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失业洪水决堤，其后果不堪设想。农民工的组织性其实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常人以为农民工到了城市里面就变成了散沙，没有组织，也没有集体行动的能力。中国农民工确实没有工会，但是到城市的农民工大部分是通过同乡、同宗的关系相互联系的，他们有自己的社会网络，尽管这一社会网络的下半部分扎根在农村，只有上半部分的枝丫显露在城市。在社会急剧变迁的过程中，农村的宗法势力已经逐渐抬头，在很多地区俨然已经实际上控制着农村社会的秩序。
当今社会信息的沟通和交流已经无法屏蔽，而同宗同乡的社会网络却具有极其有效的号召力，这很容易导致更多、程度更激烈的群体性事件。农民工的无助程度也可能超过我们的想象。常人以为，农民工没有了城市的工作，至少可以回家种地。但是，很多农民工在进城的时候已经将自己的土地转包给了别人，他已经没有自己的土地了。而且，很多农民工从十几岁就外出打工，即使他仍然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他很可能已经不会种地了。在既没有医疗保险，又没有失业养老保险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土地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如果农民工想回城市回不去，想留在农村留不住，没有土地也没有工作，绝望之下，极有可能导致更多的恶性事件发生。
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谈道，在大多数现代化国家之中，“城市往往是国内反对派的中心；中产阶级是城市反对派的集中点；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反对派内部最活跃的集团；而学生则是知识分子内最有内聚力也最有战斗力的革命者”。但是，革命一定要出现一个联盟。在社会存在越来越多的不满，但是并没有出现暴动的时候，一定是学生和农民之间难以沟通、没有共鸣。但如果在短短一年之内，农民和学生的就业状况都急剧恶化，我们很难想象，绝望的农民遇到绝望的大学生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尽管2009年就业形势严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恰恰是加速中国进一步改革的契机。洪水固然会泛滥成灾，但是其中也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如果能够有效地利用洪水的能量，便可以化危机为机遇。历史的演进往往如此，有压力才有反应，有应战才有挑战。失业的洪水看似可怕，其实正好为改革提供能量，点亮改革之灯。
发轫于1978年的改革可为佐证。在计划体制时期，国家和公民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个隐含的社会契约。“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这句渐渐褪色的标语，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社会契约。所谓劳动人民，即国家有为公民提供就业机会的义务，而作为回报，公民对政府提供合法性支持。但是，在计划体制时期，真正享受到就业权利的只有城市里面吃公家饭的人，包括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员工等。即使如此，随着人口增长，政府也越来越难以继续通过国有部门提供就业机会。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组织城市中的年轻人到边远农村建立农场，“文化大革命”之后，更是动员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但是，这种做法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很多中国人的家庭被生生地分割开，而且一代人的青春也被无谓地消耗掉了。邓小平上台之后，让知识青年回城，无疑是做了一件深得人心的好事。但是，就业压力随之而来。到1979年，返城知青大约有1 700万人，加上320万没有就业的留城青年，大约有2 000万没有工作的年轻人，这数字相当于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1/10。没有工作的回城青年很快出现了不满和焦躁的情绪，当时各地不乏包围火车站、包围市政府要工作的群体性事件。解决就业成了政府的心头之患。正是由于严峻的就业压力，习惯于计划体制的共产党“置之死地而后生”，摒弃了过去的教条，锐意探索新的道路。1978年10月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当时还是北京大学讲师的厉以宁，提出了通过股份制解决就业问题的思路。究其本源，政府之所以采纳股份制改革的建议，不过是就业压力太大，什么药都想拿来试一试。
如今，中国经济又到了调整发展战略的十字路口。解决农民工和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不能指望零敲碎打的政策，而是必须得做一篇大文章。为什么农民工会遇到就业压力？是因为出口行业在过去几年出现了畸形的发展，政府和企业盲目追求出口的数量，无节制地消耗以农民工为主的廉价劳动力。整整一代农民工的青春被消耗在喧闹而杂乱的加工工厂里。他们的技能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提高，收入水平一直难以上升，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难以得到改善。为什么大学生的就业会出现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产业结构与教育体制严重不匹配。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大多是在现代服务业，但中国的服务业恰恰发展滞后。其根源就是支柱性的服务性行业无不受到政府的过度管制，甚至是直接垄断。过度管制和政府垄断的后果是服务业供给不足、质量奇差、价格昂贵，需求最终也会受到严重抑制。教育的失败本身就是一个例证。中国的大学，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把一群青春洋溢的孩子圈在围墙的里面，没有让他们窜到大街上游荡；中国的大学，最大的失败之处就是没有让这些孩子在学校里面学到有用的东西。
失业洪峰滚滚而来，应对得当，中国的新一轮改革就将冲决障碍，东流而去；应对不当，这股洪水可能导致决堤，后果不堪设想。
近看是V，远看是W
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越看越乐观，很多指标看上去都很像出现了V形的反转。全球经济一片黯淡，中国经济却似乎风景独好，2009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速度可能逼近8%，第三季度很可能超过9%。美国三大汽车巨头陷入危机，通用汽车申请破产保护，中国这边汽车却卖得异常火暴，2009年汽车销量突破了1 000万辆，达到1 364万辆。美国的房价仍然在下跌，中国的房价却开始上涨了。全球股市依然低迷，中国股市已经疯狂反弹。咦，奇怪了，不是都说全球经济正在经历1929～1933年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危机吗，我们在2008年第四季度也曾跟着惊慌了一阵，怎么这么快就完事了？
有一种可能性是，我们站得太近，所以看到的是V。如果倒退两步，再仔细看，看到的或许就是W。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排除中国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而且，短期的反弹越是迅猛，出现二次探底的概率就越大。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中国经济服下的两剂猛药。相比之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有些冲劲不足，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却实在大胆有余。2009年6月银行新增信贷1.5万亿元，按照这样的速度，2009年全年的信贷增长可能超过10万亿元。信贷闸口放水之后，大量的资金首先流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009年5月之后，居民住房贷款开始加速增长，大量的资金又随之流入房地产市场。宽松的信贷政策，浇灌着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而在消费和出口都委靡不振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就是中国经济的输液瓶。
一般来说，若像这样敞开来放水，最终总会泛滥的。货币发出去了，是不是通货膨胀就会接踵而至呢？切莫着急。且坐好了，等着看一部跌宕起伏的三部曲吧。其实我们从2005年就经历了这样的一波三折，只不过这一次，很可能会更加有戏剧性。政府从2003年、2004年就开始关注经济过热，并实施宏观调控。但从2005年起，货币政策悄然转向，广义货币超速增长。货币突然增发之后，首先起来的不是通货膨胀，而是资产价格泡沫。这是因为，商品的价格是有黏性的，不可能说变就变，得慢慢预热，但股票价格说涨起来就能涨起来。演到第二出戏，就轮到资产价格泡沫和实体经济过热同台亮相了。2007年，股市从2 600点飞涨至6 000点，经济增长超过了13%。然而，到了2008年，股市的财富突然之间灰飞烟灭，实体经济急转直下。泡沫、过热、衰退。这三部曲，谢幕不久，今日犹历历在目。
历史仿佛在重演。2009年货币政策的扩张程度远远超过2005年，资产价格上涨速度之快也很可能超过上一轮牛市。到了2009年下半年，股市、楼市暴涨，虚幻的繁荣就会随之出现：房地产开工的项目可能会增加，农民工又回到城里盖房子了；养猪不如盖房赚钱，养猪的农民就会越来越少，猪肉价格又会涨起来了。农产品价格上涨了，通货膨胀恐怕就要登堂入室了。经历了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应该被调低的，因此，哪怕2009年的增长率只有8%、9%，其实可能就已经是过热的信号了。最后，等到人人都看到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时候，政府再想调控，不猛踩刹车是停不下来的，但一旦踩得过猛，发动机可能就熄火了。
有没有可能避免这种结局呢？
出路之一，是美国经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好转。美国人又开始买东西了，而且还和过去一样爱买“中国制造”的产品。这样，中国的出口就上去了，过去的好日子就又回来了。但是，这很难。美国的失业率已经超过了9.5%的警戒线，工资水平也在下降，美国居民的收入将继续下降。在泡沫经济时期负债累累的美国家庭，哪怕有了点钱，也会首先想到还钱，而不是消费。不要以为中国产品都是生活必需品，美国人一定得买。恰恰相反，美国现在财务最困难的就是中低收入家庭，而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的中国货最多。过去的好日子，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
出路之二，是中国的货币政策及早刹车。中国的财政状况非常好，因此，经济刺激政策应该更倚重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何不增发国债，收紧信贷？恐怕还是很难。泼出去那么多水，即使想收回来，也不是旦夕之间的事。按照货币政策的传统，只有看到通货膨胀出现，才会考虑出招。但现在的情况是，资产泡沫会来得很快，通货膨胀会来得较慢，怎么办？稍一犹豫，就可能错失“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良机。
出路之三，是不再应急式的保增长，政策的重心放在改革和结构调整上。过分依靠外需而内需不足，国内储蓄过多而消费过低，制造业过度竞争而服务业过度垄断，能源和环境的制约日益凸显。如果政策的重心放在调整结构上，就能纠正过去的发展战略中的失误，为长期的经济增长创造条件，何乐而不为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方向有了，但没有地图。缺的不是共识，而是细致入微、有效可行的方案。此外，利益集团盘根错节、激励机制扭曲变形，更是让结构调整难上加难。
中国经济，越看越乐观，越想越担忧。
保增长并不一定能促就业
中国经济的强劲反弹已经是有目共睹。我们预计，2009年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率将超过9%，第四季度甚至可能达到10%。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的《2009年第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报告》。实际上，2009年中国第三季度GDP经济增长率为8.9％，第四季度为10.7％。但是，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净出口仍然是拉后腿的，消费变化不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忽略，唯一能拉动经济增长的只剩下投资了。那么投资的增长又靠什么呢？靠地方政府的热情，以及银行放贷的积极性。各地政府纷纷将“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任务”作为一项政治工作来抓。吉林省发改委提出固定投资增速不低于40％的目标；广西则提出2009年要完成6 000亿元投资任务，比2008年增长62%。2009年上半年，银行新增贷款已经达到7.37亿元的天量。
增长是保住了，但挑战依然严峻。从民生的角度来看，增长只是一个数字，就业才是真金白银；增长只是一个手段，收入的增长才是最终的目的。如果换成以促就业为考评目标，恐怕当前的形势就不容乐观了。从劳动力就业市场上来看，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比例，自2008年第四季度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恶化——供求比例由0.97急剧降至0.85——之后一直没有出现明显的好转迹象。虽然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一数据并不完全准确，但从变化趋势来看，该指标在2009年第一季度陡然升至了历史峰值（4.3%）。2009年的失业大潮，有两次洪峰，一次是年初农民工返乡，第二次就是春末夏初，大学生找工作。失去工作的农民工，至少在2 000 万人以上，而2009年应届毕业生有611万人，加上往年没有找到工作的，可能有1 000万名大学生要找工作。
当前的经济反弹并不能自动地解决就业压力，相反，如果继续延续当前的一些错误做法，保增长的政策甚至可能会和保就业的目标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