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称“借书”为往事，是因为它在我的生活中是昨日之景，今日不再重现。回想一下，虽然现在天天在读书，但已经十年没借过书了，也没有人向我借过。如今网络书店和网站读书频道，像一场飓风席卷而来。书不用再借了，足不出户，想读就读。
借书，在记忆中是无法淡去的。它曾经是一代人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是生活内容的一个部分，其中包含的细节，有比书本身更深长的意味。上个世纪，文娱生活贫乏，书与电影几乎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全部。彼时借书，如赴心灵之宴，意味着去接受一个未知的、精彩的世界。去借书的路上幸福感很强烈，如同去跟恋人约会，是一件让人心动的事。
为数不多的电影里，常出现书的镜头。公园的长椅上，两位地下党接头，一位手持一本雨果的《悲惨世界》，这是暗号，接上了；恋人在湖边约会，男青年手持一本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话题由此展开；或者某位侠客去图书馆借某本书，打开，书页被剜去，藏着一只勃朗宁手枪。当时人的精神世界比较单纯，所接受的新事物也少，难免为此兴奋和激动，觉得外国作者人名和书名特洋气，书中藏枪，感觉特神秘。这是早期的诱因，让许多生活中很自尊的人，在今后的借书环节上，死皮赖脸，矢志不渝。
因为匮乏，往往书会成为那时人们的珍爱。记得我的三年级语文老师将水浒故事讲得引人入胜，传说中他有本《水浒传》，几位同学寻机溜进房间搜寻未果。全班依次去借，无一例外都哭着回来。后来才知道，确实有套《水浒传》被层层旧报纸包着，被老师掉在屋梁上，一群蜘蛛在上面织网捕虫，娶妻生子。我经过他房间的时候，总不禁对门缝里瞧瞧，觉得屋子里热闹又神秘，不仅住了老师，还住了梁山一百单八将，还有阎婆惜、景阳冈的老虎。
高中课堂上，正上袁枚的《黄生借书说》。有同学问，老师您借过书吗？老师不知是计，顿时眉飞色舞，唾沫似绵绵细雨把坐在全排同学的后脖颈都给淹湿了。下课铃响，全班一起起哄：“书非借不能读也”，一起拥到老师房间，抢光了书架。老师哈哈大笑——他终于豁出去了，自己动手干脆把那张“谢绝借阅”的字条也给揭了。
那时，在人际交往和增加感情方面，借书是很好的媒介。一位好友的爱情故事正是从借书开始的，高中时，身后的女孩秀外慧中，于是他不断地回头向她借书，把脖子都扭酸了。渐渐书中夹了个字条，字条的内容由浅入深……由于他悄悄进村，感情瓜熟蒂落方为人知晓。而那些像苍蝇嗡嗡闹的一群，都被她严词拒绝。后来，我询问了我身边的六对夫妻，他们中的男人坦白，都是以“借书”做掩护，才把“贼心”发展到“贼胆”的。
物质条件的极大满足，填平了人的欲求。面对精神的美味，已经不再有饥饿感。当物质与精神的粗粮，将我们重重包围的时候，无论什么也不能让人觉得新奇，一切都司空见惯。包括想读一本书，太容易满足了，点一下鼠标即可。无须借书了，也告别了借书之趣。
因此，我常常怀念某段时光。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我刚刚分配到单位，青春而热情。与朋友凑在一起就讨论一本书，而不是房子、车子、股票。然后约好了，去彼此的住处借阅。
回来的路上，阳光总会很好，走在和风中，持一册书在手，自觉文雅而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