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匆匆忙忙地制定出关于政策监督的新决定之后，才发现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美国的本意是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冲锋在前，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美国就可以坐享渔翁之利。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务不是只监督中国的汇率政策，它应该对所有国家都实行同样的监督。2007年8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美元可能被高估了10％～30%。这份报告一出，美国政界哗然。美国时任财政部长鲍尔森在次日就指出，测量一个国家货币的公平价值是不可能的。美国时任财政部副助理部长马克·索博尔（Mark Sobel）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没有一种可靠、准确的方法能计算出一个国家汇率的合适水平”。
尽管鲍尔森和索博尔的话透露出了美国的霸道和傲慢，但是从技术上讲，经济学家确实没有对如何计算一国的均衡汇率达成共识。经济学家所用的计算均衡汇率的方法，大部分都和中国的现实相差甚远。均衡汇率理论的一个隐含的假设是充分就业，但是中国却有着巨大的剩余农村劳动力。均衡汇率的计算要求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比较稳定，但是中国在过去十多年里经历了经济结构的急剧调整。中国现在出口的产品和十多年前的产品已经大不一样，这使得任何对中国进出口汇率弹性的估计都是有缺陷的。尺子是静止的，但物体却是不断运动的，最后的测量结果一定是刻舟求剑。国际学术界关于人民币汇率是否被低估的研究非常多，但至今为止并没有哪个研究能够令人信服地确定人民币汇率的最合适水平。各种估计的结果相差极大，这是因为各种理论的假设条件和计算方法五花八门。
就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6年的一份研究论文也指出，由于使用的方法不同，对人民币均衡汇率的估计结果不可能统一，模型中细小的修改就会导致结果的巨大差异。Steven Dunaway，Lamin Leigh，and Xiangming Li，“How Robust are Estimates of Equilibrium Real Exchange Rates：The Case of China”，IMF Working Paper，October 2006.既然枪法如此糟糕，如果不是出于政治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怎么会如此草率地把中国列为汇率“根本性失衡”的国家呢？或许是为了掩人耳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声称，并非只有中国一家有此“殊荣”，和中国一样存在汇率“根本性失衡”的还有马尔代夫。你相信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的行政费用就差不多有500万美元，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却是去检查一个印度洋上的蕞尔小国是否汇率失衡。就算马尔代夫汇率失衡，又怎么样？没有人会关心的。就连马尔代夫人也不会关心的，因为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全球气候变暖之后这个国家是否会沉入海底！
人民币汇率确实存在着低估，但是奢望通过汇率调整解决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内外失衡是不现实的。中国之所以存在巨额的贸易顺差，原因是复杂的：由于国内储蓄太高，而国内储蓄高又是因为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工贸易对贸易顺差的贡献远远大于一般贸易，而中国的加工贸易之所以如此繁荣是因为全球化带来了国际分工的深化。中国的环境恶化可能是比汇率低估更为严重的政策扭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果把靶子集中在汇率问题，那就是选择了错误的目标。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章程，基金的宗旨首先是：通过一个常设的机构促进国际货币合作，提供在国际货币问题上的磋商与合作机会。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在宏观政策和国际金融领域最有权威的国际组织，真的要承担起维护国际经济稳定职责的话，那么其监督的重点就不应该是各国的汇率，而应该是国际金融市场上那些带来可能带来动荡的因素。尽管人民币的确存在低估，但是我相信，没有人会相信中国会触发一场国际金融危机。我们在1997年之后经历的最大一次金融危机现在正在美国上演。带来这场危机的根源是美国错误的货币政策，以及兴风作浪的国际资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瞄准人民币，但是，它的枪法是糟糕的，目标是错误的。
警惕汇率成为中美谈判中打不开的死结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合作潜力是巨大的。当然，中美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也是不容忽视的。但是，在这些矛盾和冲突中，汇率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美国过分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是瞄准了一个错误的目标。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与否，对美国的经济利益没有显著的影响。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已经确立了逐步改革汇率制度的政策，而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会使中国在汇率改革问题上更加被动。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美之间存在很多需要迫切加强合作的领域，如果美国过分关注中国的汇率问题，会妨碍两国在更重要、更宽广的领域进行合作。
美国之所以关注汇率问题，主要原因是：（1）美国日益积累的贸易逆差达到了不可持续的状态。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迅猛，因此有些美国人怀疑中国刻意保持汇率低估，有低价倾销出口商品的嫌疑，中国的出口导致了美国贸易逆差扩大。（2）美国制造业的就业状况一直不容乐观。即使是过去几年，美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制造业的失业率还是居高不下，这引起了很多美国工人的不满。有些美国人声称，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竞争导致美国人失去了就业机会。由于中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制成品，所以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抢走了美国工人的就业岗位。
然而，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经济学家，都无法认同这些观点：（1）从美国贸易逆差的来源来看，2006年起石油出口国已经超过了东亚，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确实有所增加，但是这主要是由于原来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到美国的产品转移到中国来生产，只是美国进口的来源地发生了调整，对美国贸易顺差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影响。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在对美国出口扩大的同时，还进口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产品。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从1995年的161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487亿美元，增长了202%，与此同时，日本从美国的进口减少了13%。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扩大是因为美国的国内储蓄率太低，换言之，是美国国内的宏观失衡导致了其外在的贸易失衡。（2）贸易逆差没有导致失业率增加，恰恰相反，美国贸易逆差较多的时候，失业率相对较低。这是因为，贸易逆差意味着内需旺盛，反映出国内经济处于繁荣时期，就业机会自然较多。当然，美国制造业的萎缩、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减少是不可否认的，但这是美国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美国是最早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国家，居民的消费结构中服务品所占比重增加而制造品比重减少，这样的消费格局变化导致了经济结构的转变，服务业兴旺而制造业衰退，这才是导致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减少的根源。
如果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美国会从中获利吗？不会。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会减少中国的对外出口，但是不会减少美国的进口。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生活必需品，其价格弹性并不高，也就是说价格的高低不会影响其消费的多少。人民币升值之后，美国人可能会转而购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如果这些国家的产品比中国产品的价格更贵，美国的贸易逆差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扩大。如果生活必需品的进口价格提高，势必会挤占美国人的其他消费支出，可能会减少国内总需求，失业状况会更加恶化。中国出口锐减后，经济增长也会放缓，对美国产品的进口也会减少，同样不利于美国减少贸易逆差，同样会导致美国就业状况恶化。由于美国有大量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会影响这些美国投资的赢利状况，减少美国对外投资的利润汇回。
由于中国人民银行的负债主要是以人民币计价，资产却有一半以上是以美元计价，人民币升值会导致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恶化，中国可能被迫抛售其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结果会导致美元急剧贬值。事实上，人民币不升值更有利于美国：一方面，美国从中国进口了廉价的产品，而且在把这些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中国的同时，也把生产这些产品过程中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对环境的污染转移到了中国；另一方面，中国从美国进口产品之后，外汇储备相应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仍然以美元资产为主，尤其是中国持有大量美国的国库券，这相当于为美国的贸易逆差进行了融资，有助于维持美国的低利率和稳定增长。最近几年，包括俄罗斯、瑞士在内的不少国家纷纷调整其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大量减持美元，中国仍然保持着美元为主的资产结构，这对维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是一种极大的支持。
中国政府根据自己的国情，已经确立了逐步调整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目标。这是一个综合的政策组合：（1）人民币会逐渐升值。（2）人民币汇率制度会从过去的钉住美元汇率制度转为真正意义上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3）逐步建立一个有效的外汇市场，通过市场供求反映汇率水平。中国政府之所以要考虑调整汇率政策，主要是考虑到：（1）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会影响到中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2）汇率低估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出口部门可能会出现恶性和低水平的竞争。
必须强调的是，汇率政策改革是中国政府调整发展战略的宏大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忽视其他政策措施，过分强调汇率政策改革本身：（1）汇率政策改革本身无法解决中国的贸易顺差。中国的出口产品对汇率缺乏弹性，即使人民币升值，也无法立竿见影地减少中国的出口。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贸易顺差基本上是由加工贸易创造的，而加工贸易对汇率变动并不敏感。根据日本和中国台湾的经验，即使本币持续升值，顺差仍然可能继续存在。（2）汇率政策改革本身也无法纠正中国的产业结构失衡。汇率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因此汇率调整会有助于非贸易品的发展，这从理论上讲是完全成立的。但是，中国服务业的不发达还有其他原因，如政府的过度管制、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人才缺乏等，所以单靠汇率调整是无法撬动产业结构调整这样一个巨大的目标的。
汇率改革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汇率改革却是万万不能的。汇率改革是对价格的调整，价格会影响到资源配置，因此汇率改革是其他改革的催化剂。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政府在汇率改革方面是有决心的，也是有自己的全局安排的。美国不能把汇率改革的任务简单化、政治化。如果把汇率改革简单地等同于人民币升值，那么就会忽视更重要的改革目标。人民币升值的幅度究竟需要多大，取决于其他配套改革的进展程度，没有人能够确定到底怎样才是合适的升值幅度。一个外国政府，通过一种政治程序，要求中国政府改变一种重要的价格变量，这才是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这种做法在政治上也是不明智的。中国政府的汇率政策改革需要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只有得到民众广泛支持的政策才能最终获得成功。在美国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如果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过于强硬，势必会削弱中国政府在推动汇率改革方面的国内政治支持，反而会使得中国的汇率政策调整更加迟疑和缓慢。
美国政府对中国汇率政策的关注还表现在要求中国扩大人民币日交易波动区间，扩大人民币日交易量。这也是中国政府汇率政策调整的一个方面，而且，从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逐渐扩大，尤其是出现了双向的波动。这种双向的波动非常有利于打击市场上对人民币的投机现象，因为对人民币的投机是基于人民币必然升值的单边预期。如果市场上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出现了双边预期，即有人预测人民币升值，有人预测人民币贬值，央行就有更加灵活的政策操作空间。但是，由于人民币汇率长期保持稳定，中国的外贸和国际借贷80%以上是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市场上避险工具缺乏，所以中国的企业和金融结构承受外汇风险的能力是脆弱的。提高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承受外汇风险的能力，是一个“从干中学”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