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刚发布消息的短短半小时内，白静就接到了好几家中介的电话。中介都对白静讲，自己愿意承租白静的房屋，再转租给别人，其间还会负责帮白静打理房屋。白静觉得这样也比较省事，于是选了一家还比较合适的中介，与之签订了租房合约，后来的事情比如是谁租了自己的房子，租金是怎样的，白静也不用管了。
那么，中介租下白静的房屋到底是做什么用途的呢？这里可是有大文章可做的。
中介租下白静的房屋，无非是要再转租给要租房子的人。除了和白静的租房合约，中介还需要与下一位租房者签订一份新的租房合约。所不同的是，中介在两份租房合约中，身份和地位是全然不同的。第一份合约中，中介是房客的身份，而第二份合约中，中介由房客摇身一变做了房东，中介的这种房东关系也称为是“二次房东”，前后签订的两份合约称作是“两方约”。中介所要做的文章，就是两方的差价，在第二份合约中制定一个更高的租赁价格。这样，中介就有利可图了。
房产调控措施出台后，房地产市场受到了一定的打击，众购房者开始处于观望状态，成交量也明显下降。中介机构因为少了业务，经营收入自然下降了。为了寻求新的利润源泉，中介盯上了房屋租赁市场。中介开始在市场上寻找一些租金低廉的房源，借着中介的身份，以及帮房主打理房屋之便，很容易就将差价收入囊中。假设将这种个别行为推广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中介们不仅仅是得到了差价的利润，最重要的是使得租金不断上涨，从中获取利益。
小方同白静一样，也有一套闲置的房产，打算出租。小方是直接找到的中介代理机构，希望他们找到有意的寻租者。小方同一个中介的工作人员商量，工作人员问小方愿意以多少的价位出租，小方说差不多2000—2200元一个月，并且具体介绍了一下房屋的情况。工作人员听完，低声地悄悄告诉小方：“你这个价定得太低了，周围的房租都涨了，按情况你涨个几百块钱也是合情合理的。”小方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于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涨了200元，交给中介打理了。
小方遇到的情况中，中介的行为是更加明显了。中介名义上为和小方一样的招租者提供房屋租赁代理服务，只要招租者提供房源，中介就可以为他们找到满意的房客，并且商定一个客观的价格，中介也会负责房屋的看管和一些财产的保护。站在一个招租者的角度，听起来，似乎挺不错的呦。只是，中介能有这么热心吗？只不过是有自己的小算盘而已。提供租赁代理服务的时候，中介完全有机会同招租者直接接触，再说几个合情合理的理由，相信抬高房租没有哪一个招租者是不愿意的。一旦大多数招租者都要提高房租时，租金的上涨趋势是确定无疑的了。在这里，中介达到了炒作租金的目的，另外也同样可以获得赚取差价的机会。
不过，暗地里劝说招租者提高租金，以及靠提供房屋租赁业务来赚取差价等等的行为，毕竟不怎么光彩。另外，招租者从中也获取了不少的好处，双方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链条。私底下的某一种不成文的协商，所换来的灰色收入，谁都不会傻到要把它抖露出来吧。所以，有媒体曝光出这种猜测时，中介机构矢口否认。
相信各大报纸、电视等媒体上，都可以看见中介机构的代表们一张张真诚的脸，以及面对这些猜测时候，那些无比委屈的表情。那些表情仿佛就是在说：冤枉哪，我比窦娥还冤枉呢。对这些猜测，中介们众口同声，有一种非常规范的解释：怎么可能呢，我们哪有那么大的力量，不说其他的，千千万万个房主都不受我们的控制，房租也不是我们说涨就能涨的。表面上看起来有一些逻辑，不过也难逃撇清责任的嫌疑哪。
中介“黑钱”
小李是深圳市一家房地产中介机构的工作人员，他工作的地方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梅林地区。有一次同朋友谈起租金猛涨的怪相时，朋友怂恿他作为房地产中介行业的内部人士爆一点料，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于是，小李讲了他们公司的一些做法。小李说，他们公司在梅林地区分布着比较多的店面，可以说在那个小区域范围他们公司作为房地产中介，占据着比较强的信息垄断地位。往往，房东也是根据中介所挂牌出来的交易价格来确定房租。
他们公司，有时候会在某一天早上突然将所有的挂牌交易价格都提高，并且每一家店面都同样提高价格。这样，在这一个小区域范围内，房东看到了公司所挂牌出来的价格，由于受到了统一、错误、人为的信号的误导，房东们不自觉地产生一种认知，那就是房租真的涨了。房东们在中介的诱导下，也加入了哄抬租金的行列。
大学毕业两年的陈建华和其他两名同事一起租住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原先的租金是1200元/月，前几天房东却忽然打电话过来，语气很是生硬：“如果想继续住这个房子，每月至少2000。”这样的涨幅让陈建华很难接受，毕竟目前的收入并不算太高，房租分摊到每个人身上，也一下子多了近300元，再加上煤电气费用、上网费、物业费，七七八八扣下来，每个月的工资都所剩无几。
无奈之下，陈建华来到房产中介处，想要找一个新的房子。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看房的价格已经涨成了按次收费：单间或一室一厅，60元/次；两室一厅或三室一厅80元/次；门面房100元/次。在陈建华的印象中，春节前还是30元/次的啊，但要自己去找房子，又实在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陈建华只好接受了这个价格，抬头一看中介门面上的租房价格，陈建华吓了一跳，报出的租金惊人一致，竟然都上涨了20%—50%不等。
好不容易租到了新的房子，还要先付给中介一个月的房租作为中介费，房东那里则是押一付三，没得商量。这一下子，陈建华两三个月的工资又泡了汤。回到租住的房中，陈建华很是郁闷，便上网发了一个帖子，很快得到了热烈回应：“完全是中介在炒作啊，你看看新闻。”陈建华一搜索，果然如此，原来自己实实在在当了一回受害者。
不承认自己有能力炒作租金，想必中介机构是过分谦虚了吧。至少，从小范围来讲，中介机构密集的门店分布，是完全有可能在这个范围内造成一种信息上的误导传递，这个范围从某种意义讲也是中介的势力范围。中介机构当然是完全有能力，通过某一种显性的或者是隐性的行为来对房东的定价产生一种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影响。
小刘是北京市海淀区展春园的一位业主，某一天他在房门口发现了一张传单。打开之后，才发现原来是某一知名中介机构写给业主的一封建议信。信的内容大致讲，展春园各种居室所应该定的合理的价格水平，如果有业主觉得目前的房客所缴纳的租金比较低的话，可以联系中介，中介会帮业主联系到理想的房客，当然是按照理想的价格。小刘发现，不止他家的门口，基本上小区内的所有业主都有这样的一封信。
事实上，按照小刘所说的，园区内原来所定的租金水平还算合理，但是中介给出的价格水平却是远远超出了正常的价格，有点虚高。这么看来，中介的意图有那么一点点阴险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利益面前人很容易暴露出自己的弱点，房东看到这样一封建议信，很难不动心是吧。这时候，刚好正值半年或者是一年的续约期限，房东可以以此作为理由，要求房客加价，即使房客不愿意加价，房东也不会担心了，因为还有中介机构做靠山。只要有一个房东这样照办了，其他房东也会纷纷效仿的。如此一来，恐怕整个小区的租金水平都得提高一大截了。
暗招用了，明招也使了，中介机构也会常常回味一下房地产市场上用的损招，比如捂盘哄抬价格。谁说捂盘只能用在房地产市场上呢，房屋租赁市场上照样可以运用自如。如白静和小方遇到的情况一样，中介会通过网络、门店等各种途径，打探消息，寻找各种价格比较低廉的租赁房源。事实上，中介机构可以说是拥有一家房屋银行，银行里存的不是现金，而是货真价实的房屋，其中就包括大手笔的租赁房。
中介会与原房东签订一份租房合同，并且索要一定的空置期，在这个时期内中介是不会将这些租赁房放进市场的。租赁市场的房源变少了，需求却在不断地增加，整个租赁市场变得供不应求，中介适时说要提高价格，因为市场规律的作用嘛，当供不应求时，价格要高于价值。这样，中介既炒作了租金，又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理由。真是，滴水不漏的做法，完美的解释，岂止是一举两得呢？
由此看来，租金上涨，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被中介忽悠的，由此造成了市场上一定的恐慌。中介机构反复强调租金在暴涨，媒体接着也说涨幅很厉害，于是房东们纷纷以此为理由，大幅上调租金，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是市场上信息不透明、不公开导致的。因此有人说，租金的上涨，是中介机构和房东共同牟利所造成的结果。其实，诚然房东从租金上涨中获得了直接的利益，但是在整个棋局里，那只不过是一些蝇头小利。中介只不过是以这些蝇头小利为诱饵，把房东当成自己的一颗颗棋子，在众人面前布局了一个陷阱。中介机构才是受益最大的赢家。
中介热衷于房屋租赁业务，并不仅仅是想得到那些差价的利益，它想谋取的是一块更大的肥肉。正如一向胃口极好的人，吃吃素食差不多只够塞牙缝，怎么能吃得饱呢？房价上涨了，可以在承受范围内，因为可以不买房。可是，房租上涨了，总不能不租房，人总得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中介通过各种手段炒作租金，租金一再地上涨，一次次引起我们的关注，刺激我们的神经。慢慢地当租金上涨的程度终于超出了我们经济上和心理上可以容忍的限度，只有一种结果，租房不如买房。最终，我们的劳动所得在一部分以租金的形式交给中介外，其余的又将以房款的形式落入他们的口袋。假如说，中介炒作租金是一场诡计，那么它的背后却是一场阴谋。
如果政府或公共机构完全可以提供一个公开信息的统一平台，发布权威的租金信息，租房人和房东谈判时，就可以有一个价格基准，而不是任由这一地区的中介和房东漫天要价。但截至目前，房租上涨这件事情除了媒体鼓噪两声外，没有部门过问也没有人管理。房租上涨到底是归物价部门管，还是工商部门管呢？或者，是那个无所不在的发改委？谁也不知道，谁也没有见过。
无奈的租房客们只好要问了，假如租住的房子发生了刑事或民事案件，公安部门就会介入调查，问物业，问房东，问相关人员，中介们也很可能被叫去喝喝茶。但对于房租这件事情，到底谁来过问呢？就任由中介这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手，贪婪地抽去我们口袋中所剩不多的一点银子吗？
央视财经频道认为房屋租赁市场的高租金时代来临。时下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型城市房租上涨明显，2010年6月到2011年5月，全国CPI指数由3.1上升到5.3，我国房屋居住类价格涨幅更是高于CPI的涨幅。租房者普遍觉得房租上涨幅度明显高于工资增长幅度，而房主也表示因为银行加息等原因导致还贷压力增大，只好提高房租来转嫁压力。
中国经济学者羊慧明认为，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楼市，是一个典型的“庄控”现象。“地王”类似被庄家操控的示范标杆庄股，比如当年股市黑庄狂拉亿安科技，无非是要把所有庄股股价预期推高。不断把新“地王”拔高，其标杆效应自然也会把本区域本城本地的地价房价预期都节节拉高，开发商原来囤的土地和在建项目都将受益，所以开发商不怕天天刷新“地王”天价，政府也乐见土地财政暴增，也不断拔高起拍价火上浇油。
内地楼市正在克隆香港的模式：一旦把“地王”炒高到世界之最的天价，拿得起地的开发商就越少，最后形成寡头垄断，他们就可以随意拔高房价，牟取惊人的暴利。靠非理性疯狂拉高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拉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并可能使整体经济和社会受害，最终榨干那点社会财富。
房价地价房租的上涨是有极限的，这个极限就是民生承受力和资产的全球性价比。远远脱离民生承受力和国际估价标准的超高房价是撑不住的。物业税将使天价豪宅拥有者每年支付数十万元乃至数百万元税款，那些囤了几十套上百套房子的人将支付不起物业税，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抛售，最后的“地王”将引领地产商和炒房者的破产倒闭潮，就看哪些傻帽去接最后一棒了。
当前，投机炒家及房地产利益集团非常容易影响舆论，能量越来越大的炒家，往往是左手炒大宗商品，右手炒股票，不仅炒高大宗商品价格可以牟取暴利，同时他们“春江水暖鸭先知”，又在股票市场炒高大宗商品公司股价赚取双重暴利。地产商则希望通过炒作“通胀预期”鼓动又一轮全国炒房热，牟取暴利。利益集团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惜祸害整体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