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叔文（753～806年），唐代中后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著名政治改革家。唐德宗时，他是皇太子李诵的老师，常常和皇太子讨论国家大事，深得皇太子的赏识和信任。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德宗去世，李诵接位，史称唐顺宗。顺宗任命王叔文为翰林学士，参与朝廷大政的决策。为了打击宦官势力，革除政治积弊，以王叔文为实际领袖的政治集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永贞革新”，或称“二王八司马”事件。“二王”指王叔文、王伾，“八司马”指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他们在改革失败后，俱被贬为州司马，故有此说法。永贞革新为时不长，但雷厉风行，做了不少有益的事；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其革新精神一直被后人称颂。《旧唐书》、《新唐书》均有传。
一
王叔文，生于唐玄宗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自称是南北朝时名相王猛的后裔。他出身比较低下，知晓民间疾苦；为人机智多计，明治国之道，柳宗元称他坚明直亮，有文武谋略；他还下得一手好棋，这大概与他胸怀谋略有关。约在德宗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德宗因他读书明道，棋下得好，命他到东宫侍奉太子。与王叔文同时在东宫侍读的，有翰林待诏王伾。王伾，杭州人，善于书法，为太子侍书。二王都是太子老师，因而有机会与太子朝夕相处。
太子叫李诵，是德宗的长子。李诵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长安宫城内的东宫中度过的。由于记载的缺乏，对他的这段历史，并不了解详情，据《新唐书·顺宗本纪》说，他“为人宽仁，喜学艺，善隶书，礼重师傅，见辄先拜”。意思是说李诵宽容仁爱、喜欢学习各种技艺、善于隶书、尊敬师傅。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唐代宗去世，他的父亲李适继位，即唐德宗。六月二日，十八岁的李诵和他的四个弟弟同时被册立为王，李诵称为宣王，当年十二月十九日又被册立为皇太子。
在成为东宫之主以后，李诵也跟随他的父亲经历了许多艰险。其中最为危险的，莫过于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月的泾原（治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北）兵变。由于事变的突然与禁兵的朽坏，李诵只好跟着父亲等一行人匆匆逃亡到奉天山南（今陕西汉中）。在出逃时，其弟（其实是李诵叔叔李邈之子，后过继给德宗为子）李谊在前面开路为前驱，太子李诵则执剑殿后。到奉天（今陕西乾县）后叛军围城猛攻，太子李诵“身先禁旅，乘城拒战”《旧唐书·顺宗本纪》，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七月，长安收复，李诵又随着父亲返回京城，重新住进了大明宫的少阳殿。
王叔文一向就有“复兴尧舜孔子之道，为民谋取安定”的志向。他比李诵也不过大八岁，入宫之初年仅三十来岁，又都是血气正盛的青壮年，储君与臣下既志同道合，自然相处不错，很谈得来。王叔文经常一有机会，就与李诵谈天下大事，议论民间疾苦，即《新唐书·王叔文传》中所说的“班班言治道”。李诵关心朝政，对唐代自安史之乱以来，朝廷上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的现象深恶痛绝，对一些正直敢言的大臣如前宰相陆贽等相继贬逐出京深感惋惜；也关注着地方上藩镇割据势力称王称霸、愈来愈嚣张和中央与地方、藩镇与藩镇间战争的连年不断的严峻形势；对因此国家一再向老百姓额外加税、横征百出，造成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日益深刻的唐王朝统治现状十分忧虑。李诵比较了解民间疾苦，对种种时弊很为不满，颇有改革之志，但这显然与受了王叔文的影响有关。
一次，李诵在东宫与诸太子侍读讲论政道，谈到了宫市的弊害。所谓宫市，是唐代皇宫中对所需的物品除了大部分由官方手工业制造以及各地府州进贡以外，其余的委派官吏在长安市场上购买，送到宫中。贞元时期，由于德宗对宦官的信任，常派宦官当宫市使，直接到市场上购物，送到宫中。宦官依仗权势，买东西时往往强行压价，有时甚至还不够货物的本钱。到后来，宦官在长安东西两市和较热闹的街坊上，委派数百人到处巡视商贩所卖的货物，称为“白望”，只要是喜欢的就口称“宫市”，从商贩手中取走货物。虽然谁也不知道这些人的真伪，但商贩仍都慑于宦官的权势，不敢不给，也不敢询问这些人的身份和讨价还价。宦官们往往只用值百余钱的东西就要买商贩值数千钱的货物，而用来交换的东西又多是用红色紫色染的旧衣服、褪色的绢帛，还要撕成几尺长的一小段交给商贩，甚至还要商贩负担运送货物进宫的脚钱费。许多商贩清晨运货进市贩卖，一遇宫市，往往血本无归。所以，贞元时期的宫市成为掠夺百姓货物的代称，有上等货物的商贾，都把货物藏匿起来，以免被劫。只要一听到敕使（宫市使）出宫，长安市上，哪怕是卖豆浆、卖饼的小贩，也纷纷歇业，关门闭市。
白居易曾在《卖炭翁》诗，通过一个卖炭翁的不幸遭遇，揭露唐代宫市的罪恶，反映劳动人民的痛苦：
卖炭翁袁伐薪烧炭南山中遥满面尘灰烟火色袁两鬓苍苍十指黑遥卖炭得钱何所营钥身上衣裳口中食遥可怜身上衣正单袁心忧炭贱愿天寒遥夜来城外一尺雪袁晓驾炭车辗冰辙遥牛困人饥日已高袁市南门外泥中歇遥翩翩两骑来是谁钥黄衣使者白衫儿遥手把文书口称敕袁回车叱牛牵向北遥一车炭袁千余斤袁宫使驱将惜不得遥半匹红纱一丈绫袁系向牛头充炭直遥宫市已是一种虐政。韩愈在《顺宗实录·宫市》毫不隐讳地把事实揭发出来，“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即敛手付与”。交易在转瞬之间便完成了，可以不经过必要的交易谈判，可以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能得到想得到的东西。百姓们很痛恨宫市，有的实在忍受不了，在宦官行劫时，奋起反抗。曾经有一个农夫，赶着驴驮木柴到长安市上出卖，正好碰到宦官口称宫市，强买木柴，只付给农夫几尺绢，还要牵走他的驴送柴进宫。农夫急得直流眼泪，把绢还给宦官，哀求不要牵走他的驴。宦官不肯接受，一定要牵驴。农夫大怒说，我有父母妻子，一家老小全靠这头驴驮货物贩卖才糊口，现在我把柴白白给你们，空手回去，你还不肯，与其全家饿死，不如我先死！于是揪住宦官痛打。整个市场顿时轰动起来，巡视街坊的官吏抓住农夫，送到金吾卫审讯，金吾卫把这件事上报德宗，德宗见这件事引起众怒，只好下令贬黜这个宦官，并赐给这个农夫绢十匹，以平息民愤。《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对农夫遭“宫市”一事作这样的记载：“尝有农夫以驴负柴，宦者称宫市取之，与绢数尺，又就索门户，仍邀驴送柴至内。农夫啼泣，以所得绢与之，不肯受，曰：‘须得尔驴。’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者。街吏擒以闻，诏黜宦者，赐农夫绢十匹。”韩愈《顺宗实录》第二卷也有类似的记载。
其实这个农夫是幸运的，更多的农夫和商贾在宫市的掠夺下破产的惨痛经历，远远不是德宗下令贬黜个别宦官能安抚的。
一些官员们也交替上疏，请求废除宫市。贞元十三年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入朝，向德宗建议罢去宫市，以免害民之政。德宗犹豫不决，征求户部侍郎苏弁的意见，苏弁要讨好宦官，对德宗说，京城中游手好闲的、没有田地和职业的人有数万家，都靠着宫市谋生。德宗听信了苏弁的话，以后凡是说宫市应罢弃的话，都一律不再听从。
《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五卷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十二月，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入朝。先是，宫中市外间物，令官吏主之，随给其直。比岁以宦者为使，谓之宫市，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后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及要闹坊曲，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则敛手付予，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及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钱物买人直数千物，多以红紫染故衣、败缯，尺寸裂而给之，仍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人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其实夺之。商贾有良货，皆深匿之。每敕使出，虽沽浆、卖饼者皆撤业闭门。然宫市亦不为之改，谏官御史数奏疏谏，不听。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颇嘉纳，以问户部侍郎判度支苏弁，弁希宦者意，对曰：‘京师游手万家，无土著生业，仰宫市取给。’上信之，故凡言宫市者皆不听。”
在这次东宫议论宫市时，李诵一时激愤，表示说：“我见了皇上，当极力劝谏。”侍读们众口称赞，只有王叔文一人沉默无言，不表态。李诵对此感到很奇怪，等到众人都退走后，叫王叔文留下，问他：“刚才先生一言不发，是为什么？”王叔文答：“叔文蒙太子信任，有所见解，哪敢不说出来。但本朝制度，太子的责任，只应当关心皇上的寝食安否，不准干预宫外的事。皇上在位已久，如果有人乘机挑拨离间，说殿下收揽人心，那怎么解释得清楚！”李诵闻言大吃一惊。原来德宗猜忌心很强，又性情急躁，刚愎自用，常轻举妄动，这些，作为儿子的李诵自然不会一点不知。李诵晓得王叔文看得远，想得深，是为他的前途考虑，感泣说：“如果没有先生，寡人怎会知道其中的利害。”对这件事《新唐书·王叔文传》载：（李诵与侍臣）“因论政及宫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见上，将极言之。’坐皆趣赞，叔文独嘿然。既罢，太子曰：‘向君无言，何哉？’叔文曰：‘太子之事上，非视膳问安无与也。且陛下在位久，有如小人间之，谓殿下收厌群情，则安解乎？’太子谢曰：‘非先生不闻此言！繇是重之，宫中事咸与参订。’”从此，李诵对王叔文极为尊重，极为信任，东宫的一切事情，都依靠王叔文裁量决定。
王叔文对太子议兴议革，劝善改过，勤于匡扶调护。李诵对王叔文言听计从，这就使他即位后能够委政给王叔文，成为永贞革新权力支柱的核心人物。
二
王叔文确有深谋远虑，他要为革新政治作长远打算。秘揽人才，组织革新集团，是王叔文为永贞革新所作的主要准备。这是为了使太子李诵一即帝位就可立即使用，迅速推行革新。王叔文引进王伾作为参与谋划的重要人物。但是，二王由于仅是因书法棋艺供奉内廷的翰林待诏，在朝官和士大夫中没有什么影响，成为东宫太子集团的重大缺憾。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东宫集团的影响开始扩大。其中的关键人物是翰林学士韦执谊。
韦执谊，长安人，出身于一个世代官宦的家庭，但他的父亲一辈，只做到一个小官。韦执谊从小就聪明俊拔，显露才华，年不及二十岁就已进士及第，又参加制科策试，名列高等，拜为右拾遗之职。右拾遗虽只是一个八品的官职，但身为谏官，经常与皇帝见面，负责对国家政事的评议谏诤，是士大夫羡慕的最好进身之阶。二十岁刚过，韦执谊又因文章才学，被德宗召入翰林任学士。他经常与德宗诗歌唱和，草写诏书，每每深得德宗的赞赏，与当时的其他几位新宠裴延龄、韦渠牟出入禁宫。从此，韦执宜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
为了扩大东宫集团，李诵也热心为王叔文援结朝士。有一次德宗生日，皇太子李诵向父亲敬献一幅佛像，德宗命韦执谊为画像写赞。又让太子赐给他绢帛以做酬劳。韦执谊到东宫向太子道谢，但见面后双方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当时王叔文侍立在旁，太子于是指着王叔文对韦执谊说，学士知道王叔文吗？他是伟才。于是两人的目光交会了。这一次东宫之行，成为王、韦二人结交的开端。《旧唐书·韦执谊传》对此事作了详细的记载：“德宗载诞日，皇太子献佛像，德宗命执谊为画像赞，上令太子赐执谊缣帛以酬之。执谊至东宫谢太子，卒然无以藉言，太子因曰：‘学士知王叔文乎？彼伟才也。’执谊因是与叔文交甚密。”
同时，通过韦执谊的引见，王叔文还密结了许多有名的朝士，东宫集团的成员迅速扩大了，王叔文以自己为核心，“密结当代知名之士而欲侥幸速进者”有柳宗元、刘禹锡、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凌准、程异等人。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出身于一个世代官宦的家庭，父亲曾任太常博士和侍御史。《旧唐书·柳宗元传》说柳宗元少年时“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灿若珠贝”。为当时人所推重。二十多岁时，柳宗元登进士第，并应制举考试中的博学鸿词科，被授校书郎的官职，因与韦执谊交好，得以引见王叔文。王叔文奇其才，对他十分看重，柳宗元于是也成为东宫集团的成员。
柳宗元也为王叔文引见了刘禹锡。刘禹锡后来在其《子刘子自传》回忆说：“初，叔文北海人，自言王猛之后，有远祖风。唯东平吕温、陇西李景俭、河东柳宗元以为方言然。三子者，皆与子厚善，日夕遇，言其能。”可见经柳宗元、吕温、李景俭三人介绍，使刘禹锡也成为东宫集团的成员。
刘禹锡，字梦得，洛阳人（今属河南），自言系出中山（今河北定县）。祖父、父亲都曾做过州县官，是一个世代官宦和儒学的家庭。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他二十岁时进士及第后，也是再参加制举的博学鸿词科，得到高等。刘禹锡善于诗歌和文章，才华出众，被淮南节度使杜佑聘为掌书记。杜佑对他十分重视，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杜佑由淮南调往中央任宰相，刘禹锡也随着来到长安，任监察御史的官职。刘禹锡与柳宗元，是贞元九年的同科进士，早就相熟。来到长安后，由于年龄相差不多，又都以文才盛名当时，很快成为朋友。《新唐书·刘禹锡传》载：“时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锡以名重一时，与之交，叔文每称有宰相器。”因而自然地成为东宫集团的一员。
由于王叔文与韦执谊的联合，在贞元十九年左右，东宫集团开始形成了。王叔文以推荐人才为己任，把这些密友推荐给李诵，对太子李诵说，某人可以为宰相，某人可以任大将，希望殿下记在心里，今后任用他们。贞元十九年，左补阙张正一上疏言事，得德宗召见，与张正一相善的六七官员偕同前去祝贺。有人告诉韦执谊，说张正一上疏，是论韦执谊与王叔文结为朋党之事。于是韦执谊在受德宗召见时，奏说张正一等朋聚为党，游宴无度。德宗命人查得确有其事，就把张正一等六七人全都远贬外官。这两件事，说明贞元末，王叔文等已集结东宫，形成势力，组成了一个政治集团。
以王叔文、王伾和韦执谊为核心，还有一批当时有名望的青年朝官，包括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定为死友。陆质，当时任左司郎中，历任信、台二州刺史；吕温，是湖南观察使吕渭子，当时任左拾遗；李景俭，汉中王李璃子，当时进士及第；韩晔，前宰相韩晃族子，有俊才，当时任司封郎中；韩泰，有筹划，能决大事，当时任户部郎中；陈谏，性警敏，一阅簿籍，终身不忘，当时任侍御中；柳宗元和刘禹锡，当时均任监察御史。此外，程异性廉约，精于吏职，善于理财，时任监察御史，累迁他官；凌准，曾官浙东观察判官，当时任侍御史；也因他们的引荐，成为东宫集团的成员。这些青年官吏，经常在一起讨论国家政事，谈到慷慨激昂之处，颇有当今之世，治国平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
王叔文等并不是政敌所攻击的一个游宴无度的腐化集团，他们有共同的志向和目标，这就是“共立仁义，辅佐教化”；具体说来，是维护统一，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分裂，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和暴敛苛政。他们代表的是庶族地主的利益，也考虑了民众的疾苦。这个政治集团中，都各有所长；柳宗元、刘禹锡两人都是唐代著名文学家，连否定永贞革新的《旧唐书》修撰者欧阳修都称他们为文学上的“一代宏才”，苏东坡称他们有“高才绝学”。王安石《读柳宗元传》说：“我看八司马，都是天下的奇材。”可见这个集团实际上是个人才集团。
但是二王中，王伾才不如王叔文。革新派众人都惊奇王叔文的才能，认为他居禁中，宏谋定命，有扶助治理的功绩，就是旁人也相信王叔文为奇才。因此，革新派很自然地以王叔文为核心。李诵最倚重王叔文、王伾。王叔文于众人中则尤看重刘、柳，说刘禹锡有宰相之器，柳宗元可大用，常与他两人共谋议，可见刘、柳两人在这个革新集团中的地位也很重要。所以后来他们当政推行革新时，时人称呼他们为“二王刘柳”。
虽然在联络青年朝官的过程中，王叔文和韦执谊起了关键作用，但这个集团集于东宫，太子李诵是东宫集团的领导人物则是无疑的。李诵接受王叔文劝告，除对父皇德宗请膳问安外，并不直接对朝政发表意见。但他受这批青年朝官的影响，对外事了解较多，对于德宗在贞元后期的加税苛征、藩镇进奉、贬斥贤臣等做法不以为然，尤其对于宦官专横十分反感。所以，东宫集团在李诵的领导下，政治上主张改革。但是，由于王叔文、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均属当时的中低级朝官，东宫集团始终得不到朝官中的元老们，如贾耽、杜佑、高郢、郑珣瑜的支持。王叔文和韦执谊也没有在扩大支持面上作更多的努力，使东宫集团的政治基础十分薄弱，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种子。这也许是王叔文等人把希望都寄托于太子李诵一人造成的。
由于东宫集团在政治上的势力渐显，有些方镇也私下与他们交结。
三
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的秋天，六十三岁的德宗登上皇位已经二十年，渐入老境，健康状况并不太好。皇位的转移已迫在眉睫。然而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一件最不幸的事发生了：当年九月太子李诵突然丧失了语言功能。《旧唐书·顺宗本纪》有简要的记载：“九月，太子始得风疾，不能言。”这件事发生恐怕与李诵平时不太保护身体有关。史载他有二十七个儿子，在唐代帝王中，仅次于唐玄宗的三十个，居于第二位。东宫发生的巨大变故，震惊了朝廷，对这位已在东宫等待了二十五年的太子，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差一点使他不能继承皇位，并给后来永贞革新的短命种下了病根。东宫集团即将失去依靠的支柱，未来的前途顿时暗淡了。
贞元二十一年即永贞元年（公元805年）正月初一，皇亲国戚都按例入宫拜贺德宗，只缺太子卧病未来，德宗不由涕泣悲叹，因此得病不起。对于唐王朝来说，是一个既悲哀而又充满不确定希望的时刻。德宗皇帝与太子李诵同时患重病，使朝官们不知所措。正月二十三日，德宗在会宁殿病危，弥留之际，诸王亲戚都在病榻前侍奉，唯独太子李诵没有前来陪伴。德宗十分伤心，流泪叹息，这是他临死时最为悲哀的一件事（《新唐书》第七卷，《顺宗本纪》）。但是，李诵的中风是否严重到完全不能行动的地步呢？德宗去世的当天下午，李诵还能抱疾出宫城的九仙门，召见诸大臣。可见李诵在他父亲病危之际，也还是可以到会宁殿去与父亲作生死诀别的。然而，他却始终未去，使父子之间，终于人鬼殊途。其间原因，究竟是李诵与他的父亲为了另立太子一事，始终存在隔阂，还是宫中另有人物拦阻太子，不让他去与父亲诀别，以便制造借口，使李诵不能继位呢？宫廷秘事，既没有见诸于史籍记载，只好让后代历史学家们苦心推测了（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3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二十三日，德宗崩。宦官专权横行是唐代中后期的一大祸害。李诵对此早有认识，在做太子的二十多年中从来没给专权的宦官好面孔看，而且东宫“二王刘柳”集团又一向与当时的宦官集团不合，这些宦官们心中不会不明白。因此，他们不召见也是翰林待诏的王叔文、王伾，匆匆忙忙把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召至金銮殿。在卫、郑两人草写遗诏时，有宦官又突如其来地说：“宫中正在议论，还未确定由谁继位。”这是宦官集团感到太子不好控制，企图取消李诵的皇位继承权，另立新帝，以阻止“二王刘柳”集团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是他们反对革新的第一次阴谋。当时，在场众人慑于宦官权势，都不敢作声。但李诵毕竟是德宗亲立的储君，另议他立，有背唐朝法制，是对先帝大不敬。卫次公虽非革新派成员，但他也已看出这样做不对头，急忙说：“太子虽然有病，但他是先帝长子，内外人心所望，是皇帝合法的继承人，实在不得已，也应当立太子的长子，否则，必定天下大乱。”郑絪等马上附和，宦官集团另立皇帝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四
李诵晓得人情忧疑，穿了紫衣麻鞋，支撑着走出宫城北门九仙门，见诸军使，这才使人心粗安。第二天，李诵身着丧服见百官，在宣政殿宣布遗诏。德宗遗诏说：
朕承八圣之休德袁荷上天之眷佑袁嗣守丕训袁不敢荒宁遥赖宗庙之灵袁群后之力袁戡定大难袁以康兆人遥严恭寅畏袁二十有七载遥今天命降疾袁不兴不寤袁是用审训袁宜听朕言院皇太子诵袁元良继明袁睿哲齐圣袁孝友和惠袁恭敬温文袁必能觐祖宗之耿光袁绍邦家之大业袁宜于柩前即皇帝位遥咨尔将相卿士袁方伯连帅袁其敬保元子袁永绥万邦遥诸道节度使尧观察防御等使及诸州刺史等袁膺镇守之任袁有军旅之事袁所寄尤重袁不可暂旷袁不须赴哀遥朕每览汉史袁至孝文薄葬之诏袁未尝不叹息嘉尚袁缅慕其风遥园陵制度袁务从俭约袁百辟卿士袁孝子忠臣袁送往事居袁无违朕意遥渊叶全唐文窑德宗遗诏曳第五十三卷遥冤贞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在长安西内的太极殿举行隆重的皇帝登基典礼。李诵在百官的礼仪赞拜和盛大的仪仗中，正式登上皇位，史称顺宗。二十五年的深宫太子，终于成为皇帝，这时，顺宗已是四十五岁的中年人了。可惜他的中风后遗症———丧失语言能力并未好转，在典礼上无法向群臣讲话来表达自己的意愿。有些站在仪仗中的卫士，还怀疑端坐在龙座的人是不是太子李诵，踮起脚伸长颈子向殿上遥望。看见确是李诵，互相传告说：“果真是太子呀！”看到太子登上皇位，有的卫士甚至高兴得流下了眼泪。看到太子能够行动，各种流言和猜测才逐渐平息，京城人心初步安定。
顺宗性宽仁却有决断，立即起用革新派。他礼重师傅，对二王深信不疑，诸事仍委请王叔文决断。顺宗因风症常居宫中，不能接触外廷，只有嫔妃牛昭容和宦官李忠言在左右服侍。他让王叔文坐守翰林决策，命王伾在牛、李与王叔文之间往来传递旨意、信息。百官奏事，通过牛、李转达给顺宗，顺宗阅后，经牛、李转王伾下翰林，由王叔文裁决可否；王叔文奏意，也由王伾入内，经李、牛，转相交给告顺宗，再由同样途径下翰林，称诏，宣行中书。王叔文又荐引韦执谊为宰相，二月十一日，顺宗任命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使韦执谊在中书承宣执行，与内相沟通，配合呼应。同时，刘、柳等人专采听外事，谋议唱和。这个转相交通联结，实际上是以顺宗为权力来源，以王叔文为决策中枢的革新派的指挥中心和对朝廷的控制系统。二十二日，顺宗正式任命王叔文为翰林学士，王伾依前为翰林待诏。至三月，王伾也为翰林学士。翰林院在金銮殿西，地近天子，以文词掌诰敕，兼备待顾问，辩驳是非，典掌缣牍，受命得处理一切事务，一日万机，权本极重，而顺宗实际上又把朝廷决策大权交给了王叔文。王叔文“内赞画谋”，指挥定夺，可见是永贞革新事实上的推动者和实际领袖。在王叔文的谋划下，“二王刘柳”集团又不断相次提拔后辈新进，发展革新派势力。王叔文在完成为革新所作的人事、组织和权力系统上的准备后，迅即着手内政改革。
顺宗的登位，使东宫集团由幕后走向前台，揭开了革新政治的序幕。东宫集团成为朝廷中的主流派。在短短的两三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在顺宗支持下，对贞元后期的各种弊政进行了改革，使政治面貌为之一新。
二月六日，顺宗下诏，罢去翰林医工、相工、占星、射覆等冗食者四十二人。二月十一日，又贬京兆尹李实为通州长史（《旧唐书·顺宗本纪》第四卷）。如果说罢去冗吏还仅仅是小小的改革，那么李实的被贬斥，就是大得人心的事。李实是皇族宗室子孙，贞元十九年任京兆尹。他为了得到德宗的恩宠，肆意搜括，横征暴敛，使关中地区的百姓遭受更多的苦难。贞元二十年，关中发生大旱，而李实却对德宗报告说：“今年虽旱，庄稼却长得很好。”德宗据此没有减免租税。老百姓穷苦无告，只好拆屋卖瓦木，卖田中青苗以交纳赋税。有一个扮演杂戏的优伶成辅端把关中百姓的困苦情况，编成讽刺歌谣说：“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伍石米，三间堂屋二千钱。”李实听到后，向德宗上奏说成辅端诽谤国政，德宗于是下令用杖打死。这件事引起许多人的不满，有谏官上书说：“古时候盲人到民间采诗，取其诙谐作为讽谏，优伶仿效这种做法是有传统的。朝廷要晓达下情，成辅端怎能加罪呢！”京城百姓对李实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怒。贞元二十一年初，当时德宗已经下诏免除关中地区百姓欠官府的三十万贯租赋，而李实为求政绩，仍然照样征收。百姓陷入更深的困境，甚至连京兆府的下属官吏未能按期收够租额的，也要受到笞罚。顺宗在服丧期间的半个多月内，李实就在京兆府官署打死了十多个欠租的平民。专横强暴的官员，德宗却非常信用。顺宗贬斥李实的诏书刚一颁布，长安市民都捡起石头和瓦片藏在袖子里，准备在李实出城时痛打他。李实只好另从御苑便门溜走了（《旧唐书·李实传》第一百三十五卷）。这样专横残暴的人居然长期担任京兆尹，可见贞元后期，德宗闭目失听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白居易的诗《杜陵叟》正是对这一情况的写实：
杜陵叟袁杜陵居袁岁种薄田一顷余遥三月无雨旱风起袁麦苗不秀多黄死遥九月降霜秋早寒袁禾穗未熟皆青乾遥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遥典桑卖地纳官租袁明年衣食将何如钥剥我身上帛袁夺我口中粟袁虐人害物即豺狼袁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浴不知何人奏皇帝袁帝心恻隐知人弊袁白麻纸上书德音袁京畿尽放今年税遥昨日里胥方到门袁手持敕牒榜乡村遥十家租税九家毕袁虚受吾君蠲免恩浴李实的贬斥，显示顺宗对贞元时期任用贪暴聚敛之臣的方针，有了很大的改变。与此同时，顺宗又下诏召回被德宗放逐的贤臣。德宗贞元后期，实行对放逐大臣不予宽赦的政策，长达十年未颁布大赦。大臣因犯微小过失而被谴逐的，都不准起复。贞元二十一年三月三日，顺宗下诏，召回贞元时被贬逐的前宰相陆贽、郑余庆，前谏议大夫阳城和前京兆尹韩皋。陆贽在忠州十年，常常闭门静处，许多人久闻其名却不认识他。在陆贽执政时，把驾部员外郎李吉甫贬为明州长史，后来迁为忠州刺史。德宗把陆贽贬到忠州，他的亲属门生都为他担忧，怕李吉甫借机报复。出乎人所料的是，李吉甫却欣然用对宰相的礼节接待陆贽，完全不记恨前事。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在陆贽贬斥时也屡次上表，向德宗请求让陆贽代替自己的职务。阳城在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被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刺史。当时道州百姓穷困，许多赋税欠交。湖南观察使好几次责令阳城催税，并派判官到道州亲自督收。判官尚未到州，阳城先把自己囚在监狱中。判官闻讯大惊，驰马入道州，到狱中拜见阳城说：“使君并没有犯罪呀！我不过是奉命前来问候你的。”判官在道州的驿馆住下，阳城于是在驿馆外找了一块旧门扇，日夜在上面坐卧，也不回家。判官十分难堪，更无法开口催税，两三天后，怏怏离开道州返回。以后观察使又派一个判官到道州督税，那个判官知道阳城不好惹，在半路带着妻子辞职回家去了。不过，在顺宗的召回诏书颁发时，陆贽和阳城都已在贬所去世。韩皋返京后任尚书右丞，郑余庆则任尚书左丞。
二月二十四日，顺宗在大明宫丹凤门宣布大赦，赦书中说：天下百姓袁应欠贞元二十一年二月三十日以前榷酒及两税钱物袁诸色逋欠袁一切放免遥京畿诸县袁应今年秋夏青苗钱袁并宜放免遥天下诸州府袁应需夫役尧车夫驴马脚价之类袁并以两税钱自备袁不得别有科配袁仍永为常式袁不得擅有诸色榷税遥常贡之外袁不得别进钱物尧金银器皿尧奇文异锦尧雕文刻镂之类遥若已发在路者袁并纳左藏库遥其后宫细人子弟尧音声人渊指歌人歌女笛工等冤等袁并宜放归亲族遥应缘宫市袁并出正文帖袁仍依时价买卖袁不得侵扰百姓遥诸军先擒吐蕃生口配在诸处者袁宜资给放回本国遥天下官吏袁应行鞭捶袁本罪不致死者袁假以责情袁致令殒毙遥每念致此袁良增恻然袁宜切加察访遥应内外官及诸色人袁任上封事袁极言时政得失袁有可观者袁别当甄奖遥顺宗在大赦诏书中，宣布免除百姓所欠官府租赋，又规定各道藩镇今后不得在国家规定的两税常赋外，额外加征各种苛捐杂税。同时，禁止藩镇以“进奉”名义，向皇帝进献各种金银珍宝和锦绣异物。对于百姓最为痛恨的贞元时期与吐蕃战争中擒获的俘虏，都被流配到江淮地区做奴婢的，这次也宣布放回吐蕃。大赦诏书同时征求对时政直言上封事。总之，二月二十四日的大赦诏书，是顺宗革新政治的重要宣言书和实施方案，顺宗终于能把他在东宫时与王叔文、韦执谊等人讨论酝酿的想法，正式宣布实行了。
与此同时，顺宗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改善政治、争取人心的措施。如释放后宫的三百名宫女和六百名掖庭教坊女乐，让她们的亲戚到宫城的九仙门迎接。长安百姓纷纷聚众围观。脱离苦海，重见天日的喜悦欢呼，使顺宗的新政得到长安市民的拥护。唐代的宫女一般是从衣冠仕宦或士人家庭选取的“良家女子”，十三四岁进宫后，终身不能复出，如果未得皇帝宠爱，实际上是宫廷女奴。此外，唐代对犯谋反逆罪的官吏家属妇女，都要没入后宫为官奴婢，其中有才艺者“没入掖庭”，即作为宫婢。顺宗释放一大批宫女及掖庭教坊女奴，自然也是很得民心的事。
顺宗在即位后一个多月内，连续采取了这些革新政治的措施，缓和了德宗后期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减轻了农民在赋役上的沉重负担。但是，由于顺宗在即位前半年已中风，所以从他继位时起，所有的诏令和革新政治的具体措施，实际上都由原东宫集团的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负责讨论及起草，经顺宗同意后颁布施行。史籍载：
时顺宗失音袁不能决事袁常居宫中施帘帷袁独宦者李忠言尧昭容牛氏侍左右袁百官奏事袁自帷中可其奏遥自德宗大渐袁王伾先入袁称诏召叔文袁坐翰林中使决事遥伾以叔文意言于忠言袁称诏行下袁外初无知者遥由此可见，东宫集团参与决策是有步骤有安排的。首先是在正月二十四日宣布德宗遗诏后，顺宗实际已获得皇帝地位。由于他无法亲自主持决策，王伾以皇帝亲信人的身份进宫，传达顺宗的诏令，任命王叔文为翰林学士，使王叔文取得能够进入宫内翰林院议政的地位。然后王伾把王叔文草拟的政事处理意见传达给顺宗的亲信宦官李忠言，由李忠言向顺宗禀报后，再以诏令的形式正式颁布。
但是，只以这样的形式让东宫集团参与决策，对于顺宗来说，还是非正式的和远远不够的。东宫集团必须从后台走向前台，才能实现自己的革新政治抱负。同时，顺宗也需要把自己的亲信人物和智囊提拔到关键的官职上，才能取代自己父亲留下的老一代官僚，组成一个自己能够信任的新的决策和行政班子。因此，三月三日，顺宗在紫宸殿会见百官后，这一进程开始加快了。
在这之前，二月十一日，顺宗下诏，任命原东宫集团的重要成员吏部郎中韦执宜为宰相，这是最重要的人事任命。在顺宗即位时的宰相原有贾耽、杜佑、高郢和郑珣瑜四位，贾耽早在贞元九年即已担任宰相，资格最老。杜佑、高郢和郑珣瑜都在贞元十九年任相。但韦执谊因有顺宗和东宫集团的支持，虽然资历最浅，却一跃而成为实际上的首席宰相。二月二十二日，顺宗又任命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兼翰林学士，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兼翰林学士，使王叔文和王伾都获得正式的决策参与权。同时，对原东宫集团的其他成员也大加提拔：刘禹锡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柳宗元任礼部员外郎，凌准亦任翰林学士，韩泰任户部郎中。其中以刘禹锡和柳宗元特别受到王叔文的信任。王叔文当时“引禹锡和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此外韩泰因善于筹划和决断，有一定的政治眼光，也深为王叔文所看重。这样，到顺宗即位后两个月左右，已经形成了由原东宫集团掌握朝政的局面：王伾可以直接出入皇宫内顺宗所居的柿林院，会见顺宗的亲信宦官李忠言和昭容牛氏，向他们转达王叔文与刘禹锡、柳宗元、韩泰、凌准等人商议的朝政处理意见。李、牛二人向顺宗禀报，得到同意后，再以诏令的形式向中书门下传达，由宰相韦执谊负责执行。在外朝，则由韩泰、柳宗元、刘禹锡、韩晔、陈谏等收集信息和了解情况。史籍载当时东宫集团的分工说：（王叔文等人）各有所主院王伾主往来传授袁王叔文主决断袁韦执谊为文诰遥刘禹锡尧陈谏尧韩晔尧韩泰尧柳宗元尧房启尧凌准等谋议唱和袁采听外事遥为什么在东宫集团中，顺宗要把王叔文、王伾和凌准三人都任命为翰林学士呢？这是因为唐代中后期的翰林学士，是参与国家重大决策、起草皇帝机要诏令的关键职务。翰林学士院的创设是在唐玄宗时期，当时唐王朝处于全盛，国家政务繁多，而起草皇帝诏令的工作，主要由中书省的中书舍人承担。中书舍人是外朝官员，人数只有四人，因而出现事务积压，诏令不能及时起草的情况，以及所起草诏令未能完全反映皇帝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玄宗选择朝官中有学识文才的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张洎等人，召入禁中，直接接受皇帝指令，起草诏敕，批答表疏，并作为皇帝私人顾问，称为翰林待诏。到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改翰林待诏为翰林学士，正式建立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的人数，少则一二人，多则五六人，由皇帝临时选择任命。他们所起草的诏令，属于最重要的国家政令、任免将相、宣布大赦一类，称为内制或内命。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社会变迁十分剧烈，军事政治事务更为繁多，翰林学士不仅起草诏令，还开始参与中央决策，经常与皇帝讨论政事，有“内相”之称。翰林学士对皇帝直接负责，凡是“大诏令，大废置，丞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专对，他人无得而参。”成为中央决策集团内的一个独立系统。因此，顺宗在即位后，首先把原东宫集团的首要人物王叔文、王伾等人任命为翰林学士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此。
东宫集团掌权后，另一个最重要的人事安排，是掌握中央财政权力。这一行动早在顺宗还未即位前即已开始策划。王叔文认为，钱谷收入是国家财政之本，只要掌握财政权，就可以凭此左右官吏和士大夫，并可取得军队的支持，巩固东宫集团的地位。但他又怕骤然出掌财权，会引起守旧派的反对。宰相杜佑，曾担任户部侍郎、水陆转运使、和籴使以及判度支之职，是公认的财政专家，并且性格温和，易于控制。所以在三月七日，经王叔文建议，顺宗颁布诏令，任命杜佑为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解除原盐铁转运使李奇的职务。杜佑就职一天以后，顺宗又让王叔文出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掌握财政实权。王叔文任用程异和陈谏协助管理财政。程异曾任盐铁转运、扬子院留后之职，“通晓钱谷，精于吏职，剖判无滞”，是当时难得的财政干才。陈谏是仓部郎中判度支案，也是精通财政的官吏，他们又都是东宫集团的成员。至此，东宫集团的权势达到最高峰。
但是，随着顺宗和原东宫集团的掌权，以及革新政治措施的陆续实行，他们的弱点也开始暴露出来，成为残酷政治斗争中的致命伤，为顺宗被迫退位及东宫集团的失败埋下祸根。
首先，是顺宗的中风后遗症十分严重，始终未能恢复语言功能，只能偶尔在御殿接见群臣，但群臣只能远远瞻望，就连宰相们也不能与顺宗当面奏对。顺宗病情既如此严重，这就不仅使他无法亲自决策，使东宫集团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而且使许多徘徊在支持革新与反对革新边缘上的高级官吏，也都持旁观等待的态度，如宰相高郢一直是“因循竟无所发，以至于罢（相）”。宰相贾耽和杜佑则是老谋深算，明哲保身，默认实权在王叔文和韦执谊手中，乐得借此推卸责任。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顺宗不能讲话，行动也不便，他的意思只能通过宦官和牛昭容来转达，就连王伾、王叔文等东宫集团的主要成员也不能见到顺宗，实际上造成了顺宗与东宫集团之间的隔离与孤立，为宦官俱文珍等人假借皇帝名义发号施令，打击东宫集团制造了条件。
其次，东宫集团的许多成员在开始当权后，暴露出一些严重的缺点。王叔文、王伾等人，没有能看到由于顺宗病情严重，对他们的支持是有限的，甚至可能随时发生皇位的再次更迭，导致政治局面的完全逆转，而盲目骄傲自大，个别人甚至接受贿赂，为人求官，因而被反对派抓住攻击的口实。《资治通鉴·唐顺宗永贞元年二月》第二百三十六卷载：
（王叔文等人）日夜汲汲如狂袁互相推奖袁曰伊尧曰周尧曰管尧曰葛袁僴然自得袁谓天下无人曰荣辱进退袁生于造次袁惟其所欲袁不拘程式遥士大夫畏之袁道路以目遥素与往还者袁相次拔擢袁至一日除数人遥其党或言曰院某可为某官袁不过一二日袁辄已得之遥于是叔文及其党十余家之门袁昼夜车马如市遥客候见叔文尧伾者袁至宿其坊中饼肆尧酒垆下袁一人得千钱袁乃容之遥伾成阘茸袁专以纳贿为事遥作大柜贮金帛袁夫妇寝其上遥这段记载，虽然有夸大诬蔑之处，如王伾夫妇在金银柜上睡觉之类，但其主要事实应还是可信的。如柳宗元、刘禹锡均曾任监察御史，与当时任御史中丞的武元衡关系不好，同时由于武元衡反对东宫集团，因此把武元衡贬为太子左庶子的闲官。王叔文有一次到政事堂去找韦执谊议事，正好是宰相们进餐的时间。按唐代传统，宰相进餐时，其他官吏都不能进见。王叔文让政事堂值班吏前去通报，值班吏把惯例告诉他，王叔文很不高兴，值班吏只好进入餐室通报。韦执谊觉得脸面上很难堪，面红耳赤，犹豫再三，还是放下饭碗去迎接王叔文，在外阁久久商谈。当时在饭桌上的杜佑、高郢、郑珣瑜三位宰相都停下了筷子，等韦执谊回来。隔一会儿，值班吏来报告说：“韦相公已经请王叔文一起在阁中进餐了。”杜佑和高郢心里虽然不高兴，畏惧王叔文和韦执谊，没有作声。而郑珣瑜却独自叹息说：“我怎么还能照这样当宰相呢！”于是不再吃饭，让左右侍从备马，立即回家，拒绝再到政事堂参加宰相会议。由于王叔文对其他宰相的不尊重，使原来站在中间立场上的郑珣瑜等人也转到反对派方面。不注意争取处于中间派人物的支持和理解，这不能不说是王叔文等人的一大失策。
再次，由于顺宗依赖的东宫集团中大多数人，既非大族门阀，也非科举出身，社会地位较低，始终受到在朝官员中的门阀科举出身人物的排斥。王叔文和王伾出身寒门，一因棋艺，一因书法，得以在东宫侍奉太子李诵，获得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的机遇。其他东宫集团成员如韩晔、韩泰、陈谏、凌准等，均非当时正途出身，骤受重用，受到守旧朝官的歧视。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为进士出身，程异为明经出身，本为正途，但因参加东宫集团而升迁，也受到其他朝官嫉恨。当时刚从贬所召回长安的尚书左丞韩皋，“自以前辈旧人，累更重任，颇以简倨自高，嫉叔文之党，谓人曰：‘吾不能事新贵。’”侍御史窦群去拜访王叔文，对他说：“事情的变化真令人预料不到。”叔文问是何意，窦群回答说：“去年李实怙恩挟贵，气盖一时。当时的你，还徘徊在路边看热闹，不过是一个江南的小吏。现在你也身居要职了，不知能否预料到现时在路旁看热闹的人当中，有没有如像当年的你这样人物呢？”韩皋和窦群敢于公开辱骂王叔文等人，自然是代表了门阀科举出身官僚的意见。
五
随着东宫集团的上台执政，他们的内部开始出现矛盾。这主要是王叔文与韦执谊之间的矛盾。韦执谊因王叔文的推荐，得到顺宗的信任当上宰相。任相之初，与王叔文互相配合，推行革新政治。但随着反对派压力的加强，韦执谊开始想走中间路线，要与东宫集团拉开距离，在许多事的处理意见上，反对王叔文的意见。他曾私下派人向王叔文辩解说：“我不是要背弃从前的约定，与你的意见相左，而是想更妥善地成就国家的大事。”韦执谊态度的变化，使王叔文非常愤怒。其中最重要的意见对立，是六月间发生的羊士谔事件。羊士谔是宣歙观察使的巡官，因公事到长安，正遇东宫集团上台。羊士谔对东宫集团不满，在公开场合指责王叔文专权乱政。王叔文知道后，十分愤慨，让人逮捕羊士谔，并准备以顺宗下诏的方式把他斩首。韦执谊反对这样做，王叔文又让用杖打死，韦执谊仍不同意。最后只好把羊士谔贬为汀州（今福建宁化县）尉。王叔文对韦执谊的公开反对非常愤怒，诟骂韦执谊，东宫集团内部的裂痕扩大了，矛盾也公开化了。
在东宫集团暴露出自己弱点的同时，反对派的势力也开始逐渐结合起来。其主要人物是掌握传达诏令大权的宦官首领俱文珍，翰林学士郑絪和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
俱文珍，后改名刘贞亮，是德宗末年的宦官首领。他在德宗去世时，谋立舒王李谊未成，失去了拥立的机会。顺宗登位后，信用原东宫的亲信宦官李忠言，俱文珍更感到自己的权位受到威胁，对顺宗的诏令，其他宦官都不敢提出意见，唯独俱文珍经常发表不同的看法，公开与顺宗对立。但俱文珍由于掌握禁军，有恃无恐，加以顺宗病情严重，未对他采取行动，俱文珍长期在宫廷内任职，善于分析政治动态，他联合其他同样对顺宗和东宫集团不满的宦官头子刘光琦、薛文珍等人，策划了一个极为恶毒的阴谋：立顺宗的长子李纯为皇太子。
顺宗共有二十七个儿子，李纯是长子，生于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这时已有二十七岁。在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李纯十岁时，被封为广陵王。他的母亲王良娣，生下他及顺宗的第十五子李绾两人，其余均是同父异母的弟弟，直到他的父亲即位后两月，还未封王。顺宗即位后不愿意早立太子，以免出现另一个权力中心，而东宫集团因为要依靠顺宗进行革新和巩固自己的地位，也不愿册立皇太子。俱文珍等宦官则打算拥立李纯为皇太子，是一个一箭双雕的谋略：一方面趁顺宗重病之机，另立一个权力中心，并进一步创造让李纯登上皇位的条件；再一方面，在李纯与王叔文等人之间制造矛盾，暗伏下将来对付东宫集团的杀机。这个政治阴谋的策划，既是利用宦官手中掌握的权力与朝官中反对派势力的支持，也是利用了顺宗与东宫集团之间的隔离与孤立。
三月下旬，俱文珍假借顺宗的名义，把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李程、王涯召入大明宫金銮殿，起草册立太子的诏令。由于李忠言和牛昭容也都反对立李纯为太子，俱文珍授意郑絪在纸上写下“立嫡以长”四字，呈给顺宗看阅，顺宗点头同意，于是郑絪等据此草拟了册立太子的诏书。三月二十四日，册立李纯为皇太子的诏书颁布。郑絪为李纯立下大功，九个月后，已经登位为皇帝的李纯，任命他为宰相。
四月三日，顺宗下诏封他的弟弟李谔、李讠咸，以及次子李经以下的二十一个儿子为王。四月六日，顺宗在宣政殿正式举行册立李纯为皇太子的仪式。反对派的官员兴高采烈，而王叔文已经意识到前途的险恶，面有忧色，长吟杜甫的《蜀相》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吟罢，嘘唏泪下。
另一位重要的反对派人物，是已经做了二十年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韦皋认为自己是朝廷重臣镇守蜀中，想趁东宫集团的困境，为自己获取利益。他派支度副使刘辟出使长安，私下去拜访王叔文说：“太尉（尊称韦皋）派我致以诚意于足下：如果能让太尉兼辖剑南三川，太尉必定会全力相助你；如果拒绝这个请求，太尉也必定会有相应的回报。”剑南三川指剑南西川、剑南东川及山南西道，包括今天的整个四川盆地和汉中地区。如果让韦皋兼管剑南三川，实际上是他获得一个对唐王朝至关重要的战略地区，使蜀中出现新的割据势力。王叔文当然知道，如果对韦皋让步，可以获得藩镇的有力外援，或许可以与宦官对抗，但革新政治、削平藩镇的理想也就毁于一旦。因此，王叔文断然拒绝了韦皋的威胁，并准备把刘辟逮捕处死，但韦执谊又坚决反对，刘辟得以从长安逃回成都，韦皋知道无法再打动王叔文，又得知朝廷中有反对王叔文的势力，宰相韦执谊也与王叔文有矛盾，于是公开站在反对派一方，在四月十四日上表顺宗，请皇太子监国。表中说：“听说陛下因德宗皇帝去世后尚未安葬，悲痛哀伤已经超越了常规，还要操劳国家大事，算来一个月内，健康不易恢复。皇太子聪明智慧已经长成，学问也日日增加，四海内的人心，已经把他看作国家的倚赖。希望陛下权且让皇太子监临处理国政，以等待陛下的身体康复，以免繁多的国家政事受到阻滞。”韦皋同时又写信给太子李纯，信中说：“叔文奸佞之徒，侮弄朝政，恣其胸臆，坐致倾危。臣每思之，痛心疾首。伏望殿下斥逐群小，委任贤良。”
韦皋公然站出来反对顺宗东宫集团，并要求顺宗让位，而太子李纯对韦皋来信居然“优令答之”，显示李纯对他的父亲不满，实际上已经站在反对派一边。反对派势力大受鼓励，以韦皋为榜样，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相继上表，要求皇太子监国和罢免王叔文等人。朝廷内的宦官、门阀科举出身的官僚和地方藩镇势力开始结合起来，对顺宗及其东宫集团施加更大的压力。宰相贾耽和郑珣瑜称病在家，拒绝处理政事，连韦执谊的岳父太常卿杜黄裳，刚因女婿执政而升官，也劝韦执谊率百官请皇太子监国。加以顺宗东宫集团的分裂，王叔文与顺宗的处境更困难了。
但是，顺宗与其东宫集团并没有轻易屈服，王叔文与度支郎中韩泰等商议，决定最后一搏，采取直指反对势力要害的行动；夺取宦官所掌握的禁军兵权。
五月三日，顺宗颁布诏令，任命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节度使。两天以后，又任命韩泰为范希朝的行军司马。范希朝，河中虞乡（今山西永济县）人，在德宗时期开始在军队中崭露头角。他初为邠宁节度使韩游瑰的部下，以后在奉天保卫战中立功，逐渐升迁为振武节度使。其所镇守的地区是一个汉族与党项、室韦族杂居的北方边境地区，少数族经常劫掠居民财物，人心惶恐。范希朝就任后，一方面在边境要害地区设置屯保，严密巡逻，对抢掠者杀无赦，使社会安定下来，另一方面他不接受少数族首领赠送的骆驼骏马等礼物，保持廉洁。这样保持北方边境的安宁十多年，当时人对他评价很高，说他就如同汉代的名将赵充国，是当世良将。范希朝在贞元末年入朝，德宗任命他为右金吾大将军。由于范希朝是当朝良将，忠于朝廷，且与禁军有联系，容易得到禁军的拥护，因此，王叔文计划让范希朝接掌神策军指挥权，而行军司马韩泰则协助控制禁军。唐的中央禁军从兴元元年（公元784年）由德宗交由宦官统率，已有二十一年，宦官兵权已根深蒂固，难以动摇。要夺回兵权，确是一个大胆而冒险的行动。诏令颁布后，范希朝与韩泰即前往奉天上任。最初，宦官还没有意识到范希朝上任是夺取兵权，等到驻守关中西部的神策军各部将领都纷纷派使者向原来的上司神策中尉进状，表示辞别，并且说今后将属于范希朝指挥，宦官们这才醒悟过来，兵权已为王叔文所夺。这一下，引起了宦官的强烈反应。他们商议说：“如果让王叔文的谋划得逞，那我们将要死在他的手上了！”于是密令使者们转告将领们说：“不要听从范希朝指挥！”神策军诸将知道顺宗病重，王叔文地位不稳，也都乐得观望。范希朝与韩泰到奉天后，属下将领没有一个前来报到。韩泰驰马回到长安，把这一情况向王叔文报告。王叔文面对宦官对兵权的严密控制也束手无策，只好仰天叹息。这样，夺取宦官兵权的计划也失败了。
俱文珍等宦官随即对王叔文进行报复。五月二十三日，俱文珍假借顺宗名义下诏，免除王叔文的翰林学士职务，只保留他的户部侍郎和度支盐铁转运副使，这对于王叔文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对人说：“我每天都要到翰林院商量公事，如果没有翰林学士的职务，怎么还能进入翰林院议政呢！”王伾听说后，立即上书顺宗，请求保留王叔文的职务，但俱文珍等宦官拒绝了。王伾再次上书，俱文珍等认为当时东宫集团还有一定势力，加以怕顺宗知道，才勉强同意王叔文今后可以每三五天到翰林院一次，但仍削去翰林学士的官职。王叔文失去翰林学士的职务，也就失去了进入宫内与顺宗见面参与决策的资格，而仅仅成为一个负责财政的官员。俱文珍等宦官，正是这样向东宫集团的致命处发起攻击。
到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的六月中旬，政治形势对东宫集团已经非常不利。在这种情况下，王叔文仍利用主管财政的职权，经顺宗同意，把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十月以前，百姓积欠皇室庄宅使的各种高利贷利息、租赋、粮食、绢帛等共五十二万六千余贯、石、匹，全部予以免除。这可能是顺宗和东宫集团对百姓所能做的最后一件事。因为正在这时，一个新的打击又降临到王叔文头上：他的母亲患了重病。按唐代的礼法和惯例，官吏的父母去世，官吏必须立即辞职回家安葬父母，并为父母服丧三年，称为丁忧。除非有皇帝的特别诏命，才能留职，称为夺情。如果王叔文的母亲去世，他也必须辞去一切职务回家服丧，这对于东宫集团来说，等于失去了领导人。由于顺宗与王叔文等人的联系已被俱文珍等宦官控制，王叔文十分焦急，在母亲病危、迫不得已之际，他只好出了一个下策，向他的政治对手让步，以保留自己的职务。六月十九日，他在翰林院盛设酒宴，请翰林院诸学士及宦官李忠言、俱文珍、刘光琦等会饮。席间，王叔文起立举杯，对大家说：“叔文母亲患病，因为自己身任国事的缘故，不能亲奉医药，现在将要请假归侍。我近来竭尽心力，不避危难，都是为了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一旦离职辞归，百谤交至，在座诸君谁愿意以一言相助于我呢？希望你们能宽宏大量，理解我的心情。”又说：“羊士谔在朝廷公然诽谤我，我准备杖杀他，韦执谊却怯懦不敢。刘辟奉韦皋之命胁迫我，要求兼领三川，这不是一个凶人吗？我也要把刘辟在长安市上斩首，韦执谊又固执不可。我现在将要去职，但想到没有能够处死这两个恶贼，总是令我不快。”但是，在座的翰林学士中，郑絪、卫次公、李程、王涯等，或已投入反对派，或者不愿卷入政治漩涡，对王叔文的话默不作声，王伾、凌准孤掌难鸣。宦官李忠言虽为顺宗亲信，但在俱文珍等人的挟制下，不敢讲话。只有俱文珍冷笑着一边听王叔文陈词，一边插话讽刺驳斥他。王叔文见最后的恳求也不能见效，只好不再多说，把酒杯斟满，劝大家喝酒，翰林院酒宴在沉重的气氛中匆匆结束。第二天，王叔文的母亲去世，叔文被迫辞职回家服丧。
王叔文的去位，对于东宫集团是致命的打击，也加剧了东宫集团内部的分裂。韦执谊眼见大势已去，更不听从王叔文的话，想从东宫集团中脱身，以保持自己的名位。王伾为了让王叔文重新出山，每天去拜访宦官和宰相杜佑，请求任命王叔文为宰相，并且总领北军。但王伾未免在政治上过于天真，宦官和保守派是绝不会容忍王叔文********的。王伾的请求被拒绝，又再次请求任命王叔文为宰相兼威远军使。威远军是唐肃宗时设立的南衙禁军中的一支，唐德宗时，贾耽虽以鸿胪卿兼威远军使，不过威远军的兵力很少，远远不能和神策军相比。王伾的请求再次受到拒绝，王伾也心灰意冷。那一天，王伾在翰林院连续三次上书，请求重新起用王叔文，但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他决定当晚住宿在翰林院等候。到半夜，也许是精神压力太大，王伾突然叫道：“我中风了！”第二天，他命人把自己抬回家，从此不能再出门，失去了活动能力。王叔文、王伾相继离开政坛，使东宫集团陷于土崩瓦解。七月二十二日，东宫集团在中央任职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陈谏，也被外放为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少尹。陈谏当时任仓部郎中，判度支案。王叔文因母丧去职后，宰相杜佑亲自掌管财政。陈谏请求杜佑召回王叔文，杜佑很不高兴地回答说：“难道我这个度支盐铁使还不能处理财政吗？”他知道陈谏是东宫集团的成员，于是借机把陈谏逐出朝廷去当外官。
东宫集团的失败，也注定了顺宗的命运。俱文珍等宦官断绝顺宗与外界联系，不断逼迫顺宗同意让皇太子监国，顺宗现在的一切行动都已在俱文珍等人的控制之下，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他被迫同意了让皇太子李纯监国。七月二十八日，皇太子监国的诏书正式公布。这一天，离顺宗登上皇位，仅仅六个月零二天。诏书中说：朕承九圣之烈袁荷万邦之重袁顾以寡德袁涉道未明袁虔恭寅畏袁惧不克荷遥常恐上坠祖宗之训袁下贻卿士之忧袁夙夜祇勤袁如临渊谷遥而积疾未复袁至于经时袁怡神保和袁常所不暇遥永惟四方之大袁万务之殷袁不躬不亲袁虑有旷废遥加以山陵有日袁霖潦逾旬袁是用儆于朕心袁以答天戒遥其军国政事袁宜令皇太子勾当遥这一篇说自己因病情严重无法康复，不得不让皇太子监国，处理国家政事的诏令，实际上就是把皇权转让给太子李纯的宣告。同一天，李纯还以父亲顺宗的名义，任命太常卿杜黄裳为门下侍郎，左金吾大将军袁滋为中书侍郎，并同时担任宰相。这个任命，既是对杜黄裳等反对东宫集团和拥戴自己监国的政治态度的酬奖，也是因为杜黄裳和袁滋是德宗时代的旧臣，与顺宗和王叔文等没有政治上的联系。对郑珣瑜和高郢，则解除他们的宰相职务，分别改任吏部尚书和刑部尚书。当天，皇太子李纯在朝堂会见百官，百官向太子拜贺，李纯实际上已经登上皇位。
五天以后，即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八月四日，顺宗下诏宣布退位，令皇太子即皇帝位，顺宗改称太上皇，退居于长安兴庆宫。八月九日，太子李纯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正式登上皇位。一个经历了父子两代人和革新保守两派生死搏斗的短暂时代，终于拉下了历史的帷幕。也许是为了在历史上多少留下一点自己的痕迹，顺宗在退位后的第二天，即八月五日，在兴庆宫下诰，把贞元二十一年改为永贞元年。顺宗成为唐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在退位后才拥有自己年号的皇帝，这件事本身也许就是对这个时代的最好历史注释吧！
六
还没等到李纯正式即位，宦官专权集团就对革新派进行了全面清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八月六日，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接着，“八司马”都被贬到边远之地。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贬得最迟但最远的是韦执谊，为崖州司马，这是他平生最恨最讨厌的地方。因为他是王党的首脑人物之一，没有得到任何的赦免，最后死于任上。东宫集团的重要成员陆质先已病死，李景俭守丧在家，吕温出使吐蕃未还，未及于贬。王伾不久就死在贬所。
次年，即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王叔文被赐死。就这样，一个胸怀扭转乾坤大志，考虑万机兴革的一代革新家，默默地被贬死在渝州（今重庆）这个长江边上的山城里，时年仅五十四岁。
刘禹锡幸得高寿，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加“检校礼部尚书”荣衔，是王党中最后一个去世的人，他的革新之志从未停歇，然而因困顿于现实终使其无所作为。刘禹锡晚年精华不衰，写有“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豪迈诗句。直至临终，刘禹锡丝毫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毅然写下了《子刘子自传》，为早年的行为辩护，为王叔文恢复名誉。公元842年，“永贞革新”的三十七年后，刘禹锡病故于洛阳，给9世纪初这场短暂而辉煌的革新划上了一个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