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现场吗 文\秦万里
许多小说在开头的时候，会发生一个事件，事件引来了故事，也构成了故事。一个个相互关联的事件让故事充满悬念地向纵深发展，给了人们阅读的欲望，这是小说的制作方法之一。小说家在叙述事件或结构故事的时候，常常要设置一个场地，或者说要制造一个“现场”，以便铺展故事，演绎人物。在实际生活的现场，“发生”永远是千变万化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在小说的现场里面，发生由小说家制造，怎样使发生的过程生动而又真切，让读者如身临其境一般地来到虚拟的现场？或许，越是有经验的小说家，就越会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让我们先看看《马嘶岭血案》。在这篇小说中，陈应松的讲述触目惊心——两个为勘探队搬运行李的挑夫，因为见财起意，把勘探队的人全杀死了。故事的结局被放在了前面，让我们随着两位挑夫艰辛的足迹，眼睁睁看着他们一步一步走向贪婪，走向仇恨，走向了凶残。陈应松制造的这个犯罪现场，如果是一个有生活原型的真正的案件，写成一篇通讯报道，也同样会吸引人的眼球。那位写通讯的记者是一定要亲临现场的，在他的文字当中，也一定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做出是与非的评判。陈应松写小说，所以他不在现场，而是让罪犯之一的“我”来当叙述人：“必须赶快灭口。这容不下我多想，也容不下九财叔多想，就听见有人喊：‘小王，小王！’话音未落，斧头就落到了祝队长头上……”事件发生了，残暴便不可遏制地行进下去了，“接着又响起了小杜的几声连续的尖叫……我最后看见九财叔直起了他的腰杆，在扬眉吐气，手上拿着一个红彤彤的东西，是一只发卡！”这一只发卡很重要，在情节行进的紧要关头，还不忘记写一只发卡，这说明作者具备了一个小说家良好的行文习惯。通讯恐怕就不会这么写。而在一篇小说中，这支红彤彤的发卡，这一句话点亮的细节，却似乎是可以照射出无尽的含意。
这篇小说从结局走向过程，在过程的沿途我们焦虑，在悲剧发生以后我们又会设想，这支勘探队，这帮给大山带来异样色彩的城里人，这些知识与财富的拥有者，如果稍微施舍一点点关爱与同情，用他们高贵的手，去抚摸一下九财叔们因挑担而磨烂的肩膀，可能血案就不会发生。但是，一道难以穿透的隔膜竖立在那荒凉的山野，城里人用他们的冷漠与无情，将贫困者对富有者的仇恨，慢慢推向了极致。
关于如果，关于隔膜，关于揭示，都是这篇小说的阅读者从故事当中，从那个让我们信以为真的现场得到的结论，陈应松并没有做出判断，他只是下笔狠，将血腥的气息迎面泼来，让我们震惊，也使我们警醒。
读者进入小说的现场，有时候会发现另外一个影子，这个影子正是作者本人。小说家创作小说，制造了热热闹闹、悲哀或欢乐的现场，刻画了各种不同的人物，自己有时候也会不由自主参与其中，站出来说话。事实上，他或许没有意识到，虽然那个现场是自己布置的，人物也是自己塑造的，但自己却应该是一名局外人。就像一对婚姻的介绍人，人家双双进入了洞房，你喝完喜酒就回家吧，小两口今后的生活和你没有关系了，你不必去指导别人怎么样去度过幸福生活。
重要的是拟真性，如果“拟真”是成功的，进入现场的人们至少在阅读的时刻是信以为真的，如果你给他一份“参观须知”，反而会削弱作品的拟真性。
田耳的《一个人张灯结彩》也是一个与案件有关的故事，并且是多次进入案发现场——小孩的家长砍老师，发现于心亮尸体的河滩，水塘里的汽车与死尸，雨城大酒店的抓嫖行动……案子都是发生在寻常生活当中，如同在平静的水面激起一个浪花，并不惊心动魄扑朔迷离，直至写到在超市抓捕杀人犯钢渣时，才有了几分扣人心弦的味道。田耳制造了N个现场，只是为了让他的人物鲜活在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个老黄，那个老了老了还没混上一官半职的老警察。我们对他的最初印象只是一张长满了胡子的皱脸，但是，当他入情入理地分析案情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的智慧；当他冲向罪犯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的勇气；当他面对刘副局长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的性格；当他在小于理发店门前徘徊的时候，我们又会看到了他的心灵。还有钢渣，还有哑女小于。不良青年钢渣爱上了哑女小于，但是钢渣却杀了人，杀了人的钢渣很后悔也很失落：“我答应哑巴，年三十那天晚上和她一起过。但你晓得，我去不了了。妈的，我答应过她，到时候，你能不能买点讨女人喜欢的东西，替我去看她一眼？……”在故事的末尾，警察老黄是受了钢渣的委托去看望那位美丽而又可怜的哑女。原来，像钢渣一样冷酷坚硬的钢渣，心灵当中也有一小块湿润柔软的地方。
由现场走进心灵，这是田耳的追求。
由现场进入心灵，这恐怕不仅仅是田耳的追求。一位小说家如果能够让读者驻足他设置的心灵现场，那么他一定会受到读者的青睐。
须一瓜写过一个中篇，叫《淡绿色的月亮》。她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对年轻夫妇，俩人都是白领，收入不错，有房有车，而且是郎才女貌，夫妻恩爱。忽然有一天，家里来了盗贼，是两个小个子男人，而家里这位丈夫，则是高大威猛，还曾经是个体育健将，在双方碰面的那一瞬间，盗贼手里并没有拿着凶器，但是，那位伟岸的丈夫却没有反抗。结果，大个子被小个子捆了起来，妻子也差点遭到强暴。故事当中还穿插了一个小故事，一个发生在火车上的事件。有一个警察，在火车上遇到了抢劫，他为了避免流血而有条件地放弃了对抗。结果，乘客们遭到了洗劫，在匪徒们扬长而去之后，警察又遭到群众的围攻……这篇作品似乎是在争论一个问题，一个道德问题，一个面对勇敢与理智应该如何抉择的问题。那么须一瓜参加争论了吗，应该说没有，她在现场外面，她用一个活灵活现的现场引发了争论。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女主人公芥子心里，在她与警察谢高之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一直是争论着的。这不是表面化的、就事论事的争论，而是一种穷追不舍深入骨髓令人汗颜的追问。突发的案情像一把尖刀，在女主人公芥子内心割下一道细细的裂痕。她疼痛，她哭泣，她不能摆脱那可怕的设想，也害怕一个伟岸丈夫形象的破灭。但是，无论是满车的鲜花，还是那联结性爱的红绳子，都不能重新燃起激情的火苗。须一瓜选取一个独特的角度，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人物，让那“淡绿色的月亮”，照射人心深处微妙的波澜。
乔叶写的《我承认我最怕天黑》，同样也是一个与入室盗窃有关的故事。深夜，一名偷窃者进入独身女子的房间，这样类似事件发生之后，如果由不同的小说家来写，故事一定会发生N种走向。在遭遇了偷窃者的房间里，乔叶的设计与须一瓜完全不同，她让偷窃者与那位独身女子发生了心理碰撞：“‘其实，’刘帕说，‘你可以打开门走的，走窗户太危险了。’”只因这一瞬间的一个善意的提醒，在那个发生了抢劫行为的犯罪现场，又发生了半推半就的强暴，故事也由此而进入了另外一条轨道，当那名盗窃者离开事件的现场，我们会随着刘帕的思绪产生一些联想，似乎已经能够预见到，接下来的发展仍然会偏离正常的轨道：“男人掀开窗帘，跳进屋，两个人相顾沉默。”“他抱住了刘帕，刘帕任他抱着，任他掀开她身上的浴巾……”如果我们谅解了这一对男女，当警察进入了那个令人尴尬的现场，我们会不由自主地为他们忧虑。但是刘帕并没有解释什么，“知道按照被强暴女人的通常表现，自己应该哭，从而顺理成章地接受人们这样那样的抚慰。可她没有。她觉得自己似乎应该说些什么……”后来她说了，救了那个入室抢劫又强暴的“罪犯”。作者乔叶也没有为自己的设置做出解释，她只是在情节中嵌入了几行诗句：“我的身体里有一条河，爱情一直在里面穿梭……”这条河蜿蜒在故事当中，流淌着情感，也流淌着欲望。因欲望而情感，因情感而善意，因善意而理解，因理解而宽容。乔叶不仅走出现场，而且从现场进入一个意识的潜流，让这种意识的潜流冲刷观念的顽石，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现代女性复杂微妙的心灵空间。
现场可能不是“现实”，既不同于场景和时代背景，又有别于“画面”。可以是一百年前的现场，也可以是昨天或未来的现场。最关键的是人物，没有人物的动作、情感、纠葛，就不会有事件的发生，没有事件的发生，现场就成了一个空壳。一个现场可以是一个故事的局部，也可以是一篇小说的全部，有的小说只写一个现场，却也令人难忘。有的小说吸引读者从一个现场来到另一个现场。
高明的小说家把读者带到他制造的“现场”，自己却会悄悄撤离。
[ 作者系本刊副主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