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这个县，一天中午，其中的一位朋友正在为我讲述一件事。这是一件关于错案的事，时间跨度很大，虽然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却一直延伸到这个世纪初，几乎是一个人大半生的经历。我被这件事牢牢吸引住了，几乎忘记了喝酒。也就在这时，另一个当地的朋友忽然笑了，他指着一个为我们端菜上来的中年男人说，他是这个小饭馆的老板，有机会也可以让他讲一讲他家的事。这时我才注意到这个男人。这男人约摸四十多岁，虽然表情木讷，两个眼睛却很亮，一闪一闪的透出精明。他一直在默默地为我们倒茶端菜，似乎并不在意我们说话的内容。那个当地的朋友指着他对我说，他祖父当年也是红军，还打过游击，前几年刚刚去世，活着时经常坐在这路边，一边抽烟喝茶和人们聊天。我听了有些意外，看看这个朋友，又抬起头看了看这个小饭馆的老板。这个朋友似乎看出我在想什么，又说，当年在我们这里，这样的老人有很多呢。
这一次从江西回来，我的心里还一直还在想着在赣南路边小饭馆里听到的那个关于错案的事情。事情的本身已经很曲折，也很有传奇色彩。但是，我还需要细节。我知道，只有有了足够的细节这个故事才会有生命。于是，我又拿出那个红色的笔记本，按时间顺序翻到1935年。
这应该是这件事发生的那一年。
根据笔记本上记载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个笔记本的主人在这一年显然仍还在赣南，而且一直坚持采访，因此记载了大量的人和事。为此，我不由得对这个前辈充满敬意。可以想像，他在当时的采访环境绝不像我今天这样坐着汽车喝着矿泉水，他甚至要冒生命危险。我决定在他采访的这些人和事中打捞一些细节。同时，那个路边小饭馆的老板，他的祖父也一直让我难以忘记。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面对的竟是一个错宗复杂的事件和一堆零散的细节。一天深夜，我突然想到，我可以用数学中柘朴的概念建构起若干个叙事空间……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他身材适中，肤色黝黑，眼睛里像蒙了一层令人难以察觉的阴霾。但这阴霾的后面又似乎还有内容，因此，显得有些深邃。我和他握了一下手，请他坐下。他就在我的对面坐下来。我叫李祥生。他说。他的声音带着沉重的胸腔共鸣。我点点头，表示已经知道了。我注意到他没穿警服，只穿了一件有些随意的米色茄克衫，里面是深色的圆领T恤，给人一种很干练的感觉。
是的，他又说，周云的案子当年是经我手办的。
我问，是你自己……私下办的？
他说是啊，我没告诉单位领导。
我又点点头，就取出一只录音笔打开，放到他面前的桌上。我这样做是在告诉他，他可以开始了。他显然懂了，于是稍稍沉了一下，就开始讲述起来……
这应该是将近三十年前的事了。我1982年毕业于这个城市的师范大学数学系，也就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在那个时代，大学生毕业还要由国家统一分配。按当时的分配政策，师范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是一律要去中学当教师的。但那时候，中教界的待遇还很低，因此一般没有人愿意去。当时我们班有一个叫李大庆的同学，他父亲是这个城市公安局的副局长，于是公安局就专门为他给了我们系一个指标，是去公安局下属的劳改局，到监狱工作。但是，这个李大庆一听说是去监狱，干部子弟的脾气就上来了，死活不肯去。可指标既然下达我们系，再想要回去已经不可能，于是也就由我们系自己支配了。当时我是系里学生会的干部，不仅表现积极政治条件也很好，系里就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去劳改局。那时警察还不叫警察，叫民警，说实在话，我对当时的民警印象并不好，觉得那些人穿着一身蓝不蓝绿不绿的警服不想着如何为人民服务，却整天狐假虎威地吓唬老百姓。可是转念再想，去劳改局当民警总比去中学当老师强，于是也就答应了。
就这样，我来到劳改局，被分到西郊监狱。
我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接触到周云。我刚到监狱时，一穿上这身警服感觉立刻就变了，竟有了一种很庄严的责任感。我每当看到自己帽徽上鲜红的国徽，就觉得是代表国家，代表政府，更代表我们强大的国家机器。因此，我对工作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很认真，对每一个细节也从不掉以轻心。我下定决心，要对得起国家给予的这份信任。
我渐渐发现，关在001号监室的犯人有些不太正常。
这个犯人就是周云。她当时六十多岁，据同事对我讲，已在这里关了十几年。我曾经看过关于她的材料，她是因为历史问题被判刑的。据案情记载，她的原籍是江西赣南，祖辈务农。她在三十年代初投身革命，后来还曾经参加过游击队。1934年秋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她继续留在苏区坚持对敌斗争，但后来被捕就叛变了革命。据说当时被她出卖的人很多，其中还有我们党一位很重要的领导同志。因此，她的刑期也就很大，被判的是无期徒刑。
我听同事讲，这个周云的认罪态度很不好，这些年来一直拒不接受改造，坚持说自己有冤情，在监室里不停地写申诉材料。但她的申诉材料只到监狱这一级就被扣下了，真转上去不仅毫无意义，也只会给上级领导增添不必要的麻烦。于是，从此之后，监狱索性就给周云准备了大量的废旧纸张，只要她想写就为她无条件提供，待她写完之后，只要将这些废纸从一个角落放到另一个角落也就是了。周云渐渐地似乎也明白了这个道理，于是再写完材料之后就不交给监狱方面了，而是一页一页地撕碎，然后一边喃喃自语地嘟囔着，将这些碎纸一把一把地从铁门上的窗洞里扔出来。那些扔出的碎纸像一团一团白色的蝴蝶，在监房的楼道里上下翻飞。监狱方面认为周云这样做严重地破坏了监房的环境卫生，因此三番五次向她提出警告，如果她再这样肆意乱扔纸屑就要根据有关的监规对她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但周云却置若罔闻，不仅我行我素，而且向外抛撒的纸屑也越来越多。渐渐地，那些纸屑甚至将她监室门口的地面都白花花地覆盖起来。
看上去，像一堆蝴蝶的尸体。
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天傍晚临近下班时，我从001号监室的门前走过，看到一地的烂纸，就找来一把扫帚想清扫一下。我将这些烂纸扫到一起正准备倒进垃圾箱，不知怎么突发奇想，就蹲到地上将几块碎纸拼在一起，想看一看这个周云究竟都写了些什么。然而这一看，竟让我大感意外。周云写的虽然密密麻麻，内容却很简单，翻来覆去只是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在来回重复。但这些字我仔细看了一阵，却都无法辨认。
我立刻感到很奇怪，
难道……她一直写的就是这样一些东西？
我当即决定，将周云最近一段时间写的材料都找来看一看。我立刻来到监狱的资料室。那时资料室还形同虚设，平时几乎没有人去查阅资料。在资料室的里面还有一个套间，是一个只有十几平米的房间，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库房，用来存放监狱里一些没用或废弃的文件资料。我知道，周云这些年来写的申诉材料，应该都被搁置在这里。我在一个满是灰尘的角落里果然找到了这些材料。这些材料竟然整整地装满一箩筐。我大致翻弄了一下，显然，放在最上面的应该是最新写的，越往下时间就越早。我拿起最上面的几页纸看了看，都是同样的字迹，也是那样的密密麻麻歪歪扭扭，但如果仔细看却无法辨认出究竟写的是什么。再往下翻，我忽然发现几页纸。这几页纸是夹在一摞散乱的纸中，用一个曲别针勉强别在一起，虽然字迹同样的潦草怪异，但如果仔细看，竟然能看出所写的内容。
我立刻将这几页纸拿出来，带回到宿舍。
在这个晚上，我将这几页纸很认真地看了一下。这显然是周云某一份申诉材料中的一部分，写的是她当年在游击队里如何与丈夫结合，后来又是如何离开游击队的一段过程。这几页材料虽然字迹还能勉强辨认出来，却断断续续，词语不仅不连贯也有些凌乱，我几乎看了大半夜，才通过自己的理解和想像将她所要表达的意思重新梳理再拼接起来。据她在这份材料中说，她当年的丈夫叫罗永才，她和他是在1935年初春走到一起的。
那时中央主力红军已经战略转移，也就是开始了后来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留下的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关以及红军24师也已经分九路突围，苏区完全被国民党军队战领，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因此留下坚持斗争的地方武装，生存环境也就越来越残酷。当时为了便于隐蔽和相互照顾，游击队员一般都是男女相配，也就是说，大都是夫妻。周云所在的这支游击队一共有十七个人，其中八对是夫妻，只有周云一个单身。她那时还只有十八岁，每天钻山林住岩洞，别的女游击队员都有丈夫在身边照顾，她一个女孩独自面对这一切艰难的程度自然可想而知。后来罗永才就从别的游击队调过来。那时罗永才二十一岁，也是单身，生得魁梧壮实也很热心帮助战友。于是游击队的领导帮他们撮合，就这样，两人走到了一起。
关于罗永才后来牺牲的过程，周云在这份材料中是这样记述的。
那一年开春，由于国民党的几十万军队占领苏区之后不断“清剿”，斗争环境也就一天比一天艰难。就在这时，游击队突然接到上级一个特殊任务，说是要护送中央机关的一位重要领导同志去粤北，只要进入粤北境内，那边的游击武装自会有人接应。但是，周云这时已经怀有身孕，而且妊娠反应很严重，总是不停地呕吐，身体也非常虚弱。游击队领导考虑到这一次任务的特殊性，就和周云商议，让她下山去休养一段时间，待生了孩子再想办法归队。但周云的家虽然就在山下，可是她离家已经很久，估计家里已没有什么人。于是罗永才考虑了一下，就让周云先去他的家里。周云就这样，在一个傍晚离开游击队，独自下山去了罗永才的家。所以，周云的这份材料写到这里特别强调，她那一次离开部队并不是临阵脱逃，而是奉了游击队领导的指示，暂时下山去罗永才的家里生孩子。
罗永才的家是在山下的下屋坪村，与周云的家只隔着一架山。所以，周云对去他家的路还比较熟悉。在那个晚上，周云摸着山路好容易来到下屋坪村罗永才的家里。罗永才的父母还都健在，他们一见这样一个眉目清秀的儿媳突然带着身孕来到家里，就如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自然都喜出望外。一番问这问那之后，见她由于长期钻山林风餐露宿，蓬头垢面身上肮脏不堪，就赶紧忙着烧水让她洗一洗身上再换了干净衣服，然后又找出家里的粮食为她做饭。就这样，周云就在罗永才的家里住下来。那时国民党的保安团正在到处搜捕红军家属，所以罗永才的家里一直说罗永才是去赣江下游为人家运木材了。因此这一次，他父母就对村里人说，周云是罗永才在外面娶的媳妇，现在怀了身孕才送回家来。村里知情的人立刻心领神会，于是也就都帮着罗永才的父母遮掩。因此，周云到下屋坪村并没引起人的怀疑。
出事是在几天以后。
关于这一段记述，周云材料上的字迹更加潦草，因此辨认起来也就更加困难。但语句却突然一下流畅起来，也明显的有了一些条理。据材料上说，出事是在一个上午。当时周云正躺在家里的竹床上。她这时妊娠反应越来越重，已经虚弱得无法起来。就在这时，一个叫赖顺昌的人带着几个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闯进家来。这赖顺昌原本是附近前樟坑村一个游手好闲的懒汉，只靠偷鸡摸狗混日子。红军主力转移以后，地主劣绅卷土重来成立了“义勇队”，赖顺昌就去投靠了“义勇队”，整天带着保安团的人到处搜寻苏区干部和红军家属。在这个上午，赖顺昌带人闯进来，看到躺在床上的周云，就转身对一个又矮又瘦军官模样的人说，就是这个女人。
那个矮瘦军官走过来，朝周云看了看问，你就是周云？当时周云听了立刻感到奇怪，她来到罗永才家之后，已经改名换姓叫温秀英，她摸不清楚这些人怎么会知道自己的真实姓名。但她没动声色，只是对这个矮瘦军官说，我不知道周云是谁，我叫温秀英，是罗永才的女人。罗永才？那个矮瘦军官微微一笑说，我们来找你就是因为罗永才。他这样说罢又朝身边的人做了一个手势，就转身出去了。几个士兵立刻过来，从竹床上拉起周云架着就往外走。罗永才的父母一见连忙扑过来挡在门口。这时赖顺昌就走过来说，你们不要找麻烦，田营长是让她去认尸的，只要认完了尸首立刻就会放回来。罗永才的父母一听说是让周云去认尸，立刻都惊得呆住了。那几个士兵趁机就将周云架出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