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安（320～385年），字安石，号东山东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安自幼聪慧，思辨敏捷。二十岁即能撰词赋诗，举止沉着镇定，风度优雅流畅，能写一手漂亮的行书，为当时很多名人所推崇。谢安性爱读书，不愿做官。多次被召，均以有病或其他缘由推辞不就。公元360年，谢安终于出东山担任司马一职，并在公元373年以自己的沉着冷静阻止了桓温篡权的阴谋。公元383年，苻坚率领百万大军意图吞灭东晋。谢安以征讨大都督的身份负责军事，最终击败苻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淝水之战”。谢安一生著述颇丰，重要的有《谢安集》10卷、《孝经注》等。其书法隶、行、草、正俱佳，后人评价甚高。
一
魏晋南北朝是社会等级和阶层分化至为复杂的时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门阀士族阶层经过东汉以来的形成发展，在魏晋时期逐渐固化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占据权力中心，出现了所谓“门阀政治”，或者说门阀士族的联合统治。东晋门阀政治的实现，一方面是通过士族垄断朝廷高官，控制权力中枢，另一方面，毋宁说是更重要的方面，则是由当权士族分镇荆、扬，通过相互策应、制约，保持内外势力的均衡。
谢安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由士族统治的时期。而谢氏家族的历史，据《晋书·谢鲲传》中说：“鲲祖谢缵，魏典农中郎将。”只此一句，别无他载。《三国志·魏书》中均没有记载，可能出身低微，不为世人所重。谢氏家族的崛起，花费了谢家三代人的努力。
首先是祖父谢衡。祖父谢衡十六岁时，违忤其父让他做典农府属员的意愿，凭着父亲积攒下来的家资，游学京都，靠自己的才学被朝廷聘为博士，并与出身寒微的诗人左思结为至交。后因为左思的《三都赋》扬名，去拜访当时的豪门士族，然受到出乎意料的冷遇，但也增强了他要抗争到底的决心。后来好不容易有了施展自己才华与抱负的机会，在太学宫讲经堂教授儒家经典，致力于扭转以往的崇尚清谈的学风，并成为了太子的老师。但不久即陷入后党与妃党之争，最终被赶出东宫。以儒学治国的理想破灭了，又加“八王之乱”，西晋王朝分崩离析，于是谢衡带着两个儿子谢鲲、谢裒回到会稽，后看中上虞东山这块福地，全家定居下来。
《晋书·王羲之传》说：“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西晋“永嘉之乱”后，大批达官显贵南迁到会稽郡腹地“求田问舍”，以备“休养生息”，谢衡只是其中的一员。如果说谢衡给谢家叩开了一条通往士族的大门的话，那么伯父谢鲲则使谢家直接进入堂内了。
伯父谢鲲从小受其父谢衡的影响，养成了认真读书的习惯，常常手不释卷，废寝忘食，尤其在夜阑人静之后，更是在灯下潜心攻读《老子》、《易经》之类的古籍，往往能倒背如流。《晋书·谢鲲传》中说：“鲲少知名，通简而有高识，不修威仪，好《老》、《易》，能歌善鼓琴。”谢鲲弱冠之年，已在元康之末，据《群辅录》，谢鲲为中朝“八达”之一，属元康名士的后进之辈。西晋末年，士族名士一般都是求仕于并且受制于宗室诸王。成年后的谢鲲不甘就此寓居家中，尽管东山风景秀丽，谢家搬来后又修复了国庆寺，并在寺外百米处建了白云堂，又疏浚了寺一侧的始宁泉。但秀丽的山水还是没留住谢鲲的脚步，父亲“乱世不可出去做官”的劝诫也挡不住谢鲲想入仕建功立业的决心，他又独自一人直奔太尉府求见位居三公的王衍。然而缺乏家世背景的谢鲲，不可能为诸王所看重。长沙王又不礼谢鲲，“曾执之欲加鞭挞”。后来谢鲲被辟于东海王越府为掾，一度以小故而被除名。谢鲲屡受屈辱，士族名士王玄、阮修均为之叹恨。永嘉之初，谢鲲避地豫章，曾为王敦长史。东晋大兴二年（公元319年）春，谢鲲随王敦入朝京师，与弟弟谢裒（即谢安父）一起入住京城（建康，即现在的南京）乌衣巷，并与名相王导为邻，成就了谢氏家族兴盛的开始。
谢家兴盛不仅要归功于谢鲲的勇气，还得归功于谢鲲的学行。他一改父辈的儒素习尚，渐入元康玄风，这是谢氏家族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谢氏若无此由儒入玄的转化，就不能进入名士行列，其家族地位亦无从提高，更不用说上升到士族中的最高层次。所以谢鲲追随元康名士，是谢氏家族社会地位变化的关键。
当然要维持并增进门户势力，还必须靠事功。谢鲲辈完成其家族由儒入玄的转化并视为己任，事功的经营就只能非常有限，这从他所选墓地可以看出。鲲死于太宁元年（公元323年），葬建康城南石子冈。石子冈，三国孙吴时期以来是乱葬之所。据《三国志·吴志·妃嫔传》，孙峻杀朱主，埋于石子冈；《诸葛恪传》，孙峻杀诸葛恪，以苇席裹尸投于此冈。又据《搜神记》卷二“石子冈”条，其地“冢墓相亚，不可识别”。谢鲲既葬于石子冈，说明其时谢氏家族还力不从心，不具备择地为茔的条件。
谢安的父亲谢裒与其兄谢鲲一样，深受父亲严格管教与训导，一生笃信儒学治国，读书致仕之道，但他的个性不像谢鲲外露、奔放，相对较为深沉、内敛，遇事也不像谢鲲那样锋芒毕露，至死不放。谢裒比较善于观察事态的变化，比较能忍耐。所以他在成年后一直留在陈郡老家，恪守祖坟，过着男耕女织，前有菜地、后有桑麻的田园生活。读书除了《老》、《易》等谢鲲最喜欢的一类外，还更喜欢《孔子家语》、《史记》、《诗经》、《楚辞》、《左传》、《春秋》等经史子集，所以他的史学知识远胜于谢鲲。不仅如此，他的个性气质更像有儒家学者的气派，还带点兵家风范和诗人气质。这些特点无疑深深地影响和感染了子侄辈。
谢安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受家族熏陶，幼时的谢安天性聪慧，学习勤勉，“安年四岁时，谯郡桓彝见而叹曰：‘此儿风神秀彻，后当不减王东海。’”（《晋书·谢安传》）此处的“王东海”，即当时的名相王导，他是山东琅琊王氏家族的杰出代表，东晋开国贤相和政治家。到了少年时期，谢安更是神情深沉，思路敏捷，不仅精通儒玄之道，而且还多才多艺，擅长书法。曾学秦篆、汉隶和行草等书艺，皆得其神韵，能挥洒自如。尤以行书见长，所写行书，章法流畅自若，着墨浓淡相宜，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桓彝说他“及总角，神识沉敏，风宇条畅，善行书”（《晋书·谢安传》），指的就是这个。受家族影响，尤其是堂兄谢尚能弹善舞，耳濡目染，小时的谢安就显示出了他的音乐天赋，木琴、古筝、琵琶无一不精。
由于少时的谢安，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而且弹得一手好琴，得到朝中大臣桓彝、名士王蒙等的赏识，名声便不胫而走。当时仰慕他的人很多，他的同乡人中有一个被罢了中宿县县令者，从县里回来拜访谢安，谢安问及其还乡的路费及安家费用，他回答说有五万把蒲葵扇。谢安选了一把中等的扇子，经常拿在手里。这样一来，京城中的官吏和小民争相购买，价格猛然上涨。谢安能像洛下书生那样吟咏，他的鼻子有病，声音发浊，名士们吟咏附和，却难发此音，有人竟用手捂鼻子模仿，可见谢安影响之大。那天他去拜访当时的清谈领袖王蒙王长史，二人“清言良久”。谢安走后，王长史直夸他词锋“亹亹，为来逼人”，意思是说他言谈十分刚健，锐不可当。谢安深受父亲教诲，不仅通晓儒学，更明理玄学，到了及冠之年，又与寓居京城的大名士刘惔、孙绰等相聚，契谈儒玄之理。当时士族阶层中盛行着清谈玄学之风，上至宰相下至幕僚，无不以清谈玄理为时尚。他与名僧支道林（即支遁）以及许询等人聚会一堂，他曾经建议大家珍惜这样的欢聚机会，“共言咏，以写其怀”，大家各抒己见，言尽意穷。到了谢安，他洋洋洒洒，“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座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支道林的意思是谢安一向有很高的心性和修为，所以总是这样出众的。这些无一例外说明了谢安的玄学造诣和自身修为都是很深的。在与名士清谈的过程中，提高了谢安的声誉，以至有一天被宰相王导请至家中清谈。通过一席清谈，宰相王导对年轻的谢安有如此扎实的玄儒功底和品评史学、品评人物的犀利之见，喜不可言，他当着众名士的面，夸奖谢安道：“谢安石之才器雅量，当不亚于其从兄谢尚，更在其叔父谢鲲之上，比其父太常卿谢裒，亦是青出于蓝，高出许多啊！”
相府谈玄之后，谢安在京城名士圈中的地位如日中天，声誉鹊起，这为他今后步入仕途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
晋成帝咸康五年（公元339年），谢安二十岁，进了丞相府，拜“佐著作郎”，干起了他堂兄谢尚曾经干过的工作。所谓“佐著作郎”其实就是做一些文秘工作，替相爷王导撰拟一些上呈的奏章、下传的牒报、来往相府的文书。对于才华横溢的谢安来说，可谓小菜一碟。尽管他做得得心应手，其行文、措辞都很讲究，但还是让那些靠家族势力当上大官的大臣们评头论足，虽然他们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当时正值王导病重，将诸多事务托付给谢安，这又引起一些大臣的嫉妒，流言蜚语开始传播，使初出茅庐的谢安有了“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于是他想到了归隐。
堂兄谢尚听说谢安请辞的消息后，来信请谢安到他所任刺史的豫州治所历阳（今安徽和县）。谢尚分析了当今形势及谢家所面临的现状，说：“现在南北分裂，国土不一，隐患未靖，各地方镇又常常以北伐为由要挟朝廷，战争在所难免，王导、郗鉴、庾亮三位贤相相继谢世，朝中幼主力弱相懦，难以支撑啊！朝中以琅琊王氏家族力量最强，是因为内有王导为相，外有王敦为将，形成内外拱卫、共屏朝廷的态势。想我谢家，从祖父谢衡创业以来，现今也只有我一个假节方镇，你兄长谢奕只是个县令，弟弟谢万，也只是个郡守，朝中无重臣啊！”
堂兄的一番话，使谢安深感愧疚，想自己年轻气盛，意气用事，根本没顾及到朝廷兴盛和家族兴旺，不觉深深地低下了头。哪知谢尚却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这次安弟归隐，正合我意，不妨自行矜持，回老家东山高卧，韬晦养心，以待时而动。谢家就全靠你了！”谢安没想到自己的一时冲动竟得到大哥的赞赏，一时没反应过来，又听谢尚说：“安弟还记得你小的时候，谯郡桓彝见而叹曰：‘此儿风神秀彻，后当不减王东海。’现王东海也过世，还不是等老弟你出山吗？”兄长的重托，家族的责任，国家的匡复，都一起压在谢安的身上，义不容辞，谢安决定把它担起来背上。和谢尚商量后，决定回东山老家。
既然是辞官归隐，又带着一大家子，子侄辈包括谢尚的继子谢康，谢奕之子谢泉、谢靖、谢玄、谢道韫（女），谢据之子谢朗、谢允，谢安之子谢瑶、谢琰，谢万之子谢韶，谢石之子谢汪，谢铁之子谢邈、谢冲等人，浩浩荡荡来到东山，拜谒祖先，联络亲情，过起“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的闲适生活。
为了让这一大家子人住得下、住得好，也为了显示谢家的实力，谢安到东山的第一件事就是扩建东山老家的宅地，在东山上又建起了东眺亭、西眺亭、明月堂等景致。亭堂落成，谢安就邀请国庆寺的方丈支遁、名士许询一块儿来观赏，并顺便为这几处景观撰拟几副楹联。支遁大师曾在京城东安寺讲解《道德般若经》，也是名闻朝野，当时他也听闻了谢安的才气，现在听说谢安回东山归隐，真是喜出望外，赶紧联络了名士许询赶来了。三位名士、名僧在国庆寺前的白云堂相见，畅谈了一阵名理之后，谢安就邀请他们为自己所新建的亭堂撰拟楹联，为景致增光添彩。两位当即答应，以才思敏捷著称的许询立刻为白云堂撰楹联一副，即“白云系天汉，魂昭无穷关山；华堂迎远客，名寺从此复旦”。谢安、支遁纷纷叫好，于是谢安又请两位前往自己的东眺亭，只见亭高三丈，四柱六角，内有斗拱，通体白色，亭外种满翠竹，远远望去，似一白衣少女在绿竹丛中翩然起舞。登上亭台，只见远处会稽山层峦叠嶂，竹绿潭清，不亚于建康美景，于是支遁即吟联一首：“一亭揽尽山水趣，幽室能观世外天。”可以说正合谢安此次归隐的心意。随后前往西眺亭，与东眺亭不同的是，西眺亭敦实厚重，更像一位壮汉。在西眺亭远观，近处白水如练，远处千峰竞秀，土地肥沃，稻禾油油，不愧为勾践能复仇雪耻的“大后方”。想到这里，谢安信口而出：“夕照西都，何时雄风扫狼烟；江左丈夫，乘势挥鞭走天马。”两位听得谢安楹联，明白谢安有着宏图大业，并非长久会隐居东山，既为他高兴，又有些许遗憾，竟不约而同地念道：“好一个江左丈夫！”谢安知道自己还是锋芒太露，不会藏锋露拙，于是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小心行事。到明月堂后，支遁建议用明月二字开头，也许是为了弥补刚才的冒失，谢安赶紧赋出上联：“明月当头，照我一身淡泊。”许询一听，心领神会，即对出下联：“清风两袖，不沾半点尘埃。”支遁听完，欣喜地连说：“天造地设，雅俗共赏！”
谢安书法
谢安在东山，一方面规划设计并已动工兴建谢家别墅———始宁园，另一方面则致力于教育子侄。每天早上，谢安总要让子侄们在他们的太公谢衡像前行三鞠躬大礼，然后开始讲经授课，教授的主要内容是《老》、《易》、《庄》。从内心来讲，谢安一直都是胸怀苍生，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儒家精神意识。虽然蛰居在东山，他却从来没有一时半刻遗弃过世事，也时刻不忘堂兄谢尚对他的期望，“处家常以仪范训子弟”，努力培养着家族中的后起之秀，希望他们能有所作为。一次，他与谢氏子弟聚集一起时，谈及《诗经》，他便问《毛诗》中哪些句子最美，谢玄说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谢安则认为“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这一句更好，“有雅人深致”。前一句主要抒发的是因外族入侵带来的生活动荡不定的愁苦之情，谢玄借此喻今，表明自己的心境；而后一句大意是把建国的宏图大略定为法令，使远大的规划及时宣告，是西周时卫武公吟谏王室并自儆的诗，内涵定国安邦、训顺四方的意思，表现出一个政治家对百姓的真诚责任心。谢安此时欣赏的正是这种精神，认为它比之谢玄的那句抒发自我悲苦的意境更为高明。谢安常常用这种诱导方式点醒激励子侄应该胸怀社稷。同时在教学中还注意发现后辈的特长并因材施教，年事稍长的谢康、谢泉、谢靖、谢玄、谢道韫（女）、谢朗等人领悟较快，尤其是谢玄，人小鬼大，对阵谈玄，颇有章法。于是谢安让他单独研习兵法，希望他能文武全才，为国出力，为谢家争光。后来淝水之战时，谢玄就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侄女谢道韫，勤奋好学，才思敏捷，也深得谢安赞赏。一日在众贤侄谈玄之时，天空忽飘起雪花，孩子们放下书本，纷纷跑到室外用手接雪。谢安就问：“大雪纷纷何所似？”正玩雪的谢靖不假思索地信口答道：“撒盐空中差可拟。”谢安一听，皱起眉头，站在一旁的谢道韫接口道来：“未若柳絮因风起。”“好一个柳絮因风起！”谢安高兴地赞道。从此以后，谢道韫就有了“柳絮才女”的称号。
谢安寓居东山，放情丘壑，言咏属文，教养子侄，时间过得很快，不觉六年过去了，巨宅始宁园也宣告完工。和名僧支遁、名士许询畅谈，不亦快哉！而此时的谢安名声日上，《晋书·谢安传》载：“时安弟万为西中郎将，总藩任之重，安虽处衡门（意指隐居），其名犹出万之右。”所以还不时有京城名士前来拜访。一次，名士孙绰、刘惔（谢安妻舅）前来会稽，见到越中山水，硬让谢安准备大船出海游览。那天，风和日丽，波澜不惊，海鸟时而飞翔，时而栖息。停泊在曹娥江边的大船就载着谢安、孙绰、刘惔和许询等十几个人，顺流而下。迎着海风，引得众名士诗兴大发，或手击船舷，放声吟啸；或极目远眺，指点江山；或把酒临风，心情彭湃；或倚首低回，若有所思。这样时行时息，在海上漂泊了两个多小时。渐渐地天空聚起了黑云，海风一阵比一阵强烈，慢慢地狂风掀起了滔天巨浪，把个大船忽儿推向浪峰，忽而又跌入低谷。剧烈的颠簸把船上的人吓得半死，一个个面如土色，瘫软若泥。《晋书·谢安传》说“风起浪涌，诸人并惧，安吟啸自若”。站在船头的船夫，看着那些大呼小叫，魂不附体的所谓“名士”，又看看镇定自若、方寸不乱的谢安，也不禁对谢安刮目相看了。而那些上得岸来仍长吁不已的名士，更是暗自钦佩谢安的从容与沉着。
在谢安隐居东山期间，另有一件事不仅使谢安名声大振，更是在我国书法史上留下了千古佳作，那就是兰亭雅聚和《兰亭集序》。
晋穆帝永和八年（公元352年），四十九岁的王羲之从京城建康来到会稽郡治所山阴，出任会稽内史之职。早已互相慕名的王、谢二人就在东山相会了，一番清谈后，二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于是二人常常相会，与众名士一起吟诗、谈玄，后在谢安的倡导下，王羲之以会稽内史之职的名义，在永和九年三月初三那天，请来孙绰、孙统、支遁、许询、徐丰之等四十二位江左名士，聚集会稽山阴之兰亭，参与祓禊盛事。
祓禊活动在兰亭修竹掩映的小溪边进行，众名士分别交错列坐于曲水两边，曲水上游放一只两侧有耳、质地轻盈、盛着美酒的漆觞，让其顺着蜿蜒的溪水漂浮而下。觞漂到谁的跟前，谁就得拿起它，先呷了觞中之酒，然后吟诗二首，吟不出的，当罚饮三杯，这就是现在有名的“曲水流觞”。
这次曲水流觞活动，共成诗三十余首，是为《兰亭集》。后由王羲之为之作序，是为《兰亭集序》，这就是流传千古的天下第一行书。
众名士造就了这兰亭盛会，兰亭盛会也为众名士增添了光彩。兰亭雅聚后不久，孙绰去了建康当上了尚书府的领著作郎，孙统求为县令，桓伟出师北伐，王凝之（《晋书》卷八十：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隶，仕历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出任江州刺史，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步入仕途。只有谢安仍高卧东山，令王羲之也为之惋惜。谢安的妻子刘氏更是有所微言，认为辞官闲居非大丈夫所为。
其实，在谢安寓居东山之初，朝廷不时派人前来征辟，扬州刺史庾冰钦慕谢安名声，希望他出山辅助自己，“累下郡县敦逼”，谢安“不得已赴召”，但仅一月便告假走人。以后，朝廷先后任命谢安为尚书郎、琅琊王友二职，也被他称疾推辞了。吏部尚书范汪推举他为吏部郎，也被他写信拒绝了。谢安的屡召不至，因此御史中丞周闵奏请皇上，说谢安“违诏累载，并应有罪，禁锢终身”。面对朝廷的禁锢，谢安也只是一笑置之，国为这种禁锢毕竟不是很严厉的政治性惩罚，而且一定程度上还抬高了谢安的威望。
谢安在寓居期间，很少出东山。有一次是因父亲病亡，谢安赶回京城办理后事，并在乌衣巷家中为父守孝一年，于晋穆帝永和三年（公元347年）回到东山。还有一次是朝廷禁锢令贴到东山后，谢安曾带着仆人到浙江临安县境内的一座大山中，在一间石室中住了几天。当时谢安端坐石室正中，喟然叹道：“入住此洞中，离伯夷就不远了。”不知谢安当时是何种心境。其余时间谢安均在东山游弋山水，教养子侄。身在东山，但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朝廷的动态，这从他跟王羲之的谈话中可以看出。那次王羲之刚任会稽内史之职，听说谢安在此隐居，特意赶来，言谈之中流露出对谢安隐居不仕的惋惜。谢安就说：“逸少兄之苦心，我当铭记在心。桓温首次北伐，出师不利，军至灞上，百姓感泣，老幼出门****，可谓大获成功。然而桓温却没有乘胜而进，临灞即收兵，可见其意不在收复失地，而在扩大自己的声威。现作为晋室屏障的豫、扬、荆、徐四州，尚在我堂兄谢尚镇守中，桓温就难以插手朝廷。因此他会对我谢家另眼相看，如果这个时候出仕，不是让桓温为难吗？”可见，隐居不假，但在待时而动，真正韬光养晦啊！
谢安优游林下，教导子侄，弹琴写字、吟诗作文，潇洒自然、雍容闲适胜过神仙，“如此纵情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娱凡二十年”。
三
晋自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六月，西晋王朝首都洛阳倾覆之后，中原大部分地区就陷入胡人之手，晋王室、贵族纷纷南迁，后在司马睿的统领下于公元317年在建康建立东晋王朝。尽管建康为江南胜地，但无论是东晋王室还是南迁贵族都把北伐、收复失地当作中心话题。前有“闻鸡起舞、击楫中流”的祖逖，后有庾亮、庾冰、殷浩等朝廷大臣、方镇大员，但均以失败而告终。尤其是顾命大臣殷浩，以一颗赤子之心，于晋永和五年、六年、九年连续三次北伐，试图收复失地，但天不遂人愿，国库耗损严重却毫无建树，引起朝廷不满，终被罢免职务。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作为殷浩前军督统的谢尚自然也受到了牵连。谢尚一直将振兴家族的重任看得高于一切，自己的失利将使家族蒙受羞辱，对此他深感痛惜，同时十分注意家族的其他为官的弟弟们，希望在这个节骨眼上千万别有什么差错。为此，他注意到谢万狂傲不羁的个性，也为之深深地忧虑。
而当时方镇荆州的桓温势力越来越强，觊觎朝廷之心日露端倪，曾十余次向朝廷上奏，力主把国都从建康迁往洛阳，但鉴于京城的门户豫州由谢尚掌管，无法达到要挟朝廷的目的。现在谢尚受殷浩牵连，于是桓温上表朝廷准备派谢尚督军洛阳，目的是为了将谢尚调离豫州，但被谢尚识破，借身有疾患没有到位。万万没想到竟弄假成真，不久，谢尚还真的病亡了。继任的谢奕，即谢安的兄长，也不久病逝。朝廷对谢家的臣节可谓深信不疑，又让谢万出任豫州刺史。
正如谢尚所担心的那样，谢万不谙政务、任性高傲，不会笼络人心。开始那些将士看在谢尚的分上，都对他敬畏有加，但渐渐地实在看不惯谢万的趾高气扬、骄纵跋扈，将帅关系非常紧张。后在一次出征中又因谢万的临阵脱逃而被朝廷罢黜。
接二连三的噩耗传到上虞东山，始宁园笼罩在一片沉闷的气氛中。此时的谢安很清楚自己身上的责任，他便设家宴、邀宾客，谈史事、谈玄理，席间更是谈笑风生、若无其事，使得子侄辈受到感染，气氛有所好转。
再说桓温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机会可以扳倒谢家，从而谋取豫州刺史这一职位，但朝廷的任命还是让他大失所望，出任豫州刺史这一职位的是庾氏旧部袁真，而不是桓温所希望的桓冲（桓温的弟弟）。既然扳他不倒，何不为我所用，桓温想到了大名士谢安，于是以征西将军的名义，上表请辟谢安为征西司马。
家族地位受损，国家又多危机，“建元之后，时政多虞，巨猾陆梁，权臣横恣。其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扆资之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惟谢氏乎”！因此，朝旨一下，谢安便一口应承了下来，辞别家人，走出东山，乘船赴任而去。这已是晋穆帝升平四年（公元360年），那年谢安四十一岁。
谢安先到京城，拜会了亲朋故友，然后再向荆州出发。临行前御史中丞高崧酒酣耳热之时戏谑谢安道：“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朝野之士皆谓‘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安石赴任桓府，苍生又将于卿何？”说罢哈哈大笑，意多讽刺。谢安不以为然，从容应对。
桓温不但是一个清谈名士，更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将领。他多次进行北伐，一度收复洛阳，在复兴晋朝的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桓温在朝中更是威名赫赫，掌握了朝政大权，可说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谢安的赴任，一是为了缓和桓、谢两家的矛盾，二是在这个不甘平庸的权臣手下干活或许能一展自己的抱负。而桓温对谢安的到来更是喜出望外，屡召不就的谢安竟屈就桓府，这不是给桓温很大的面子吗？于是对谢安也是格外敬重。
一日，桓温一早来到谢安门外，有事咨询谢安，正逢谢安早起洗漱，久不见出，仆人在外高声喊道：“谢司马，桓元帅在外等候，快取帻巾。”桓温赶紧制止仆人，朗声道：“不必客气，请司马戴便帽相见即可。”谢安依言而出，桓温与其执手相见，坦然而谈，并时时对人说：“汝等可曾见我有如此客否？”敬佩之意溢于言表。
在未来桓府之前就听说桓温有觊觎朝廷的野心，这次到桓府后，耳闻目睹了桓温的言行，更觉得外界传闻并非空穴来风。晋穆帝升平五年（公元361年），也即谢安到桓府的第二年，晋穆帝患病而亡，因年幼无子，迎成帝长子、琅琊王司马丕嗣位，是为晋哀帝，并诏告天下。桓温从诏告文书中看出朝廷的软弱，再次上疏要求还都洛阳，并让人把上次谢尚找回的那套太乐钟送到洛阳，以壮晋室之威。朝野有识之士对桓温以北伐、迁都为由胁迫朝廷的做法早有微言，这次尚书令王述就这样代朝廷出面答复，建议桓温亲率大军，待真正“荡平区宇”后，再行迁都洛阳之事。桓温的用心再次被识破，于是在府内心情烦躁，对此谢安都看在眼里，但考虑到家族利益，只好静观事态变化。
谢万的猝亡，使谢安有了辞归的理由，于是谢安向桓温投笺求归。桓温无奈，只好同意，并置酒相送。于晋哀帝隆和元年（公元362年），谢安再次回到老家东山。
这一年，晋室也发生了诸多变故，哀帝生母太妃周氏寿终，哀帝出宫为母奔丧，让会稽王司马昱掌管内外事务。前燕慕容氏得知晋室丧事，趁机发兵。司马昱只好任命桓温为征西大将军、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并赐“假黄钺”。黄钺，是一种以黄金为饰的斧，西周以来，即为天子专用的仪仗，象征皇权与天子的威仪，一般不轻易赐予臣下，自晋践祚以来，桓温是唯一一个得到黄钺的人，尽管还只是“假黄钺”。然豫州、徐州又归于他手下，使桓温实力大增。并且桓温还拉拢了一大批有识之士，如王坦之做了桓府长史，郗超当了参军，连谢安的侄子谢玄，此时也成了桓府的掾属。
面对这种形势，朝廷也需要网罗人才以应对桓温日益强大的势力，于是想到了一向忠于朝廷的谢家和才华横溢的谢安。再加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句话：“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要谢安出山参政的呼声越来越高。朝旨再次送至东山，辟谢安为吴兴郡太守，限日到任。
晋哀帝兴宁二年（公元364年），谢安再次走出东山赴任吴兴太守，那年他四十五岁。后人称谢安此行为“东山再起”。
出任吴兴太守，是谢安从政生涯的真正开始。谢安也尽全力地去做好它，他借鉴了堂兄谢尚治理豫州的做法，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把吴兴治理得欣欣向荣。不多久，也即晋废帝太和二年（公元367年），谢安由郡守晋升为侍中，使他由地方长官进入朝廷中枢，再次来到京城，入住乌衣巷谢府。后又升任吏部尚书、中护军，政治地位不断攀升，对朝廷的影响也日益扩大。
再说桓温自从听说谢安出任吴兴太守后，心中已是不快，但无奈自己不便阻止。后谢安到京城为官，只因谢安一直采用韬晦之计，避免正面接触，即使在京城碰到，也是“见而遥拜”，让桓温感觉不到他有什么异心，也就不好对他有什么举动。晋废帝太和三年（公元368年），桓温攻打前燕时又“受挫枋头”，损失兵卒数万；加上前面几次北伐的失利，军队力量元气大伤。深自懊恼的桓温认为自己“名实顿灭”，参军郗超谏议道：“主公今年已六十岁了，北伐又未获成功，如不再建立大功，就不足以摄民望。”于是桓温、郗超商量着如何废晋废帝司马奕自立。他先借计称司马奕患有“痿疾”（即丧失生育能力），让褚太后废司马奕为海西公，立宰相司马昱为帝，是为晋简文帝。并趁机大开杀机，大力诛杀了庾、殷两大家族，以此削弱士族力量，“以长威权”。简文帝时，桓温入朝为相，辅助朝廷。一时间朝廷上下，人人自危。为保家族利益，谢安亦是忍气吞声，远远地遇见桓温时，便作出慌忙的样子“遥拜”，语气中满含讽刺劝谏地说道：“未有君拜于前，臣揖于后。”作为一介名士的桓温，虽然充满匪戾的气息，也不能不考虑到自己的身份，惊吓得连连叫谢安别这样。在那个注重清议臧否人物的时代里，他不能不在乎在朝中素来名望很重的谢安，知道来自对方的评价有着难以逾越的强大阻力。
桓温一直都不得不敬重谢安。当简文帝病重的时候，也是他上疏推荐谢安与王坦之一起担当顾命大臣。桓温手握重兵，地位也在诸王的上面，自恃功高的他认为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来名正言顺地接任皇帝，并且希望谢、王二人能支持他，这样就可以利用二人的名望来扫除登基的障碍。但是依谢安的心思，肯定不会赞成他取代司马氏，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国家将免不了一场权力纷争，内乱又起。公元372年，简文帝病死后，遗诏中当然就没有提出禅位给桓温，反而要桓温效法诸葛亮辅佐幼主。桓温十分失望，猜测是王坦之、谢安做了手脚，“心衔之”，必欲除之而后快。
宁康元年二月（公元373年），桓温从姑孰（今安徽当涂）领兵入朝，朝廷上下，舆论鼎沸，人心惶恐。出人意料的是，桓温的队伍在行至离京城十余里的新亭停了下来，让当时任吏部尚书的谢安和侍中王坦之前去迎接。“是时，都下人情汹汹，或云欲诛王、谢，因移晋室。坦之甚惧，安神色不变，曰：‘晋祚存亡，决于此行。’温既至，百官拜于道侧。温大陈兵卫，延见朝士，有位望者都战慑失色。”看到大量的武士埋伏在酒宴周围，王坦之已经脸色大变，汗水湿透了衣襟，惊慌得连上朝的手板都拿反了，闹出了一个惊慌失措的大笑话。谢安却越发显得潇洒从容，趋步揖礼，从容不迫，使得桓温不得不起身还礼，请谢安就坐。谢安刚坐下，便在席前浩浩地讽咏起嵇康的《洛生咏》，对桓温说道：“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桓温笑曰：“正自不能不尔。”意思是恐有猝变，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遂命左右撤之。《晋书》载：“时天子幼弱，外有强臣，安与坦之尽忠辅卫，卒安晋室。”恐怕主要是谢安一腔的义正辞严，用一种充满玄学智慧的旷远从容的风度镇住了桓温，再一次用警告惊醒了对方，从而有力地阻遏了桓温的野心，维护了东晋政权。经此一事，谢安在朝中的名望更隆。
“时孝武帝富于春秋，政不自己，温威振内外，人言噂沓，互生同异。安与（王）坦之尽忠匡翼，终能辑穆”（《晋书·谢安传》）。桓温在这样的心理压力下，无法违逆，野心被生生堵住，不久便在抑郁中病倒了。但是他仍然痴心于皇位，抱着幻想上书请求朝廷赐“九锡”之礼于他。所谓的“九锡”之礼，就是指皇帝赐给有功之臣的九种礼品，分别为车马、衣服、弓矢、铁钺、禾巨、虎贲、纳陛、朱户、乐则，礼物并不尊贵，但权臣们要的是个名分，因为一般“每朝禅代之前，必先有九锡文，总叙其人之功绩，进爵封国，赐以殊礼”（《晋世家》）。对于桓温的请求，辅政的谢安和王坦之不能拒绝，只好这样答复使者：“加九锡之礼是社稷大事，待廷议后方可决定。”
然桓温自知病势垂危，派往京城的使者一日几人，再三催促。谢安无奈，只好让吏部郎袁宏起草诏书。袁宏当时以才思敏捷、倚马千言而著称，但他无论怎么斟酌、润色，数次易稿，都不能令谢安满意，为此他深为苦恼。看着甚是痛苦的袁宏，王坦之笑着道破了机密：“大司马病笃，且日甚一日，可能不久于人世，卿起草赐文，何必那么着急呢？”袁宏这才恍然大悟，“由是历旬不就，会温薨，锡命遂寝”（《晋书·谢安传》）。又是谢安，掐断了桓温最后的企图。
出仕朝廷的谢安，在挫败桓温欲篡权谋位的行动中，导演并主演了一出以政治手腕抗拒军权、以弱者击败强者的历史活剧，向世人展示了他独到的政治才能。
桓温一死，谢安不顾其他一些大臣反对，立即诏桓温弟桓冲替代其兄长之职，任中军将军，都督扬、雍、江三州军事，兼豫、扬二州刺史，以此缓和桓家与朝廷的矛盾。而桓冲也是识大体之人，他认识到谢安不管是名望还是才能都比他高明得多，“为群情所归”，足以担当大任，况且兄长临终前曾告诫说：“杀之无益，更失时望；大事谨慎，欲取先与，不可忘我今日之言。”因此当家族中人和他的亲信们扼腕苦劝他乘机除掉谢安，这样就可以自振权势、“专执权衡”时，他置之不理，积极地全心配合谢安的工作，并自请出镇徐州，拱卫京师，这样就削弱了桓家在朝中的威权，让谢安更为放心地甩手工作。谢安杰出的政治才能又避免了一场政权的纷争，使晋廷得以安稳。
四
桓温时代结束后，谢安的地位得到巩固，并且更为迅速地上升。晋孝武帝宁康元年（公元373年）九月，谢安升任“尚书仆射，领吏部，加后将军……时强敌寇境，边书续至；梁益不守，樊邓陷没。安每镇以和靖，御以长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威怀外著，人皆比之王导，谓文雅过之”。这是一种以儒家仁者精神和风范为内质的指导策略，是一种玄学政治的形式。“和靖”、“长算”的德政是谢安的施政目标，而“文雅”的施政表现便正是他一贯的行事风格，是他自然流露出的一种旷远的玄学情怀。
谢安“镇以和靖”的思想，应该说是他的施政方略的灵魂与核心所在。“和”就是努力达到全国上下、朝廷内外的和睦统一；而“靖”则是追求实现社会平安、消弭冲突和对抗，“和靖”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一个高难度的政治目标。至于施行“德政”，使“文武用命”，则是达到“和靖”这一目标的政策支持与保证。
谢安“镇以和靖，御以长算”，缓和各方面的矛盾，深得朝野的拥护，东晋出现了比较安定的局面。于是他决定修缮宫廷御苑，却遭到尚书令王彪之的反对，他认为在国力并不富裕，又有外寇在侧的情况下，不宜大兴土木，耗损人力物力。谢安不从，“竟独决之。宫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体辰极，而役无劳怨”（《晋书·谢安传》）。
谢安从兼任扬州刺史以来，经常往返于京城与扬州之间，“诏以甲仗百人入殿”，重臣威仪，令人却步。然路遇有人当道呈状，即就地受理，秉公而断，决不姑息，朝廷内外，无不心服。
晋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加尚书仆射谢安为中书监，录尚书事，总领朝政。执政后的谢安明显地感到：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持，作为京都的建康既不能保持与长江中下游的桓氏维持较为平稳的态势，也难以抵御和抗拒日益强盛的北方前秦的压力。再三斟酌后，谢安决定大胆起用人才，除自己亲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外，又调桓温旧部朱序出任徐州刺史，以显示对桓温旧部的怀柔姿态，同时大胆举荐自己的侄儿谢玄去组建北府兵。谢安的侄儿谢玄素称“有经国才略”（《晋书·谢安附谢玄传》），但举荐自家人还是带来一些非议，“人间颇有异同之论”，甚至“巷议疑其不振”。和谢玄之间有对立情绪的中书侍郎郗超因此叹息着说：“安之明，乃能违众举亲；玄之才，足以不负此举。”因为二人是针锋相对的敌人，他对对方的了解当然就比别人更为透彻苛刻，这样他也就有助于澄清谢安的意图，那些认为谢安是任人唯亲的议论因此作罢。谢玄被任命为兖州刺史，负责江北诸军事。他在京口、广陵等地招募骁勇善战的将士，得到了“世以壮勇称”（《晋书·刘牢之传》）的彭城刘牢之和“有武干，标悟简率”（《晋书·桓宣附桓伊传》）的桓伊等，在徐兖流民武装的基础上组建了北府兵。招募的北府兵成员大部分是由于北方民族的驱逐被迫流亡南方，有着切齿的亡国丧家大恨，因此他们个个作战勇猛，谢安正是看到并利用了这一点。有着卓越的军事才华的谢玄任命刘牢之为参军，率领这支精良军队英勇作战，所向无敌，战战告捷，迫使秦军退守到了淮北，十分畏惧，东晋趁机收复了沿线大片地区。谢安能“违众举亲”，证明了盖世才华的谢玄没被看错；而对于自己的出自中兴膏腴之族的女婿太原王国宝，因为他“少无士操，不修廉隅”，即使他是王坦之的儿子，心如明镜的谢安也能“恶其倾侧，每抑而不用”（《晋书·王湛附王国宝传》）。另外，他又任命桓冲监守荆江地区，增强桓冲的实力来翼护中央，平衡了谢、桓两支家族的力量。王夫之评论道：“谢安任桓冲于荆、江，而别使谢玄监江北军事，晋于是而有北府之兵，以重相权，以图中原，一举而两得矣。”（《读通鉴论》十四）正是高度评价了这个举措。有了政府专属的军队做有效屏障，国内一时民心融融，社会秩序安定。这样到了北府兵的组建之时，东晋一直未能解决好的中央与地方藩镇的关系，因有谢安、桓冲等人的配合，大有缓解，谢安已经完全成为维护东晋政权的中坚力量。
要达到“文武用命”，不但要有谢安的这种伯乐精神，还需要一个比较健全合理而又精简的行政系统作保证。太元六年（公元381年），谢安为了“御以长算”，“改制度，减烦费，损吏士员七百人”（《晋书·孝武帝纪》），规模实在可观，增强了官员的紧迫感与责任心，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这又是谢安的整体规划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只有秉承儒学厚德化物的宗旨，用“不忍之心”施政，才能安抚民意。谢安为着实现“和靖”而实施的最大德政，要算太元二年（公元377年）九月废除“度田收租之制”这一大手笔了。“度田收租”制度源于咸和五年（公元330年），当时“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亩税米三升”（《晋书·食货志》），在以前的按丁收租之外，又增加了按亩税米的附加税。这种制度实行后，“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王夫之《初学记》），这个税率已高达每亩八升。这样沿用到太元元年间，“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尤盛……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返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在江南土著聚居的三吴之地，对赋役的苛严繁重反应尤其强烈。为了缓解社会矛盾，保护东晋的“粮仓”，谢安主政的太元二年便“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税三斛，唯蠲在役之身”（《晋书·食货志》）。废除“度田收租之制”后，再按照“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计算，减少到了亩税六升，极大地降低了税率。
谢安实施的新税法均平口税和对服役者蠲免赋税的规定，相对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流亡的农民又回到土地上来，安心地从事农业生产。政府能痛下决心，轻徭薄赋，让利于民，带来了一片“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矣”（《晋书·食货志》）的盛况，难怪王夫之会由衷地称赞道“安之宰天下，思深而道尽”，“体天经以定民制矣”（《读通鉴论·孝武帝纪》）。
公元357年，苻坚即位，任用谋臣王猛，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旨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并广设学宫，奖励人才，使前秦经济迅速恢复，国力充实。晋废帝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温率师北伐前燕，进军枋头。前燕主慕容日韦向苻坚求援，许诺将虎牢（今河南荥阳泛水镇）以西的地区割让给前秦。苻坚派兵二万救援，迫使桓温退兵。但慕容日韦在晋军撤退后毁约，拒不割地。苻坚大怒，派遣王猛督师向前燕发动了进攻。前燕统帅慕容暐集结三十万军队在潞川（今浊漳河）一线抵御秦军，采取以逸待劳的守势，伺机反击。王猛派精兵五千，趁夜从小道绕至敌后，放火烧毁了燕军辎重，迫使燕军出兵应战。燕军大败，被歼五万余人。次年，苻坚又派王猛攻燕，斩燕军十万人。王猛率师兵临邺城，慕容日韦不得不俯首投降，前燕灭亡。
此后数年间，苻坚又派遣军队先后消灭了仇池（今甘肃成县西）的氏族首领杨纂、前凉、代国等割据势力，并在东晋孝武帝太元七年（公元382年）派大将吕光进军西域，相继讨平了西域三十六国，自西晋末年以来长期纷扰割据的黄河流域，终于重新实现了统一。
统一后的前秦皇帝苻坚踌躇满志，欲图以“疾风之扫秋叶”之势，一举荡平偏安江南的东晋，统一南北。他不顾群臣反对，硬是在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八月，亲率步兵六十万、骑兵二十七万、羽林郎（禁卫军）三万，共九十万大军从长安南下。同时，苻坚又命梓潼太守裴元略率水师七万从巴蜀顺流东下，向建康进军。近百万行军队伍“前后千里，旗鼓相望。东西万里，水陆齐进”。符坚骄狂地宣称：“以我百万大军，即使将马鞭扔到长江中，也足以让长江断流。”这就是成语“投鞭断流”的来历。
消息传来，京城瓦肆歇业，“东晋朝野震恐”。战，敌强我弱，犹如螳臂当车；不战，则会受尽屈辱，也许生不如死。于是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一向镇定自若、能力挽狂澜的谢中书谢安身上。而谢安也如平常一般，缓步出班，不慌不忙地启奏道：“前秦入侵，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从苻坚登基到现在前后才不过二十六年，即统一了整个北方，认为发兵灭晋也是易如反掌的，可惜我朝并非前燕，且王猛这位贤臣已死；发倾国之兵，号称百万，这也不足为奇，自从统一后，他已收罗了各部军队，但要说到战斗力就未必有‘百万’的实力。况且我们对苻坚灭晋之心早有察觉，早有戒备，在前秦军入侵徐淮之时，我们早已坚壁清野，没让他掠去大量的人力和财物；在京口、广陵等地，我们早已招集流民，由谢玄组建训练了一支英勇善战的北府兵，三阿解围，君川之捷，已经显露了这支军队的作战威力；最近，圣上又亲笔发诏，一方面减少官员的廪俸，事从节俭，一方面对鳏寡孤独者赐米相济，既得人心，又保证军费需要；还有自五月以来，桓将军出兵围襄阳，攻下益州五城，大长了我军的威风。这一切，都是我们对付前秦的战略手段，因此，我们大可不必惧怕苻坚的百万大军！”
谢安的一席话，安定了君心、臣心，孝武帝不再迟疑，下旨加封谢安为征讨大都督，谢石为征讨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全权负责迎战之事。受命之后，谢安当即下令，让瓦肆正常开业，不得抢购货物，以此安定京城人心。自己则回到乌衣巷内，让艺伶演奏丝竹管弦，一如平素，使前来问计的侄儿谢玄沉不住气，不觉打断琴声问道：“叔父，恶战大即，你身为征讨大都督，有什么安排，侄儿听令！”谢安慢慢道来：“不必着急，我自有安排。”
谢玄出去后，仍觉不放心，便让同来的吴兴太守张玄去问。没想到谢安见到张玄十分高兴，未等张玄开口，便命人“驾出山墅，亲朋毕集，方与玄围棋赌别墅”（《晋书·谢安传》）。张玄无奈，只得坐下对弈。原本张玄精通棋艺，谢安并非他的对手，但因这次心中有事，无心下棋，于是险象迭出，没几下就被谢安逼得走投无路。幸亏谢安的外甥羊昙在旁提醒，才不至于输惨。谢安打趣道：“心慌意乱，魂不守舍，终致败局。棋场如战场啊！”并随意将乌衣巷的一幢别墅赐予羊昙。
谢安每日邀亲朋好友游山观水、听曲赌棋，似乎根本没把战事放在心上。荆州刺史桓冲深忧京城有失，特遣使者送密笺与谢安，愿派三千士卒前来保卫京师，也遭谢安拒绝了。大家不知谢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都在心中默默祈祷：希望此时的谢安一如以前那样“神通”。
待京城人心安定后，谢安即召集征讨都督谢石、前锋都督谢玄、辅国将军谢琰（谢安次子）、西中郎将桓伊、龙骧将军胡彬、广陵相刘牢之等水陆两路将领集于相府议事，“指授将帅，各当其任”（《晋书·谢安传》）。各将帅领命而去，留下谢安坐镇建康，统筹指挥。
是年十月，苻坚之弟苻融率前秦前锋部队攻占了寿阳，俘虏晋军守将徐元喜。与此同时，前秦军慕容垂部攻占了郧城（今湖北郧县）。东晋援军胡彬在半路上得知寿阳失守，便退守硖石（今安徽凤台西南），等待与谢石、谢玄的大军会合。苻融又率军攻打硖石。苻融部将梁成率兵五万进攻洛涧（在今安徽淮南东），截断淮河交通，阻断了胡彬的退路。胡彬困守硖石，粮草用尽，难以支撑，写信向谢石告急，但送信的晋兵被秦兵捉住，此信落在苻融手里。苻融立刻向苻坚报告了晋军兵少，粮草缺乏的情况，建议迅速起兵，以防晋军逃遁。苻坚得报，把大军留在项城，亲率八千骑兵疾趋寿阳。
苻坚一到寿阳，立即派原东晋襄阳守将朱序到晋军大营去劝降。朱序到晋营后，不但没有劝降，反而向谢石提供了秦军的情况，他说：“必须赶在秦军主力尚未集齐之前，集中力量打击其先遣部队，只有这样才能获胜。”谢石起初认为前秦军强大，打算坚守不战，“欲不战以劳秦师”。听了朱序的话后，认为很有道理，便改变了作战方针，决定转守为攻，主动出击。
11月，谢玄派遣勇将刘牢之率精兵五千奔袭洛涧，揭开了淝水大战的序幕。秦将梁成率部五万在洛涧边上列阵迎击。刘牢之分兵一部迂回到前秦军阵后，断其归路；自己率兵强渡洛水，猛攻前秦阵。前秦军惊慌失措，勉强抵挡一阵，就土崩瓦解，主将梁成和其弟梁云战死，官兵争先恐后渡过淮河逃命，一万五千余人丧生。洛涧大捷，极大地鼓舞了晋军的士气。谢石挥军水陆并进，直抵淝水（今淝河，在安徽寿县南）东岸，在八公山边扎下大营，与寿阳的前秦军隔岸对峙。苻坚站在寿阳城楼上，一眼望去，只见对岸晋军布阵整齐，将士精锐。连八公山上的草木，他也感到类似人形，误认为是晋兵，颇为惊慌，对苻融说：“这是劲敌！怎能说他们是弱敌呢？”这就是成语“草木皆兵”的由来。
由于前秦军紧逼淝水西岸布阵，晋军无法渡河，只能隔岸对峙。谢玄筹划了一计，他一面命水师乘夜间在水下搭好舟桥，以供部队强渡时使用，一面又命刘牢之率领北府精兵八千人，选择浅水处列阵，随时准备交锋。接着又按谢安“攻心为上”的战术，派东晋的兵士，化装成流民，混入前秦军，与朱序联络，商定里应外合的办法。布置完毕后，谢玄就派使者去见苻融，用激将法对他说：“将军率军深入晋地，却紧逼河岸布阵，这难道是想决战吗？如果你把阵地稍向后退，空出一块地方，让我军渡过淝水，双方一决胜负如何？”前秦军诸将都表示反对，但苻坚认为可以将计就计，让军队稍向后退，待晋军渡河过半时，再以骑兵冲杀，这样就可以取得胜利。苻融对苻坚的计划也表示赞同，于是就答应了谢玄的要求，指挥军队后撤。
前秦兵大多是被逼走上战场的，原本士气低落，一听后撤以为前方打了败仗，就失去控制，阵势大乱。谢玄率领八千多骑兵，趁势抢渡淝水，向前秦军猛攻。朱序则在前秦军阵后大叫：“秦兵败了！秦兵败了！”前秦兵信以为真，于是转身竞相奔逃。苻融眼见大势不妙，急忙骑马前去阻止，以图稳住阵脚，不料战马被乱兵冲倒，被晋军追兵杀死。失去主将的前秦兵越发混乱，彻底崩溃。前锋的溃败，引起后续部队的惊恐，也随之溃逃，形成连锁反应，结果全军溃逃，向北败退。前秦军溃兵沿途不敢停留，听到风声鹤唳，都以为是晋军追来。晋军乘胜追击，一直到达寿阳附近的青冈。前秦兵人马相踏而死的，满山遍野，充塞大河。苻坚本人也中箭负伤，单枪匹马逃回洛阳。
晋军收复寿阳，谢石和谢玄派飞马往建康报捷。当时谢安正跟客人在家下棋。他看完了谢石送来的捷报，不露声色，随手把捷报放在旁边，照样下棋。客人知道是前方送来的战报，忍不住问谢安：“丞相，刚才送来的是前线的战报吧，战况如何？揪人心啊！”谢安慢吞吞地说：“小儿辈已破贼矣。”（《晋书·谢安传》），说得如此轻描淡写，以致客人自己抓过战报看了，才相信是真的，欣喜异常，掀翻棋盘，忘记礼节，高兴地大叫：“我们赢了，我们打赢了！”谢安送走客人，回到内宅去，他的兴奋心情再也按捺不住，跨过门槛的时候，踉踉跄跄的，把脚上的木屐的齿也碰断了。
淝水之战，前秦军被歼和逃散的共有七十多万，唯有鲜卑慕容垂部的三万人马尚完整无损。苻坚统一南北的希望彻底破灭，不仅如此，北方暂时统一的局面也随之解体，再次分裂成更多的地方民族政权。鲜卑族的慕容垂和羌族的姚苌等贵族重新崛起，各自建立了新的国家，苻坚本人也在两年后被姚苌俘虏杀死，前秦随之灭亡。此战的胜利者东晋王朝虽无力恢复全中国的统治权，但却有效地遏制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侵扰，为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淝水之战也成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载入军事史册，对后世兵家的战争观念和决战思想产生着久远影响。而谢安在此战役中起到了战略规划者和安定后方的作用，他的卓越才能，被时人称之为“士族之俊杰”。
五
淝水之战后，谢安以建昌公功拜太保，谢石被封为南康公，谢玄为康乐公，谢琰封望蔡公，一门四公，谢氏家族达到了荣耀的顶峰。可以说，淝水之战的胜利，不但是谢安近十年政治措施及活动水到渠成的结果，同样也是他政治生涯的一个光彩的句号。
当外来威胁刚刚得到解除，东晋内部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便又陷入了紧张之中。早在太元八年前秦百万大军逼压晋境，谢安、谢玄他们率领区区八万之众运筹帷幄的时候，孝武帝却在建康任命弟弟琅琊王司马道子录尚书事，不久又加职开府，领司徒，“把录尚书事的职务给司马道子，等于是分了谢安的相权”。谢安知道，自己家族的鼎盛之至是其他世家大族所觊觎和不容的：因为“功高震主”，皇室也不会放心自己。谢安上疏辞让太保和封爵，未被获准，于是想到了隐退。但鉴于朝廷局势不稳，想到自己“父子皆著大勋，恐为朝廷所疑”，这时桓冲去世所留下的荆、江官职的空缺也不能给谢玄，而桓石虔“有沔阳之功”，正可以奖赏升职，又“虑其骁猛，在形胜之地，终或难制”，便又一次采取“和靖”的方法，“以三桓据三州”，让桓冲的侄儿桓石民镇荆州，桓石虔镇豫州，桓伊镇江州，使“彼此无怨，各得所任”。这样，就又一次平衡了桓、谢两家。然后自请出镇广陵（今扬州），驻扎在步丘，并在那里盖了一个小城堡，名曰新城，来避开京城的矛盾。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公元385年），从大局出发的谢安，正式从东晋政治舞台的最前台退出。
东山的风情、东山的生活一直是谢安所念念不忘的，哪怕是身居高位时，也是不能忘怀，退居广陵时，更是日思夜想。于是在首都附近仿照东山的形势筑起了一座土山，游憩宴饮，寄怀欣赏。《江南通志》载：“东山在江宁府城东南三十里，一名土山。晋谢安先隐居会稽东山，既出，心尝思忆，因筑土为山拟之，寄怀欣赏。”当然他还想北伐收复中原，完成自己最后的心愿。可惜终因积劳成疾，身染沉疴，到广陵不久即病重。请求还京，得到皇帝恩准。当谢安听说他的马车行至西州门时，猛然想到自己的夙愿未能实现，于是感慨万千，怅然地对身边亲信说：“昔桓温在时，吾常惧不全。忽乘温舆行十六里，见一白鸡而止。乘温舆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鸡主酋，今太岁在酋，吾病殆不起乎？”于是上疏请求辞职。皇上派人传达旨意，以示慰问挽留。可惜一代名臣，于太元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公历10月12日），带着遗憾，一手拉着嫡孙谢混，一手牵着幼孙谢澹，口念“东山”，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六岁。
名臣离世，东山为之俯首，江淮为之呜咽，京都吏民，无不为之举哀。皇上接连三天在殿上当众表示哀悼，并赐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服一袭，钱百万，布千匹，蜡五百斤，追封谢安为太傅，谥号“文靖”。因为谢家在城外没有自己的宅院，皇帝命令在谢安城里的公馆里办理丧事。到了下葬时，举行了特殊的仪式，全依照大司马桓温办理丧事的旧例办。又因平定苻坚有功，改换封号为庐陵郡公。他出镇广陵时，在城北筑起的土堤纤道，后人为纪念他，也改成“召伯埭”。
按照东晋惯例，大臣死后，当由其子侄中的杰出人才承继相业，如在谢安之前，晋相王导病逝，其兄弟子侄几乎全居重位；前相庾亮死后，其弟庾冰、庾翼相继握有重权；又如郗鉴辞世，其子郗昙、郗愔分镇京口等地重镇；桓温死后，其弟桓冲统率其部。但这一次，朝廷在谢安身上打破了惯例，排挤了谢氏族人中的杰出者进入东晋权力中枢，大权由司马道子掌管。
谢安的坟墓，据唐姚思廉所撰之《陈书·始兴王叔陵传》载：“晋世王公贵人多葬梅岭。叔陵母（彭氏）死，求于梅岭葬之。乃发故太傅谢安旧墓，弃去安柩，以葬其母。”此事，离谢安逝世不到一百五十年，一代名相谢安，死后不仅没有得到恰当的评价，墓前还立了一块无字碑，让后人无从知晓墓中主人姓名和业绩，着实令人嗟叹！
幸好历史是公正的，东晋王朝自司马道子专权后，朝政日非，风流渐尽，逐渐走向灭亡。最后，由“北府兵”在刘裕的统率下出来收拾残局，“终移晋宝”。谢安的为政风范和丰功伟绩，历代文人皆有赞颂和缅怀之作。唐代大诗人李白留下了“未向东山久，蔷薇几度开。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之句；王安石更是对谢安的功业赞颂有加：“谢公才业自超群，误长清谈助此纷。秦晋区区等亡国，可能王衍胜商君。”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有感于当时山河破碎的现状而怀念谢安东山再起，决胜淝水的气度和魄力，抒写了“岂少名山宇宙间，地因人胜说东山。江拖银练秋波淡，峰削芙蓉翠峰环。别墅有棋沙缉缉，断碑无字藓斑斑。几更梵宇勋名在，不与蔷薇一样残”的咏怀诗。到了清代，浙江道台、诗人阮元也对谢氏一族“兼将相于内外，系存亡于社稷”的历史功绩倍加赞赏：“云水东山春放船，谢安裙妓忆当年。苍生寄托伤温浩，青史功名冠石玄。扪虱有人知唳鹤，围棋无暇笑投鞭。”一代名臣谢安，连同他的“东山再起”必将世世代代为人们所颂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