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题目一出来，人们就会骂我“不正经”、“流氓”，或者以为我是做小姐的，有多么丰富的性生活经验，要不何以论得出“做爱”来？
事实却是这样的。我早起，出恭，顺手翻看书架上的《南方周末》报。我家的厕所里放一个书刊架，方便阅读。这样做，科学是不提倡的，但爱好阅读，就反科学了。继续我的话题，《南方周末》报刊登了梁晓声的文章《记我的学生余德树和杨燕群》，让我再一次深刻感受到当教师的幸福。
过后我把这篇文章推荐给诗人看，希望也能引起他的思考。此刻他还拥在被子里看书，见他胖胖的大肚子，我想起了猪和《猪之歌》，便对着他的耳朵唱道：“猪！你的肚子是那么鼓，一看就知道受不了生活的苦。”
“见到漂亮姑娘就嘻嘻哈哈，不会脸红也不会害怕。”
他听到这儿接茬儿了：“见到漂亮姑娘就嘻嘻哈哈的，不能做爱，大不了是个生活作风问题，与做爱没关。做爱是很严肃的。可是中国却把做爱看做流氓行为，是不对的。无论是官员还是平民百姓都这么看，这是对人性的最大污辱。我一会儿要写篇文章‘论做爱’。”
说完，他也拿着我推荐的文章去了卫生间。
他对做爱的论述让我震惊……
我好像被他点拨了，其实，我是传统的，我对人性的认识一直是很“左”的，总是夹杂着革命的味道。大概与我学的这个专业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什么的，都是政治理论。我一度把政治理论看做是最理性的东西，现在看来他们根本不是理性而是革命，革命是什么？是人性的异化！
中国关于做爱的偏见还有一个理由，源于孔老夫子，他用理性约束人性，用道德制约人性，他把人的价值仅仅看做是对社会道德秩序的遵守和维护，而否认个人生存的快乐。在他看来，个人的快乐是“私”，“私“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孔子的观点用哲学来剖析就是形而上学，没有全面地看问题，只看到了人性的社会一面，而忽略了人的个体的生存，属于一叶障木不见泰山一类的错误。
做爱，是人生存快乐之一，是人性的重要内容，它在中国被否定两次，一次是孔子，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想。我今天论述做爱就是给它正名，恢复它在人性中的合理地位，让人们正视它，给人以快乐。
快乐人生，不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政府都不会反对的，这就是我论述做爱的真正目的和由此而产生的话题。
至于做爱所涉及的伦理道德问题，则是我下一次所讨论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