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事物的原始状态，都是一堆看似毫不关联的碎片，但是这种混沌状态结束后，这些无机的碎片会有机地汇集成一个整体。
——混沌理论
加里往车窗外吐了一口痰，然后赶紧把窗户摇了上去，生怕刚刚调好的车里温暖的气候被呼啸进来的冷风破坏掉。虽然这整个过程只持续了不到一分钟，但热量还是不可挽回地损失了13.87%（其中还包括那口痰中的0.028%）。当然这些都是枯燥的数据，加里只是感到额头被寒风恨恨地刺激了一下，原本难以理解忍受的头疼变得更加剧烈。
不过这还不是他最担心的问题。加里处在一大堆的麻烦之中，或者说全世界所有的麻烦都找上他，还全都在同一时间。没有喘息，不能妥协，全部一拥而上，瞬间就将人击倒。这可不是玩笑，加里真的要倒下了。现在他的体温已经到了38.7℃，一个标准的发烧温度（不过加里觉得体温超不过38℃，这无疑又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谎言），而且还要忍受着牙疼，这才是最致命的。不管怎么说，一切都糟透了。
就在他刚刚参加完自己父亲的葬礼，正在回家的路上飞奔。如此早的离开是一件极为不体面的事。根据传统习俗，长子必须在亲人面前待上足够长的时间，不然就算是不够孝顺。不巧的是加里正好是长子，不幸的是加里碰巧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他必须在今天晚上之前就赶回家中，因为明天公司正好要开一个重要会议，而自己则要做一个关于公司上一个季度发展状况的报告。这份报告现在就放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到此时他一页都没有看过。原本的计划是在葬礼进行的过程中抽空浏览一遍，有个大概映像。现在这个大概的映像只是停留在“发展报告”四个大字上，因为想象中空闲其实并不存在。
从刚刚那口痰飞出外窗落在柏油马路上的痰的位置算起，到家的车程恰好是一个小时。考虑上今天不佳的天气和路况，时间被拖长到一个半小时。在这期间，那口痰会被超过50辆汽车的轮胎压过，然后黏在一辆反向行驶的面包车的轮胎上，经过无数次与地面的亲密接触，到达据此地120公里的一片空旷的草地上，就此消失在泥土里，从新回到大自然的怀抱。
加里当然也不知道这些。他的脑子接近一片空白，右手徒劳地控制着汽车在各种档位上切换。“真该死，这一切快把我弄死了。”他恨恨地骂了一句，“死的是我的母亲，可感觉所有的一切都要负责一样。”
过去3天的种种事情又一次在加里的脑子里盘旋。不认识的人一个个走到他的面前，告诉他自己的母亲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们是怎么认识自己的母亲的，她的离去是一件多么可惜的事情……这些陌生的面孔，某些能让他想起童年时期的某个模糊的瞬间，另一些是完全没有印象。他们都是自己母亲的朋友，不是他的。加里告诉自己不用去承受那些怪异的眼神（你张得和你的母亲一点也不一样，她的眼睛比你大得多；为什么要穿这样一件西装，还配上了一条红领带；小加里长残了，小时候的他比现在可爱多了；像这种场合为什么兰娜没来，真是不应该，到底发生了什么；艾琳死了，天哪！天哪！……）。
这不是不可忍受，只是时间一长让人生厌。虽然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还是被狠狠地折磨了一番。就这样度过3天之后，加里感觉自己的身心受到了巨大的摧残。他唯一想做的就是躺在家里温软的床上，不再想这些该死的事情。
事情再一次朝着不尽如人意的方向发展。你瞧，糟糕的事总是一件接着一件，现在加里遇上了堵车。引起堵车是一次不算严重的交通事故。在加里距家还有45分钟车程的一座桥上，一辆小轿车和一辆SUV发生了小碰擦。小轿车侧面被碰掉了小块喷漆，SUA看上去则是毫发无伤。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不算是什么大事故，可碰巧两个车主今天的心情都和加里一样的糟糕。于是，漫长而野蛮的关于到底是谁的责任的争执就无情地上演了。双方互不相让，导致双向的行车道被完全堵住，每一边后面都堵上了超过了100辆的各式车辆，像是给双方助威，交通彻底瘫痪了。
这些加里也完全都不知道。他看到的只是排得密密麻麻的汽车，不时还响起鸣笛声，此起彼伏。停在他左边的小轿车里坐着一对年轻的夫妻，女的穿着一件褐色的风衣，相对于现在的天气来说有点单薄，男人则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脸上的胡子看上去已经三四天没有刮过，这让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老一些。显然，他们在争论什么。那个女人一脸急躁的表情，不停地从车窗向前面张望，不时还用手扶一下眼睛。
“这样下去要堵在这里多久？”
“我怎么知道，等着好了。”
“这样下去要浪费多少汽油，现在油价可不便宜。”
“那是你开着窗的缘故。把窗开着，再开着空调，鬼知道你脑子是怎么想的。”男人显然不耐烦。
“我只想看看前面的情况，我还急着回家呢。我有好多事要做，现在已经堵在这里半个小时了。”（事实上他们堵在加里旁边的位置不超过19分钟）
“急着回家看电视，你在家从来不干正经事情。什么时候你不要我提醒就能去洗衣服，你就是干正经事了。”
“我怎么不干正经——”
争吵，无尽的争吵，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争吵。加里听着这些从车门缝隙中传来的争吵声，更加心烦意乱。他知道自己回家之后同样要面临和妻子的争吵，然后是明天上司的责问。人们为什么不把嘴都闭上，安静一些。这个世界现在已经太过嘈杂，收音机、电视、汽车的喇叭、飞机，每一样东西都在发出噪音。闭上嘴有那么难么，总有一天人会进化出耳塞，弄个清静。
要不是那次争吵，加里也许三天能说服自己的妻子一同前去参加葬礼。虽然那只是过去20多年婚姻中无数次争吵中一个最为细小的部分，但同时也显示着一个无用争辩的事实，加里是个失败者，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你确定你不要和我一起去，那是我母亲的葬礼。要是你不出现会有引起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的。”
“可是我真的不愿意去。我们很早就说好的，你不能逼我做任何事情（这个是什么时候约定的）。”
“我没有逼你，这是你的责任。”
“我没有这个责任，她是你的母亲，不是我的。（大言不惭）”
“可是你是我的妻子，我们是一家人。”加里喝了一口水，试图压制住自己心口的怒火，然后把接下来三天换洗的衣服狠狠地扔进行李箱中，借此来发泄一下，“那也应该儿子也应该和我一起去吧。你总不能拦着他去见自己的爷爷，对不对。”这是一个周旋的办法，用儿子来当筹码。加里满以为这样妻子会无话可说，最后妥协，事实却正好相反。
“我不想让儿子接触这样的场景。他还小，那么多陌生人太会害怕的。”
“我们的儿子不小了，再说也没有什么陌生人。哪有陌生人会去参加别人的葬礼。”
“他才6岁，我6岁时候最讨厌跟在父母后面参加这样那样家里的活动。因为我一去，人们就盯着我问东问西，让人感到很不舒服。有一次我去参加哪个亲戚的婚礼，在一个小时被别人问了十多次你叫什么名字，今天多大了。那些人以为小孩子和动物园的猴子一样是供人参观玩耍的。”
加里一时间无话可说，妻子的话同样勾起了他的回忆。他想到这个女人又一次巧妙地将自己打败了，然后做出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挑衅地宣誓着胜利。就像现在的样子，盯着电视机看着无聊的电视剧，手里把玩着遥控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任凭自己收拾着东西。然后是长久的沉默，这个屋子只有电视机发出的声响。遥控机一次次被按下，啪嗒啪嗒的响声让人很不舒服。这样的情况在过去的日子里发生了无数多次，每一次的争吵都以加里的失败而告终。
3件衬衫（2件是蓝色，1件是白色），1条咖啡色的裤子，3双袜子（全都是黑色的，加里没有其他颜色的袜子），牙刷、毛巾（加里只用自家的毛巾），还有4套换洗的内衣（多带一套以防万一）。行李箱出人意料地很快就塞满了。只带上行李不是个好主意，可的确没有再能带的东西了。
关上卧室的大门，加里准备休息。客厅里，啪嗒啪嗒的声音还在循环。这时他的牙齿又开始周期性的隐隐作痛。
否认
艾琳的死是我的错误么？
如果有机会，我真的可以挽回这一切么？
我还有什么机会能弥补么？
如果在刚开始咳嗽的时候我能带她去医院检查，是不是可以保住她的性命？
我帮请了最好的医生么？
在治疗的过程中我给了她足够的安慰和鼓励了吗？
我做到了我该做到的一切么？
在艾琳死后的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反复思考着这些问题，或者说这些问题始终纠缠着我，无论怎么努力都不能从大脑中把它们赶走。每天我起床，刷牙，洗脸，一切都和以往一样，然后当我坐下来开始吃早点的时候，这些问题开始了它们第一次地进攻。每吃下一口，它们就在脑子里盘旋一次。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不得不让自己忙碌起来，试图忘记这一切。不过这都是徒劳地努力。只要我一停下来想一想自己接下来要干什么或者为什么要这么干，那些疑问又立刻夺回了自己的阵地。你瞧，它们太聪明了，不仅把我打倒在地，还在我倒下的躯体上狠狠地踩上两脚，嘲笑我懦弱无力地反抗。
于是，我彻底地失败了。
我们总是习惯否认失败，会不由自主地否认自己的懦弱，忽视在事实的真相面前不堪一击的现状。我们找寻各种理由，试图告诉自己失败的责任不在自身，而是各种客观事实堆积在一起形成的结果。无论怎么努力，无论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结局不会因此就得以改变。我们在逃避退缩，像巧夺天工的艺术家一样构建一个由幻想组成的玻璃监狱，得到了自欺欺人的安全感。
我不敢去仔细思考这些问题，它们最后都指向一个终极的审判——艾琳会责怪我么！
在过去的20多年的很多个清晨，艾琳会在吃早饭的时候发出一两声干咳。那种很细小但是清脆的声音。我几乎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
“亲爱的，你感冒了么？嗓子不舒服？”（我习惯叫她亲爱的，而不是其他的称呼。这样让我觉得自己和她跟亲近一些。我们的关系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关系而变得淡薄。）
“没有什么问题，可能是最近有点累了。快要到考试的时候了，工作比较多。”
“你要自己注意一点。”
“我知道。真的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之间的对话就这样结束了。这时候，艾琳会从桌子上起身，丢下吃了一半的早餐告诉我时间不多了，今天要早点去，然后转身去上班。我发誓，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多次，还有更多的咳嗽因为我的粗心大意而忘得一干二净。我开始更多的责怪自己，虽然我知道即使能够将一切倒回原点，自己依然不能做到更多。我依然会放任她不吃完早餐就离开，放任她不去参加一年一次的体检。
甚至在知道她得了癌症以后，我也坚持着自己一贯的表现。那天，她坐在走廊里，手里拿着检测报告，一言不发。她把头埋进头发里，不让任何人看见她的脸。当时她心里在想什么，我现在只能去猜测。懊悔，失望，痛苦，茫然……我再也没有机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我只是陪在她身边坐着，没有说话，什么都没有说。就这样我们坐了很久，面前不停地有病人和护士从我们眼前走过，但这些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肺癌晚期。我想我的时间不多了。”她发出的声音很微弱，好像癌细胞不仅在吞噬她的肺部，也在撕扯她的声带。
“医生说如果现在开始治疗，还能坚持6到12个月。”
“不要安慰我了好么，我不想再听到这些了。”她的声音更小了一些。
我没有接话，沉默重新又降临在周围。我的确应该说些什么，比如“不要多想，很多人最后都能治好”或者“我们一定能渡过这个难关”之类的话。可是我什么也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我只是坐着，和她一样低着头。
后来，我走到屋子外面开始抽烟，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满脑子只是在计算着治疗的花费和银行账户上的数字。我依靠抽烟让自己冷静下来，面对这个我从不敢想象的事实。
我16岁学会了抽烟。现在看来那个年纪就开始抽烟似乎并不是什么好兆头，虽然当时我感到十分的自豪。第一支烟是从朋友手里拿来的，而现在我完全记不起那个朋友的样子，连名字都忘记了。从一开始，我就沉浸在吞云吐雾的快感之中，看着烟云从嘴里呼出然后飘散在空气之中围绕着自己，有种说不出的成就感。
当认识艾琳的时候，我的烟瘾已经很大了。那时我22岁，差不多一天要抽1包。年轻气盛的好处是你完全不在乎未来，而是觉得眼前的世界就是一切，能够完全控制。我愚蠢地认为抽烟让自己变得成熟，在艾琳面前更像一个成熟的男人。只有成熟的男人才能带给女人所需要的一切。
艾琳只是开始对抽烟的行为产生了一些反感。她有时会皱起眉头，更多的时候则是悄悄地走到一边，尽量减少二手烟对自己的危害。我嘲笑她受不了香烟的气味，“男人就应该抽烟，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应该学会习惯。”她则总是以沉默回应我。艾琳从不强制要求我戒烟，无论在什么时候。她天生就拥有自我保全的办法，即不让我难受，又给自己留下生存的空间。
现在屋子只能找到一包香烟，就放在书桌的抽屉里。我试着去戒烟，好像这样能减少那种自责感。开始我以为这是很困难的事，毕竟在40年的时间里每天都必须烧掉将近30支。理论上来说，我的肺部早就变得漆黑，血液里也充满了尼古丁。我应该每天早上剧烈地咳嗽，偶尔咳出一两口带着血的痰，然后不停地安慰自己不会因为吸烟而得上不治之症。
可笑的是香烟没有让我得到应有的报应。我没有得上肺癌，这种应该专门为吸烟者准备的疾病，反倒是艾琳得上了它。这是一个巨大的嘲讽，而我只能面对徒劳地面对。现在拿一拿起香烟，就感到恶心。不是生理上的反感（我的身体告诉我需要他们），而是心理上的恐惧。从我嘴中缓缓呼出的烟雾像一把把尖利的小刀，不断地刺激着艾琳的肺部，最终让她离我而去。
我们一生之中会犯下多少错误。很多错误不仅仅是没有弥补的机会，甚至自己都不会察觉。小错误慢慢堆积，小裂痕逐渐扩大，当发现时一切都为时已晚。我们依靠错误来提升自己的存在感，错误又反过来证明我们是有多么失败。
最后我把仅剩的一包香烟和艾琳的所有的东西都堆进了储藏室里，发誓再也不去触碰它们。每一次我路过储藏室，都把头转向其他的方向，告诉自己那里什么也没有。我骗自己说艾琳只是离开一段时间，很快就会回来的。一旦她回到家，我会满怀欣喜地告诉她我彻底戒烟了，这辈子都不会再抽任何一支香烟，永远不会了。我想象着她听了之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然后静静地坐下来吃一顿完整的早餐。
这样多好！可是我知道这些永远不会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