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案顾客，跟一位大学生一样，到律师行（大学）表达案情（选择前途）后，律师行（大学）就跟他安排所需的专人组合（安排课程），安排主事律师（主导教授）。每个律师（教授），就算是同级的，其收费往往很不一样（同级教授的薪酬在美国很不一样）。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学系）与不同的本领（不同的学问），其收入往往大为不同。
更重要的是，在美国的大律师行及一等的大学里，行政的权力与知识的权力分得很清楚，互相尊重，互相合作。法律或学术的知识，永远是律师行或大学的重点，因为知识是他们出售的产品。
大家同意知识就是力量，所以在美国的大律师行及一等的大学中，行政归行政，实质的权力永远落在知识高人的手上。当年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弗里德曼和商学院的施蒂格勒是主要的话事人，但他们从来没有当过系主任或院长。哈佛大学的经济系，在一位学术较差但行政绝佳的系主任退休后，没有同事肯花时间搞行政，逼要轮流做系主任。
是的，美国一等大学的权力结构与大律师行一样，是以“合伙”的理念来出售知识，其产品以顾客的需求为依归，而管理阶层是为知识“伙伴”服务的。我自己的儿女在美国唸幼儿班及小学时，选私立，其结构与律师行也差不多。以私立为本，需求与供应就要按市场的规律，否则必被淘汰。
上文所谈及的知识出售机构的结构与权力的安排，与香港今天的公立学校相去甚远，不可以道里计。吃了那么多年香港纳税人的饭，抚心自问，不免汗颜﹗另一方面，我赞成改用学券制，是有一点自私的成分的。在学券制度中，我会是一个可以生存的适者。
学券制的困难是不容易相信
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四十多年前弗里德曼（M· Friedman）提出了学券制，是他的精彩之作。多年过去了，学券制虽然有些地方局部试用，被接受的程度低得可怜，令人失望。学券制的建议不容易以民主投票通过，因为有两方面的困难。
一方面，在公立制度中的既得益团体——有铁饭碗的老师﹑教育署的官员﹑考试局等——会反对。美国每次要投学券制的票，既得益的团体不是一盘散沙﹕他们联手集资刊登大量广告，把家长们吓得不敢多说话。另一方面，一盘散沙的市民，不容易相信学券制有起死回生之效。如下数点是他们感到不安的。
（一）市民不相信公立的浪费大得那样惊人。提到学券可以削减教育经费，他们就认为教育的水平会下降了。这其中显然有一个谬误。私立学校每个学生的经费一般比公立的为低，而教育的水平是前者远胜后者。今天美国最好的前二十间大学——哈佛﹑芝加哥﹑耶鲁﹑斯坦福等——都是私立的，每个学生的经费低于香港的大学。不要告诉我香港的大学有近于这些美国大学的水平。
（二）这点我称之为郑经翰的智慧。郑大班认为，以学券制推行私营学校，为了招来赚钱，好些学校会让学生看连环图，放三级电影，不务正学，于是“野鸡”林立也。郑大班的含意，是一般的家长——尤其是家境不好的——不懂得什么才是好教育，且对孩子的求学漠不关心。言下之意，大班反对学券制，是因为他关心他人的子女比这些子女的父母更甚。你信不信﹖我是不信的。
（三）这点比较头痛。美国及好些其他地区，公立与私立学校并存。以学券资助现有的公立学校，私立的总要有同样的学券补贴——不然的话，怎可以向纳税人交代呢﹖这样一来，现有的公立免费享受者，难免恐怕私立分薄了他们的免费享受。
有理说不清，我们不容易说服现有的公立享受者相信，在经费被学券瓜分而改为私立后，教育的水平还会改进。在香港，这个头痛问题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多年来经过纳税人对公立学校的乐善好施，私立的大部分早已被淘汰了。
（四）这是个更为头痛的问题。好些小心而又局部地试行学券制的地区，其成效不大明显，甚至有不良的效果。阿康很热衷于学券制在香港推行（他有两个宝贝女儿也），传真给我不少关于外地局部试行学券制的经验。
我细读这些报告后，认为成效不大或有不良效果的情况，主要是一个原因﹕局部试行。推行学券制是不应该局部的，更不要“小心”的处理。小心翼翼地处理，局部的尝试，总会附带多种与自由市场格格不入的管制。混合的制度往往不比公立的办得好。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一点。假若香港今天全面推行学券制，你道会怎样﹖可以肯定的，是名校学生爆棚﹔平平的学生不足﹔而声望差劲的，学生人数可能下降至零。你是同意的吧。但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是﹕政府管制学费。要是政府发学券后什么也不管，那么需求大的名校就会在学券之上补加学费，使申请入学的人数减少。这就会给那些不济的一个机会，提升教育水平而免遭淘汰。
从资助教育的两个基本原则说起
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二月二十日的《苹果日报》有一个大字标题﹕《罗范椒芬舌战张文光》。顾题思义，这是关于政府资助教育应多应少或应加应减的“舌战”了。罗范椒芬是教育统筹局局长，是政府的人，面对赤字财政，要节省教育资助是很自然的。张文光是教协头头，代表教师工会，要增加政府教育资助不仅自然，而且多多益善。
你要加，我要减，毫无原则的争议，“舌战”一百年也不可能得到有意思的解决办法。我说没有原则，是一方面为教师争取收入，这是与资助教育的本意脱了节的﹔另一方面要减少支出，也与资助教育的原意脱了节——难道政府大有盈余，就应该乐善好施，大花纳税人的钱﹖
衡量政府资助教育的或多或少，有两个原则是没有谁可以合理地否决的。
第一个原则是资助教育从来都是指资助学生——尤其是热衷于求学但出不起钱的学生——而不是指资助教
师或学校的。当然，政府资助学生，对学校的员工及教师会有好处。但学校不是出粮机构，他们的存在是为了出售知识，学生是顾客。把钱交到学生手上，指明只限于求学的用途，就是资助教育了。至于学生要学些什么，要进哪间大学，到哪个地方去就学，一般来说，其选择愈自由愈好。
今天香港的情况本末倒置，资助的钱交到学校去，学生顾客没有什么发言权，而校方出售的知识是否有所值，没有市场衡量过。要是资助教育的本意是资助学生的话，那么老实说，张文光先生就没有什么资格在这方面发言了。他不是代表学生工会，而是代表教师工会的。但资助教育可不是资助教师，是多是少教师及他们的代表无权过问。
不要误会，我不是在搞什么文字游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有好些城市的市政府认为儿童是应该多喝牛奶的。政府于是资助儿童喝牛奶，把换奶的凭券交到儿童的父母手中。如果当年美国的市政府把资助牛奶的钱交到牛奶商人的手上，读者认为会怎样呢﹖
要争取多一点政府的牛奶资助，出声要求的人应该是儿童或儿童的父母，而不是牛奶商人。当然，当年在美国，有不少牛奶商人像张文光先生那样，跑到政府做说客，但那是令人反胃的政治活动了。事实上，有些城市中了计，要政府把牛奶钱交到商人的手上，
换来牛奶价格管制，一塌糊涂，最后是取消牛奶资助。
第二个资助教育的基本原则，像资助牛奶一样，是教育的所值要以市场的判断为依归的。教育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之物﹕在市场不值钱，说得怎样高深，怎样曲高和寡也无补于事。君不见，今天美国前二十五名的大学，差不多全部是私立而在市场出售教育的。
如果你是爱因斯坦，要研究没有市场价值的相对论，而你自己又没有家传的钱，那么你要找点外来的研究金是不难理解的。在美国，好些富有的人的基金或政府设立的基金，可以接受一个研究者的申请，而香港政府对大学所供应的研究金大为可观，在比例上远高于美国。但这些是资助没有（或看来没有）市场价值的研究，不是资助教育。我们要资助的教育，是教育本身有市值，只是我们认为需要购买而又乐意购买教育的人出不起钱，政府就随缘乐助了。
不要以为有些学问或教育大有意思，对社会大有贡献，但在市场卖不起钱，所以政府就应该资助这些教育了。你可能认为医学呀﹑工程学呀﹑金融﹑经济等等教育有市值，而文学﹑艺术﹑历史之类，很重要的教育，没有市场，是需要资助的。这观点不对。要是查良镛讲中国历史，董桥讲文学，黄君实讲中国艺术史，黄永玉讲中西艺术比较，黄苗子讲八大山人——收入场费，你会见到我付钱聆听。在美国唸研究院的儿子告诉我，在他的大学，凡是值得聆听的学术讲话，
例必高朋满座，要收入场费是没有困难的。
以我熟知的在香港的大学教育而言，绝大部分的学系是有市场价值的，但学生上课的习惯非常差。这一则是免费的学习搞不起学术气氛（据说校外的中学补习社交了钱的学生一定到），二则是老师的教法提不起学生的兴趣。香港的大学还有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自然科学（如物理等）的市场需求甚小。这些是我个人最佩服的学问，但在香港的就业市场，一个物理学毕业生不知要到哪里才能找到与所学有关的工作。
说过好几次了﹕政府应否资助教育，是主观的问题，我们不能以客观分析得到答案。但如果我们认为必须资助教育，那我们就要按原则从事，不可以多呀少呀地乱说一通。我们要把研究的资助与教育的资助分开（香港政府是分开的，但到了大学就起了混淆）。我们要明白资助教育，是资助学生，不是资助学校或老师（这一点，香港政府大错特错，因为他们采用的是“直资”，把钱直接交到学校手上）。我们也要明白教育或学问是一种产品，其价值要以市场为依归——教育既不清高，也不神圣。然而，在庞大资助下的香港教育，因为市场顾客没有发言权，也没有选择，教育的概念变得“清高”﹑“神圣”起来了。
科举试是搞什么鬼的﹖
二○○一年五月十七日
记得在加州大学考博士笔试，考四科，最重要的一科当然是经济理论了。一科考三个小时，理论那一科题目五条，没有选择，要全答。一起考的有六七位同学。进入了考室，大家有说有笑。监考的教授进来了，一手拿试卷，另一手拿一本小说。
派了试卷，我坐在那里读题目，读完一遍又一遍，读呀读，读了三十分钟，墨水笔还没有脱套，还不打算写什么。读清楚了题目，想好了，胸有成竹，我站起来，走到监考面前，轻声地问﹕“我要出外喝咖啡，回来才作答，可以吗﹖”他在看小说，连看也不看我一眼，轻声地回应﹕“当然啦。”我就喝咖啡去也，三十分钟后才回考室。还有两个小时，答了三题，只用了四十分钟。余下两题还有那么多的时间，很想再去喝咖啡，但不好意思再要求。
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考最重要的一个笔试的情况。监考的教授当然知道，考博士理论的准备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在考时要作弊根本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