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邈是我国隋唐时期伟大的医药学家和养生家，千百年来在中国影响极为深远。历史文献多称其名“思邈”，亦称其为“处士”、“隐士”、“真人”等，从清代晚期以后又被誉为“药王”，甚至一些地方称其为“药王菩萨”，台湾高雄鼓山亭称其为“天医大帝药王”，也有人认为他是“道士”。
1.从孙思邈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看孙氏与道教的关系
（1）从社会条件与环境看
孙氏诞生之时，正值南北朝战乱频繁、政权更迭之际。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应该说是一个“乱”字。战争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孙思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同情人民，提倡“仁”、“慈”、“善”等伦理观念，崇尚老庄之说。隋文帝统一中国后，为中国封建盛世大唐奠定了基础。随后唐太宗、唐高宗统治的50多年是唐代最兴盛的时期，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和“永徽之治”，这时既是孙氏著书立说之时，又是道教发展流布的重要阶段。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孙氏深受道教的影响是必然的。
（2）从社会思潮与道史看
道教产生于中国，源于先秦方士、术士的巫术与黄老学说的结合。秦汉炼丹盛行，“以期遐年”，故道教思想在当时居主导地位。
东汉顺帝时，张陵、张衡、张鲁倡导的五斗米道，奉老子为教主，尊其《五千文》为主要经典，风行一时；东汉灵帝时，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的太平道，以“善道教化”，徒众遍布八州，并掀起推翻东汉王朝统治的农民起义。魏晋以后，庄老、佛教思想逐渐发展。葛洪、陶弘景传道于南方，葛洪宣扬道教和儒学，认为“道教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故《抱朴子》内篇言道，外篇讲儒。陶弘景在宣扬道儒中还杂有佛教思想。南北朝时，嵩山道士寇谦之传播道教于北方，制定规章诵诫，被称为“北天师道”；在南朝庐山道士陆修静，则“祖述三张、弘衍二葛”，整理三洞经书，编着斋戒仪范，使道教愈臻完善，被称为“南天师道”。魏晋南北朝时道教盛行流布，佛教兴起发展，佛道教几乎支配了当时整个社会。陕西耀县早在南北朝时佛道教活动就十分频繁，现“耀县碑林”存藏的始光元年（424）的《魏文朗造像碑》号称“北魏造像之始”，佛道并龛，它比道教《姚伯多兄弟造像碑》早72年，比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王阿善造像碑》早103年，比山西云冈石窟早26年，比太和七年造像早60年，比河南龙门石窟始平公造像早65年。佛道造像于一碑，是耀县魏碑的一大特色，《中国大百科全书》载：“佛道像合雕多见于陕西耀县。”该碑是国内目前已知的道教最早的实物造像例证。《陶隐居内传》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礼，佛堂有像，道堂无像。”又云：“王淳《三教论》云：近世道士取活无方，欲归信，乃学佛像制作形象，假老天尊及二真人置之道堂，以凭衣食。”可见道教在耀县盛行的状况。出生于北朝时期的孙氏置身其中，自会受其深刻影响。隋唐统一中国后，统治者深知宗教对巩固政权的重要作用和解决儒、佛、道三者的关系是加强思想统治的一大问题。隋代王通提出了“三教归一”的纲领，企图以儒为主，调和释道，共同维护封建统治。道教奉老子为教主，唐朝皇室亦为李姓，故唐武德八年（626）唐高祖亲到国子监宣布三教地位：一道、二儒、三佛。唐太宗、唐高宗继位后仍按此序，成为其主要国策之一，故大唐多数皇帝崇奉道教，唐玄宗时道教势力发展达到高峰，当时道观总计1687所。
（3）从家庭环境与教育看
孙思邈的家庭是一个较为富有且具有一定文化素养和一定社会地位的家庭。一方面他幼年时“夙婴沉疾，早缠尪瘵”，“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另一方面孙氏从小又受到一般孩子所不能接受的良好教育。他7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并被洛川总管独孤信誉为“圣童”，又据《旧唐书》载：孙氏青少年时就“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新唐书》也说：“通百家，善言老子、庄周。”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敢于冲破世俗，对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医治之术阙然而弗论”大不为然。世俗之人热衷于读书做官，孙氏却反俗不仕，“业济含灵”，“至于弱冠，颇觉有语，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他18岁立志学医，20岁以后便专心行医，为乡邻亲友治病，这是受道教深刻影响的结果。“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隐居太白山”，“寻方采药，济世活人”。孙氏没有道家消极避世的势态，没有虚伪避政而参政的动机，没有无为思想指导下的作为。正如《旧唐书》载：“邈道合古今，学殚数术。”又如《新唐书》载：“思邈于阴阳推步医药无不善。”可见他妙解阴阳，幽微绝妙，精通医药，至深至精，智圆行方，道全德备。正如宋代王允中诗云：“物外高风不可评，五台山势共峥嵘。永传秘术千金重，笑指浮荣一羽轻。”这也是他受道家思想影响，成为“苍生大医”，产生思想变革的奠基之石。
2.从孙思邈的思想理论、著作和历代对他的褒封看孙氏与道教的关系
（1）从思想理论和著述看
孙氏一生著作甚丰，多达80余种，先秦道家理论正是他为人处事和医药学思想的理论基础。《要方·序》中说：“夫两仪之内，阴阳之中，惟人最贵。人禀天地中和之气，法律礼乐莫不由人。人始生，先成其精，精成而脑生，头圆法天，足方象地……”孙氏认为整个自然界和人类都统一于物质性的“气”，他将“气”看做是构成宇宙万物和人的最基本的精微物质。认为原始的混沌世界在运动变化中分为阴阳二气，阴阳天地中和而为人，阴阳五行变化而始生万物。而人体各部分及其疾病也法天象地，应阴阳五行、四时气象之变化，即所谓“阴阳调合，人则平安”，“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病者主高；高则实，实则热……阴病者主下，下则虚，虚则寒”等揭示了阴阳上下虚实寒热及其相互影响、互相为用的密切关联。《翼方》道教的味道更为浓烈，同时又重于养生，偏于药物。其《序》中第一句话就指出：“原夫神医秘书，至赜参于道枢……辔策轭机，全生之德为大。”又指出：“人者五行之秀气，气化则人育。伊人禀气而存，德合则生成。”这里“道枢”是庄老哲学的核心，是孙氏医论之关键，孙氏说：“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诚如是。世界万物之所以生生不息，变化无穷，人之所以有生命的智能，其根本的物质基础是“气”，即神秘莫测的“道枢”。而这正出于道家的“道法自然”的自然观与气、阴阳、五行之说，其基本思想理论，贯穿于孙氏的言行理论之中，其著作更清楚地反映出孙氏与道教的关系何等深切。叶梦得《避暑录话》云：“思邈为千金翼方，时已百余岁”，孙氏后三十年除作《千金翼方》之外，尚有《老子注》、《庄子注》、《会三教论》、《丹经》、《龟经》、《福寿论》等。明代乔世宁《耀州志》载：“《唐书》与《道藏》及《通志略》中载思邈书尚二十余种。皆道家者言，疑道流依托也，不尽载。”根据史书、文志、典籍、道藏、碑石等文献资料记载，其中属于孙氏真籍者23种，待考和托名者65种。这说明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医药学家，而且是一位博识才广、旁通百家的伟大学者，其思想的基础是道家思想，同时融道、儒、佛于一身，当然这也与中国的传统医学是有一定渊源的。
（2）从述说内容与态度看
纵观千金“两方”，不难看出孙氏受道教影响之深，其中提到黄帝、老子、彭祖、陶弘景、葛洪、嵇康等人，以及神仙经、仙经、天师、天帝、太白仙人等内容并把道教“阴阳报施”的观点十分鲜明地嵌入《大医精诚》之中，还特别在《大医习业》中指出：“不读庄老，不能任其体运。”“庄”即《庄子》，“老”即《老子》，“体运”即指体会与运用。可见孙氏崇尚庄老之说，深受道教影响。他把道家清心寡欲、怡养天年的思想内容作为养生长寿的要道，成为他“治未病”思想的主导，诸如“养性”、“摄养”、“房中”、“道林养性”、“老子按摩法”等这些都是道家思想内容的反映和养生长寿的产物。道教理论中的基本核心是“贵生”，即追求长生不老，孙氏在养生学方面主要继承和采撷了道教养生，他不仅是一个深入研究者，而且也是一个富有理论的实践者。《要方》有“食治”、“养性”两卷，《翼方》有“养性”、“辟谷”、“退居”、“补益”、“飞炼”五卷，占有“两方”卷数内容的五分之一强，这证明他对延年益寿确有深刻的见地，尽管如此，孙氏却没有被宗教和封建迷信所束缚，其思想内容中更多的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倡导躬亲实践，科学诊治。在《要方》中引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的“六不治”之说，明确指出：“信巫不信医”是六不治的内容之一，公开对迷信鬼神宣战。在《福寿论》中指出：“福者，造善之积也；祸者，造不善之积也。鬼神盖不能为人之祸，亦不能致人之福。”他谈到霍乱病因时说：“霍乱之为病也，皆因食饮，非关鬼神。”孙氏在1000年前就有如此认识，真是难能可贵！秦汉以来方士和帝王追求长生不死，魏晋南北朝直到唐代社会上流行玄学，崇尚庄老，讲求服石，标榜清高，相当一批士大夫和皇室贵族以服石妄求长生不老。服石推动和发展了炼丹术，从炼丹中发现了许多物质化学变化的奥秘。孙思邈即有多次炼丹的记叙，如在四川魏家的炼丹等。特别是根据他的观察发现，其著作中阐述了有关石药之理和因服石而致的许多疾病之诊断和治法。如《要方》卷22“痈疽”述有医论，且列方83首；孙氏又特在卷24，专立“解五石毒”一章，医论3节，列证28条，立方35首。在《要方·解毒·杂治》卷中说：“余年三十八九尝服五六两乳。”还说：“人年三十以上可服石药。”说明他不但服石，也提倡服石，但他反对盲目服石，并指出盲目服石的危害。《要方·丁肿·痈疽》卷说：“余平生数病痈疽，得效者皆记之，考其病源，多是药气。所作，或上世服石，遂令子孙多有此疾。”他的数患痈疽现身说法指明是因服石药气所致，或其父、祖父服石后所致。他指出：“石在身中，万事休泰，要不可服五石也。”不仅如此，还疾呼：“自皇甫士安以降，有进饵者（即服寒食散、五石散等），无不发背解体，而取颠覆。余自有识性以来，亲见朝野士人遭者不一，所以宁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有识者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久留也。”
（3）从评赞褒封与影响看
孙思邈被史家立传，《旧唐书》置于“列传·方伎”；《新唐书》归于“列传·隐逸”，认识各不相同。唐太宗见孙氏“容色甚少”，曾说：“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广成岂虚言哉？”可见太宗从观孙氏言行风貌，从其修道养生之成效，感叹其“甚少”而将其比做道家所崇仰的古代仙人羡门高和广成子，并在其“赐真人颂”的颂词中言道：“凿开径路，名魁大医；羽翼三圣，调和四时；降龙伏虎，拯衷救危；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唐初文学家、“四杰”之一的卢照邻则称他：“道合古今，学殚数术。高谈正一，则古蒙庄子……洛下闳、安期生之俦也。”亦把孙氏喻为道家仙人洛下闳、安期生。药王山早在南北朝时就是佛教活动的丛林，隋唐尤为鼎盛，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孙氏“称疾还山”，隐栖于宝云寺中。因该山后遭唐武宗灭佛，再遇五代之乱，寺庵荒毁，道教渐昌，即取而代之佛教。北宋初于宝云寺旧址修建了“崇福观”。嘉祐四年（1059）建起第一个“真人祠”，林亿等在治平三年（1066）校刊《千金要方》的“序”中明确称“有唐真人孙思邈者”；崇宁二年（1103）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并敕赐“真人祠”为“静应庙”。看来孙氏并非因宋徽宗的敕封后才称其为“真人”的。宋室沦亡，金主中原，依旧倡导道教，改建“静应庙”为“静明观”。元代又改建“静明观”为“静明宫”，蒙古定宗元年（1246）皇太子阔瑞遣使焚香致祭祝文：“洪惟妙应真人，里系华原，幼称圣童。医药推步，术数淹通。方着千金，论会三教……真人之号，妙应惟崇……永延寿箕，安保身宫。万斯年兮，皇祚弥隆。”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完者台皇后遣使懿旨云：
“真人太玄，毓秀唐年。芳名伟躅，千载依然。气合鸿蒙，神参太极，尚冀仙灵，福我元国。”从宋代开始道家对孙氏尤为推崇，加之道家的洞府之说，在显化台（今药王山北洞）太玄洞金代建起望仙门、慕真台、聚胜亭，元代又建凌虚阁、远门等，升仙台（南庵）成为关中著名的道教观院。明朝中叶以后，显化台扩址展基，建殿修庙，塑像设祭，建筑日益宏大，四方香火鼎盛，五台山的活动，已成格局。清代增修添补，规模愈加宏伟壮丽，鳞次栉比，雕梁画栋，金碧辉煌，胜过南庵。“药王山”取代“五台山”之名是在晚清。五台山名称自北宋始历时800余年，取其山有五峰，顶平如台之意，五台各有其名，东曰瑞应，南曰起云，西曰升仙，北曰显化，中曰齐天。为别于长安之南五台，亦称此山为“北五台”。这些富有道教色彩的台名，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遐思。
3.以道教崇尊，隐居不仕与当今道着辞书看孙氏与道教
孙思邈由于遵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思想，加之传统的中国医药学家基本的思想都是道家思想，甚至是道教的传播者，如葛洪、陶弘景等。有“医道同源”之说，这同中国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孙思邈隐居不仕也是符合道家之道。唐太宗拜封他为“真人”，宋徽宗敕封他为“妙应真人”，道教之宫观差不多都有“孙真人”（药王）一席之地，如楼观台的药王庙、北京白云观的“药王殿”等。正因为他是一位道高理深的人，道教尊其为“三界药王天医大圣九天探访开元普度大尊”、“天医大帝药王菩萨”等。加之孙思邈学识渊博，对老、庄等诸子百家的学说及佛教经典均下功夫研读，尤其推崇老、庄学说，对阴阳五行、推步（推算历法）、医药、占卜等无不精通。从20岁起，终生在民间行医，以治病救人和著书立说为己任。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唐太宗李世民召见并要授他爵位，孙思邈坚辞不受；高宗李治拜其为谏议大夫，他又辞谢；嗣后，虽一度受命任皇帝御医，但孙思邈在皇帝身边一段时间后又称病归山，隐居民间行医与著述。正史典籍《旧唐书》和《新唐书》均为他立传。他又是中国历史上有史料记载和公认的长寿者，不但古书对此有记载，今人出版的一些有影响的著作亦有明确的记述，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四卷本），牟钟鉴、胡孚琛、王葆玹主编《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胡孚琛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中均有孙思邈。可见孙思邈与道教之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