐杖。妻子这些日子总能碰见他，一碰上他就拉着妻子说话，说个没完。
他说话不太利索，这他知道。但他在用心锻炼，锻炼身体也锻炼说话。锻炼好了，他要去梦大厦找肖立波扯皮。
还有什么皮好扯呢？王海波不解地问道。
吴志高说，肖立波答应他，要在梦大厦里建一个票友俱乐部，算是给楚戏还留一块地儿。可是呢？他说话不作数，不建，却弄了好梦夜总会。戏疯子拿拐杖戳着地面，梆梆梆，你说他是不是丧尽天良？
我倒是担心他真去扯皮，妻子说，他这疯劲一上来谁能拦得住？没准就会出大事。
王海波什么也不想，闷着头往前写，日子过得昏天黑地。没个日，也没个夜的。他像是在肩上拉着一长挂重车，牲口似的往前赶路。导演时不时地会敲门进来坐一会，帮着出个主意，支个招，或是看上几个段落。
导演对王海波满意，称他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对故事，对人物，两人常有惊人的默契。他们眼里放射着执拗幸福的光芒，就像是一同患上了热病。
因为在海边，王海波有时会有一种幻觉，他认为他陷在一座荒岛上了。也不是他，是他们！他们是两个理想主义者，可以这么称呼吧？理想主义者，他们忍受着饥饿，贫困，企图写成一部有可能永远也无法完成的本子。王海波努力克服着此类悲观心理，但可能永远也无法完成的念头却每每浮现，以打断他正在进行的构思。他想和导演说说这事，总觉得难以启齿，谁也不愿意在这种时候打击士气，得扛着。他不能说完成不了。
对这个本子，他们欲罢不能。
而饥饿，却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太可怕了，在这个时候，成天想着吃本身就很羞耻。谁会缺吃呢？大部分人会想着法子吃差一些，为了减肥，为了降血压，降血脂，降胆固醇，总之，讨厌吃得太好。王海波倒好，弄到只能吃盒饭的地步。他能够指责导演，跟他提要求，甚至痛骂他。但他没有那样做，他觉得那样做不起作用。导演不是一个吝啬的人，同样，他也不是一个有钱的人。王海波现在和他同在一条战壕里，不是战壕，是一条坑。
旅馆老板和老板娘，分别找过导演。从他们的窃窃私语，到大声争执，王海波听出来了，导演欠着他们钱。他们是在跟导演催款，这可真让王海波无地自容。导演为自己辩解，并承诺绝不少他们一个子儿。
老板则充满鄙夷地说，这么低的价格，还要欠钱，没见过。
王海波进门，出门，或去洗手间，生怕会遇见老板，和老板娘。
如此局面，他们唯一的指望，是手上的本子。本子可以点石成金，只要本子成功了，他们这段经历将足以对所有人炫耀。
可是，王海波的身体越来越差。除失眠和脱发，他好像还得上了某种慢性疾病。也说不清是哪种，能感觉到他的体重在减轻，腹泻，耳鸣。都是慢性的，时断时续，能够捕捉到身体虚弱的信息。就像手机在偏僻的山谷里，因信号不畅而无法通话。简直糟透了，写本子可以把人写成这样，不可想象。王海波怀疑他会倒下，随时有可能，一倒下就起不来，但他硬撑着。
这是个长跑的活儿，有好多站呢，导演说，你要一站一站地跑下去，不能在哪个站里提前停下。
客观地说，并不只是王海波一个人在写。导演也在动脑子，他的脑子一刻不停。或许他的脑子更苦？古人说，语不惊人死不休嘛。对本子，导演也这么想，要搞，就要在全国搞出响动。
这天，导演又来找王海波，和他商量。说是商量，其实王海波每次都在照他的意见修改。
导演说，我还是对开头不满意，开篇不好。不集中，不刺激，不能抓住人并让人非看不可。想想好莱坞吧，好莱坞哪部电影的开头不是非同凡响？就要那种效果！导演一说话就有感染力。所以，我想动一下，重新设计一个开头。
这次，开头仍然回到吴志高。吴志高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来到梦大厦三楼。在好梦夜总会的一个小包间里，吴志高和肖立波有一场正面冲突。浅色调的灯光，肖立波在和人喝咖啡。吴志高怒气冲冲地闯进来，他骂肖立波是叛徒，骂他卖剧团，卖戏院，在他手上把这么好的戏给毁了。
肖立波想要解释，吴志高不给他机会。骂他欺师灭祖，畜生不如。说好了要建一票友俱乐部，好歹留一唱戏的地方。偏不兑现，偏要做夜总会。什么夜总会？说着好听，不就是色情场所吗？不就是妓院吗？污秽，淫乱，你睁着眼睛满大街看看，这样的场所难道还少吗？多你这么一个，少你一个有什么要紧？吴志高直骂得唾沫星子四溅，肖立波垂着头，不敢回嘴。可是唱戏的地方，全县城没一处，没一处啊！
吴志高捶胸顿足，你马上给我改过来，改票友。把夜总会的招牌摘掉，现在就摘，派你的手下去摘，我要剧团，要戏院。
我当不了家啊，肖立波拖着长腔说，师父，你以为我做得了主？做不了。在这大厦，就像在你的戏里，我只是杂役而已。我头上还有更大的老总呢，我算什么？我只管物业这一块，更大的事有别人管。
别跟我扯野棉花，你摘是不摘？
师父，不是我说你，认命吧。胳膊终归扭不过大腿。你一个人，或一群人又管什么用？哪种戏要消亡，你能拦得住？快别让人笑话了，让人骂成疯子，我这脸上也挂不住。
我没你聪明，吴志高明显是在挖苦。
这不是聪明的事情。我和你不一样，我不能也去做英雄，我得让人活下去，让团里的人都有工资拿。
你到底摘不摘？吴志高又问了一遍。
我不能摘，肖立波说。
那好。
吴志高从身上拿出一只茶杯，他可能累了，口渴，想喝点水。但他哆哆嗦嗦的怎么也拧不开茶杯盖子。
肖立波看着他拧，拧不开，吴志高说，你能帮我拧吗？
能，肖立波帮他拧开了。
吴志高退后一步，把茶杯里的液体全泼在自己身上。一股汽油味扑鼻而来，他另一只手上的打火机也嗒地冒出火苗。既然留不住戏，就让我和这戏一起去吧。说着，吴志高把打火机伸向自己，一团大火球腾地燃起。
王海波惊呆了，导演也停顿着不说话。王海波的鼻腔里一阵灼痛，像是有鼻血涌流出来。喉咙里也灼痛，或许也有血丝？胃部痉挛，呼啦呼啦的。这太奇异了，王海波手足无措。
折腾了这么长时间，王海波明白最基本的道理。那就是，重写一个开头，后面的所有都将重来。这有点像是一辆车，它开的时候往哪走，将决定它后面的方向和道路。这意味着王海波前面做的都是无用功，房子每每做到一半就被推倒了，哗啦啦掀翻，重做地基。他写的那些都算是白写了，能够作数的不会太多。因为动一处就得全动，事情总是有逻辑的，你需要做到前后一致。
因此，重写开头让王海波觉得恐惧。但他还是自愿接受了，不为别的，是戏本身，这种开头对他充满诱惑。他怎么就没想到呢？吴志高自焚将把冲突张力推到极致。
好了，他们写的还是那出戏。不过，王海波又在写开头。
而妻子并不知道他们的进度，她以为丈夫的本子快结束了。她现在的电话打得更勤。接妻子的电话让王海波痛苦不堪，他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以前说过的旧谎话，还得随时添加一些新谎话。这种行为使他心慌，倍觉阴暗，可耻。
妻子说，你写本子的事在县城里传得所有的人都知道。有很多人在羡慕你呢，我在路上走，经常会有不认识的人跟我打招呼，打听你的消息。真让人难为情，弄得我也像是名人。
妻子说得倒是轻松，可是王海波却不由自主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使劲克服着，但那鸡皮疙瘩消退了，隔不了一会儿又起一身。妻子还说，就连八竿子打不着，多年不走动的亲戚也找上门来了。叙旧，攀亲，说着虽然言不由衷却无比温暖的亲热话。
这是怎么了？王海波理不出头绪，似乎太过离谱。
还有更离谱的事，王海波的领导，工商局刘局长也打了他电话。他后来反复回味过这个电话，刘局长亲切地表示问候。对他请假时没有明说是写电视剧有轻微的责怪，但随即表示理解，谨言慎行很好啊。刘局长让他放心地写，也不用再续假了，你什么时候写完就什么时候回来吧。呵呵，没问题。他还提到，如果王海波将来在外面发展，不回去的话，他会支持。但若是还回去，他一定会考虑到王海波的进步。刘局长的言下之意，肯定是在暗示提拔他。因为你的能力有目共睹嘛，刘局长说。即将挂断电话时，刘局长才顺便说到小冬。小冬是他儿子，明年大学毕业，学的是文学。在学校里也喜欢写写画画，以后要是有机会，你要记得带带小老弟啊。
刘局长的电话，是在夜里打过来的，他像是给王海波打了一剂强心针。嗬嗬，这本子，嗬嗬。王海波笑得像是呜咽。
早上，接到导演短信。从短信发送的时间看，导演起得很早，或是一夜没睡？导演问，你上网了吗？
王海波回复，没上，怎么了？
网上果然有自焚的事，为阻止拆迁，往身上淋汽油自焚。
王海波差点呕吐，他忍住了。有戏疯子为戏自焚吗？
你上网查吧，导演回道，查查就知道了。
这是什么短信？等于没回答，或是另有玄机？王海波准备去用凉水冲头，再来干活。他才懒得上网呢，他还得从头写起。
打开电脑，还没写上几行，妻子的电话又来了。说了一通闲话，她追问王海波究竟写到哪了？
王海波说，在写开头。
妻子停了会儿，接着哈哈大笑。王海波你真逗，她说，没想到你也懂得幽默啦。怎么可能写来写去一直在写开头呢？一个多月了还在开头，你骗谁啊？
原刊责编 郭海燕 本刊责编 付秀莹
责编稿签：小说采用了“戏中戏”的叙事手法，文本故事和剧中故事相互穿插，彼此交错，戏里戏外皆是戏，于并不鲜见的情节设置中，形成一种出人意料的文本张力，赋予了小说丰富的纬度和开阔的空间。面对物质的压迫和欲望的吞噬，文化日益失去尊严而沦为媚俗的口红，仅仅具有娱乐性和装饰性。而时代背景深处的文人，遭受的毋宁说是来自物质的强大挤压，不如说是来自精神的磨蚀和创痛。
小说家王海波写一个似乎永远也写不好开头的戏，其实是尴尬人说尴尬事，其中蕴涵的种种一言难尽，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批判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