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孩子相依为命过日子，也怪，越是这样的家庭出身的孩子，他们书读得越好。在农村，很难见到姐弟三个人学习成绩都都非常出色的学生。三个孩子最大的姐姐才十三岁，小弟才七岁。可没有想到，艰难度日的孩子们受到了亲生母亲的不断骚扰。她经常回到家里，拿家里的东西，什么都拿，孩子们穿的用的，连囤子里的那点粮食她也没有放过。孩子们已经一无所有了，晚上连电灯也点不起。邻居们看不下去了，教师们也气愤得联起名来，将这个世上少见的母亲告上了法庭。孩子也向法庭提出要求，脱离母子关系。
我和刘风就是为了这事来的，当法官的什么事都能遇到。前几天阿尔及利亚发生了地震，一个母亲抱着孩子没能逃出屋子，被压在了废墟下面。因为没有吃的，母亲把自己身上的肉一块一块用手撕下来，喂给孩子吃。十多天后，当人们挖开废墟时，母亲死了，孩子却生存了下来。与这样的母亲相比，老虎屯的这个母亲连虎狼也不如。
我在院子里见到了孩子的母亲，这样的女人不配顶着母亲这个伟大的称号。我正告她，法院的判决已经生效，如果她继续回家骚扰孩子，等她的，就是公安局来收拾她。邻居们都纷纷地说，用不着公安局，她再胆敢骚扰孩子，邻居们也会将她揍扁的。对于这种女人来说，别说母性，就是母兽所有的天性，她也没有具备。
临走的时候，刘风掏出了口袋里的二百元钱给了三个孩子。在她的启发下，我也掏出了口袋里的钱，给了孩子。村干部来了，邻居们也来了。大家都在夸奖我们，说我们这个案子判得好。有了法律，就有了正义，孩子可以抛弃没有人性的母亲。
坐上沙漠风暴，刘风干涩地笑了笑，瞧瞧咱三十里堡的地名，狼窝，老虎屯，出了蹊跷事，也出了各路各色的人。不是亲眼所见，不是亲自判决，真不敢相信。还有我本家那个老爷爷，不是他就生活在咱们身边，你能相信蹲监狱三十年，居然能蹲出个百岁长寿老人来。不仅没有老态龙钟，而且还能掺和进司法队伍里来。
说起刘允，我觉得我对他的了解已经开始从表层深入到他的思想，他的心灵。我能感觉得到，他跟我说的都是心里话而绝对不是假话。我已经感觉到了，刘允这个人不论他信仰什么，有一点不承认不行，他为人之道不虚假。这让我想起了他的爱洁净的习惯，他做人也是干干净净的。我知道姓刘的子孙都憎恨刘允，所以，刘风在我面前说起刘允，我也不说刘允。
都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庭长大人，你年轻轻的，品行端正，为人也不错，你怎么能跟刘允如胶似漆的如同苍蝇看见鲜血一样亲密无间？
我依然认为你们对刘允有偏见，他有思想，有自己的行为规范。他这人并不是不会顺应历史的潮流。他那三十年蹲监狱的经历也是必须的，也是应该的。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塑造出刘允这个人物。
我这人刀子嘴，豆腐心，看到庭长对刘允如此关怀倍致，我也经常到刘允家去，送点吃的用的。谁知，我的这点慈悲之心竟然招来了闲话，说我想买刘允的好，想买他手中的这支笔，不让他为农场的工人们写状子。如果刘允写了状子，这官司必赢无疑。既然有人这样说，我也就不再敢走进刘允的家门，也关怀不上他了。
刘大姐，我跟你说心里话，我对刘允就是好奇，一个那么大年纪的老人，有过当伪县长的经历，也有当过国民党将军的经历，在共产党的监狱里蹲了三十年，回到乡下，竟然能为人执笔写状子打官司。这可是在典型的法律环境当中的典型人物，我们当法官的也不能仅仅用好人与坏人评价一个人，我们应当用法眼去观注生活当中的人，社会中的人。一个多么有趣味的老人，咱们那些小报记者们天天追着歌星影星，好好地写一写刘允这个在民间替人打官司的老人，而且这个老人快一百岁了，这就是新闻点，那该多有意思。
幸好没人写他，如果真写了他，城里人也都要跑到乡下来找他写状子打官司了。
沙漠风暴快要进三十里堡镇里了，刘风要到学校去一趟，她的孩子在二中读书，孩子的老师不知找她的什么事情。她让我先回去，她等一会儿才能回去。
在我到三十里堡法庭之前，这个法庭是个不先进也不落后的法庭。我来了之后，因为审理了几个案子，有了挺不错的口碑，也得到过县法院的表扬。什么事情都要辩证地看，毛主席
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而不做坏事。我们不过做了一点点好事，结果，找上到我们法庭门上来的就有五花八门的事，连工人下岗，控告吞噬国有资产的贪官污吏这样的事也找到了我们法庭。我们也不能推辞，该接受的就得接受。这一段时间，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就显得比较忙碌。
这个周末，我不想回城里的家，我想去看看刘允，因为也有好长时间没有与他相见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出了门。也许稍晚一点，就会被人堵在宿舍。就算没有打官司的事情找你，也总有人找你喝酒吃饭。剩下的就是麻局，打扑克“喝血”。“喝血”这种扑克牌玩法可是真具有时代特征，几乎把社会上流行的掠夺欲和暴发欲行为统统归在扑克的游戏规则当中。党政机关里的干部们玩，社会上的小地赖子们也玩，个体户玩，大老板也玩。反正大连地区的人没会玩“喝血”的人几乎没有。而且从他们嘴里说出“喝血”二字也让人不寒而栗，喝念成了“哈”[哈：是当地的方言，是喝的意思]我虽然也会“喝血”，但我真的很害怕这种应酬。
到了狼窝，刘允没有在家。这时，太阳没有升起，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雾气。刘允他不会走远，屋门没锁，院门也没锁。此时，也许他带着“县长”也门散步去了。他会到哪里去呢？他居住的草屋背后是一座不大的小山包，山上树木不多，野草却很茂盛。站在山下朝山上望去，一目了然。山上没有人也没有狗。他们会到海边去吗？这里离海边有十多里路，散步不会走那么远的路。不过，我不愿意呆在这里死等，我开着车直奔海边而去。这里的太阳已经升起，海上的雾气已经散去。海面上空空荡荡，海滩上也空空荡荡，没有人也没有狗。当我把车开回刘允家的时候，正好在村路上碰到了刘风。
你找老爷爷吧？
是，我找他。
你到镇医院找他去吧，他在那里。
人的年纪大了，就是熟透了的瓜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从瓜秧上坠落下来。七八里的路程，沙漠风暴一会儿就跑到了。我以为刘允不知生了什么病，到了医院我才知道，并不是刘允生了病，而是“县长”生病了。因为县长已经十多岁了，换算成人的年龄，县长已经有七八十岁了。象人一样，它患了脑血栓。
值班医生说什么也不肯给狗看病，现在有宠物医院，也有狗大夫，你到那里去吧。我们是医生，不是兽医。再说我们医院是给人看病治病的，不是给狗看病治病的。
刘允的眼睛里已经盈满了泪水，他苦苦地哀求着，医生，你就发发善心，给它治一治吧。
医生皱着眉头，挥着手，去去去，你再不走，我拨打110了。
这个值班医生我认得，我走了过去，医生以为我来看病，连忙让我坐下。
我说谢谢，然后就替刘允的“县长”说起情来。你就给它看看吧，老人无儿无女的，没有一个亲人，这狗象老人的儿女一样，他们生死相依。
医生说，这狗已经出现血栓征兆了，要输液才行。可我们医院里的护士只会给人输液，哪里会给狗输液。
医生说的也在理，几个护士忙碌了半天，也没能把针头扎进“县长”的静脉里。折腾了好半天，大家想起了小儿科的护士，她们扎血管有一套。真是小儿科的护士来了，好在现在的许多人并不讨厌狗，剪去了好多狗腿上的毛，好在现在的孩子胖子多，给胖孩子扎血管，比给狗扎血管容易。但是，也是费了不少的力气，才把针头扎进了“县长”的静脉。
“县长”一动也不动地卧在刘允的怀里，刘允象抱着孩子一样抱着他的狗。这时他才想起向我道谢，你不来，“县长”就完了。看来还是你法官厉害，你能救“县长”的性命。
我还真没看过得了脑血栓的狗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象人一样，一侧的身体不会动弹。有人呵护的狗应该是幸福的，刘允在不久的将来，果真病倒在炕上，谁来呵护他，关爱他呢……我想起了刘允的儿子刘岐，也许是出于职业的习惯，我觉得刘岐有对刘允尽赡养的责任。虽然他与父亲已经分开多年，也脱离了父子关系。但是，就是分开一万年，他也不可能推托掉他与刘允之间的父子亲情关系。只要刘允向法庭一起诉，他必定会胜诉，他的儿子就会向他尽赡养义务和责任。
刘允对我说，你回去吧，别在这里陪我浪费时间了。等给“县长”输完了液，我到法庭去找你。
我在法庭等你，咱们一起吃午饭。
刘允说，本来“县长”跟着我以前是吃素的。认识了你以后，它吃了几次肉。血脂高了，血粘度也高了，它能不得脑血栓吗？吃鱼上火，吃肉生痰，大饼子咸菜保平安哪。
我那里有方便面，咱们吃方便面。
我一会儿和“县长”到你那里去。
下午，在我的宿舍里，刘允继续给我讲他在监狱里的故事……
自从那次放风，周天他从地上拾起了一颗钉子，他将这颗铁钉子不露声色地含进了嘴里，藏在舌头下面，神不知鬼不觉地带进了号里。
晚上睡觉的时候，周天改变了以往的习惯，他要关向民紧靠他睡。我们小号没有床铺，贴着地皮，钉了一层木板，算作是床铺。在监狱里，会发生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甚至令人作呕的事情。因为长时间与世隔绝，罪犯当中的许多人把同性也当成了异性。为了满足那久违了的性欲，他们选择那些年轻，性情温和的人当成鸡奸的对象。周天的关向民紧挨着他睡，也许他把关向民当作了泄欲的对象。
夜深了，监狱里死一样地寂静。从小进城求学，出国留学，到关内当县长，在军队里也混过，养成了我走到哪里都能睡觉的好习惯。哪怕明天就要上刑埸枪毙我，我在死前也能睡上一个好觉。大觉谁先觉，平生我自知吗。人睡得实了，不做梦的时候，也就是真正地进入了睡眠状态。到了后半夜，正是夜深人静之时。这个时候，整个世界都进入了沉睡阶段。可就在此时，我突然听到了一声从来也没有听到过的声音，说是惨叫也好，说是悲鸣也好，那凄厉的叫声顺着人的毛孔，直刺到你的骨头，直刺到你的心房。
这叫声就是发自我们号，我醒了，毕无虎醒了，号里的人都醒了，也许全监狱的犯人也都惊醒了。因为睡得朦朦胧胧，谁也不敢断定这惨叫声是从哪个号里传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