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彼此都这么说：她到医院的头一天，我们就算是结婚了，从那个日子算起来，我们已经结婚好几个月了。我想跟她正式结婚，但是凯瑟琳说假如我们结婚，他们就会把她调走，即使我们只是开始办手续，他们也会注意她，硬把我们拆散。我们得根据意大利的法律结婚，手续办起来可麻烦得要命。我想正式结婚，因为我想起来就有些担心，怕怀上孩子，不过我们还是装作已经结了婚，并不十分担忧，而且我本人还真想图个不结婚的快乐。我记得有一天夜里我们谈起这件事，凯瑟琳说：“可是，亲爱的，他们会把我调走的。”
“也许不会吧。”
“会的。他们会把我遣送回家，那我们就得等到战后才能见面了。”
“我用休假时间去找你。”
“你休一次假，很难往苏格兰跑个来回。再说，我不愿意离开你。现在结婚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我们已经结了婚。我还能怎么进一步结婚。”
“我要结婚只是替你着想啊。”
“我再也不存在啦。我就是你。别再分出一个独立的我来。”
“我以为姑娘们总是想结婚的。”
“她们是这样的。但是，亲爱的，我已经结过婚了。我嫁给了你。难道我不是个好妻子吗？”
“你是个可爱的妻子。”
“你知道，亲爱的，我已经有过一次等待结婚的经历了。”
“这我可不想听。”
“你知道我不爱任何人，只爱你。你不应该在乎有人曾经爱过我。”
“我在乎。”
“你什么都有了，犯不着去嫉妒一个死去的人。”
“我不嫉妒，可我就是不想听。”
“可怜的宝贝。我也知道你跟什么样的女孩都接触过，可我不在乎。”
“难道我们不能想个法子私下结婚吗？这样，万一我有什么不测，或者你有了孩子，也就无妨了。”
“除了教堂和政府，没有别的法子结婚。其实我们已经私下结婚了。你看，亲爱的，假如我信什么教，结婚就是最重要的事。可我偏偏不信任何教。”
“你给过我圣安东尼像。”
“那是个吉祥物。也是人家送我的。”
“那你一点也不担心吗？”
“只是担心被调走，离开你。你是我的宗教。你是我的一切。”
“好吧。但是哪天你开口，我就会娶你。”
“别这么说，亲爱的，好像你非要保全我的贞洁似的。我是个非常贞洁的女人。随便什么事，只要让你感到幸福，并引以为豪，你就不会感到羞耻。难道你不感到幸福吗？”
“可你不会离开我去跟别人吧。”
“不会，亲爱的。我不会离开你去跟别人的。我料想，我们可能遭遇各种各样可怕的事情。不过对于这一点，你不必担心。”
“我不担心。但是我太爱你了，而你过去确实爱过别人。”
“他怎么样了？”
“他死了。”
“是呀，他要是没有死，我就不会遇见你。我并不是不忠实，亲爱的。我有很多缺点，但是我很忠实。就怕我会忠实得让你感到腻味。”
“我很快就得回前线去了。”
“不到你走的时候，我们就别想这事儿啦。你看，我很快乐，亲爱的，我们过得很快乐。我很久没有快乐过了，我遇见你的时候，几乎快发疯了。也许我已经发疯了。但是现在我们很快乐，我们彼此相爱。就让我们快快乐乐吧。你是快乐的吧？我做过你不喜欢的事情吗？我能做什么事讨你喜欢吗？你想让我把头发放下来吗？你想玩玩吗？”
“是的，到床上来吧。”
“好的。不过我得先去看看病号。”
第十九章
夏天就这么过去了。那些日子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天气很热，报纸上捷报频传。我身体康复了，双腿愈合得很快，拐杖拄了不久，就扔掉改用手杖走路了。后来我到马焦雷医院接受弯曲膝部的机械治疗，在一个到处是镜子的小屋里进行紫外线照射、按摩和沐浴。我下午去那儿治疗，然后到咖啡馆喝一杯，看看报纸。我没有去城里闲逛；到了咖啡馆就想回医院。我一心只想见凯瑟琳。其余的时间就随便打发了。上午多半是在睡觉，下午有时先去看赛马，然后才去接受机械治疗。有时我会去英美俱乐部待一会儿，坐在窗前一张很深的皮垫椅子上，翻阅杂志。我扔掉拐杖后，他们就不让我们一道出去了，因为像我这样一个看起来不需要照应的病人，让一个护士单独陪着，着实有些不成体统，所以下午我们就不大能在一起了。尽管如此，有时要是有弗格森陪同，我们还可以一道出去吃饭。范坎彭小姐接受了我们是特要好的朋友这层关系，因为凯瑟琳给她做了好多事。她以为凯瑟琳出身于上等人家，所以终于对她偏爱起来。范坎彭小姐很看重家庭出身，她自己就出身于一个很优越的家庭。况且眼下医院事务繁忙，她正忙得不可开交。正值酷夏，我在米兰也认识不少人，但是下午事情一完，我总是急于赶回医院。前线，部队在向卡索挺进，已经占领了普拉瓦河对面的库克，正在攻打班西扎高原。西线的消息可不怎么妙。看来战争还要持续很长时间。美国已经参战，但是要把大批部队运过来，训练得能够作战，我想非得花上一年时间。来年可能是个凶年，也可能是个吉年。意军已经消耗了数目惊人的兵力。我不知道他们如何撑得下去。即使他们把班西扎和圣加布里埃尔全都攻占下来，远处还有许多高山峻岭可供奥军盘踞。我见过那些高山峻岭。最高的山岭都在远处。意军在向卡索进军，那下面的海边尽是湿地和沼泽地。若是换了拿破仑，他准会在平原上击溃奥军。他决不会在山地作战。他会把奥军引下山来，在维罗纳附近痛击他们。然而，在西线谁也没有痛击谁。也许战争不再有输赢了。也许战争要永远打下去。也许又是一场百年战争。我把报纸放回架子上，离开了俱乐部。我小心翼翼地走下台阶，沿曼佐尼大街走去。在大饭店前面，我碰见迈耶斯老两口正从马车上下来。他们刚刚看完赛马回来。迈耶斯太太是个胸部宽大的女人，身穿黑缎衫裙。迈耶斯先生又矮又老，胡子花白，拄着根拐杖，走起路来拖着脚步。
“你好啊？你好啊？”迈耶斯太太和我握握手。“嗨，”迈耶斯说。
“赛马怎么样？”
“不错。挺好玩的。我赢了三次。”
“你怎么样？”我问迈耶斯。
“还行。我赢了一次。”
“我从不晓得他怎么样，”迈耶斯太太说。“他从不告诉我。”
“我还行，”迈耶斯说。他显得很亲切。“你应该出来玩玩。”他说话的时候，你总觉得他不在看你，或者他把你错当成了别人。
“我会的，”我说。
“我正想去医院看你们呢，”迈耶斯太太说。“我有些东西要给我的孩子们。你们都是我的孩子。你们真是我的好孩子。”
“大家见到你会很高兴的。”
“那些好孩子。你也是。你是我的一个好孩子。”
“我得回去了，”我说。
“代我问候所有的孩子们。我有许多东西要带去。我有一些上好的马尔萨拉酒和蛋糕。”
“再见，”我说。“他们见到你一定非常高兴。”
“再见，”迈耶斯说。“有空到大拱廊来玩吧。你知道我的桌子在什么位置。我们每天下午都在那儿。”我沿街继续走去。我想去科瓦买点东西送给凯瑟琳。进了科瓦，我买了一盒巧克力，趁女店员打包的时候，我走到酒吧间去。那儿有两个英国人和几位飞行员。我独自喝了一杯马丁尼，付了账，到外面柜台前取了那盒巧克力，便回医院去。在斯卡拉歌剧院旁边那条街上的小酒吧外，我碰见几个熟人：一个副领事，两个学唱歌的家伙，还有埃托雷·莫雷蒂，一个来自旧金山的意大利人，在意大利军队里服役。我和他们喝了一杯。其中有一个歌手叫拉尔夫·西蒙斯，艺名是恩利科·戴尔克利多。我从不知道他唱得怎么样，但是一有盛大场面，他总会抛头露面。他是个胖子，鼻子、嘴巴周围皱巴巴的，好像得过花粉病一样。他刚从皮亚琴察演唱回来。他唱的是《托斯卡》，说是唱得很棒。
“当然你从没听我唱过，”他说。
“你什么时候在这儿唱？”
“秋天在斯卡拉歌剧院。”
“我敢打赌，他们会朝你扔板凳的，”埃托雷说。“你听说过在莫德纳人家怎么朝他扔板凳吗？”
“该死的谎言。”
“人家是朝他扔板凳啦，”埃托雷说。“我当时在场。我还扔了六张板凳呢。”
“你不过是旧金山来的意大利佬。”
“他意大利语发音不准，”埃托雷说。“他走到哪儿，人家都朝他扔板凳。”
“皮亚琴察是意大利北部最难对付的歌剧院，”那另一位男高音歌手说。“说真的，那是个很难对付的小歌剧院。”这位男高音歌手名叫埃德加·桑德斯，艺名是爱德华多·焦万尼。
“我倒想去看看人家是怎么朝你扔板凳的，”埃托雷说。“你压根儿唱不了意大利歌。”
“他是个傻子，”埃德加·桑德斯说。“他只会说扔板凳的事。”
“你们两个一开唱，人家就只知道扔板凳了，”埃托雷说。“等你到了美国，你就吹嘘自己在斯卡拉歌剧院如何大获成功。其实在斯卡拉歌剧院，人家根本不会让你唱完第一句。”
“我会在斯卡拉歌剧院唱的，”西蒙斯说。“十月份我要唱《托斯卡》。”
“我们也去吧，迈克？”埃托雷对副领事说。“他们需要有人保护。”
“也许美军会去那儿保护他们，”副领事说。“你还想来一杯吗，西蒙斯？你想来一杯吗，桑德斯？”
“好啊，”桑德斯说。
“听说你要得银质勋章了，”埃托雷问我说。“你会得到哪一种嘉奖啊？”
“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会得勋章。”
“你会得到的。噢，好家伙，到时候科瓦的姑娘们会觉得你很了不起。她们都会以为你消灭了两百名奥军，或者孤身占领了一条战壕。说真的，我得为勋章而奋斗啦。”
“你获得过多少枚，埃托雷？”副领事问。
“他什么都有啦，”西蒙斯说。“这场战争就是为他这样的人打的。”
“我给申报过铜质勋章两次，银质勋章三次，”埃托雷说。“但是只有一次的申报给批下来了。”
“其他几次怎么啦？”西蒙斯问。
“仗没打赢，”埃托雷说。“只要仗没打赢，上面就把所有的勋章都压下来。”
“你受过几次伤，埃托雷？”
“三次重伤。我有三道受伤的条徽。看见了吗？”他把袖管转了转。那条徽是黑底上衬着三条平行的银线，缝在袖管上，在肩膀下方大约八英寸处。
“你也有一道，”埃托雷对我说。“说真的，佩戴这玩意才好呢。我宁愿要这玩意，而不要勋章。说真的，老弟，等你有了三道，你可就了不得啦。你受了一次伤住了三个月医院，才得到一道杠啊。”
“你哪儿受伤啦，埃托雷？”副领事问。
埃托雷拉起袖子来。“这儿，”他给我们看那又深又光滑的红疤。“还有这腿上。我没法给你们看，因为我打了绑腿。还有脚上。我脚上有根坏死的骨头，现在还发着臭味。我每天早晨都拣些小骨头出来，脚总是在发臭。”
“什么击中了你？”西蒙斯问。
“手榴弹。那种马铃薯捣碎器。把我一只脚的一边全炸掉了。你知道那种马铃薯捣碎器吗？”他转向我。
“当然。”
“我看见那个狗杂种扔来的，”埃托雷说。“一下子把我炸倒了，我以为这次死定了，没想到那该死的马铃薯捣碎器里啥玩意也没有。我用步枪打死了那个狗杂种。我总是带着一支步枪，让敌人看不出我是个军官。”
“他的神情怎么样？”西蒙斯问。
“他只有那么一颗手榴弹，”埃托雷说。“不知道他为什么扔了出去。我猜想他只是一直想扔罢了。大概他从没参加过真正的战斗。我一枪就把这狗杂种结果了。”
“你开枪的时候，他是什么神情？”
“见鬼，我怎么会知道？”埃托雷说。“我打在他肚子上。打头怕打不中。”
“你当军官有多久了，埃托雷？”我问。
“两年了。我快升上尉了。你当中尉多久了？”
“快三年了。”
“你成不了上尉，因为你的意大利语不大好，”埃托雷说。“你只会说，可是读和写不大行。你要有文化才能当上尉。你为什么不参加美国军队？”
“也许我会的。”
“但愿上帝能让我去。噢，好家伙，一个上尉的薪饷是多少啊，迈克？”
“准数说不上来。我想大概二百五十美元吧。”
“天哪，我可怎么花二百五十美元啊。你还是快点加入美军去吧，弗雷德。看看能不能把我也弄进去。”
“好啊。”
“我能用意大利语指挥一个连。改用英语来指挥，我学起来很容易。”
“你会当上将军的，”西蒙斯说。
“不行，我没有足够的知识当将军。将军得懂好多好多的事情。你们这些家伙以为战争是闹着玩的呀。就你们那脑瓜子，连个二等下士都不配当。”
“感谢上帝，我用不着非当兵不可，”西蒙斯说。
“要是他们把你们这些逃避兵役的人都抓起来，你兴许就要当兵了。噢，好家伙，我倒想把你们俩弄到我的排里。迈克也收。我就派你当我的勤务兵，迈克。”
“你是个了不起的人，埃托雷，”迈克说。“不过你恐怕是个军国主义者。”
“不等战争结束，我就是上校了，”埃托雷说。
“要是人家没打死你的话。”
“人家打不死我的。”他用拇指和食指摸摸领章上的星。“看见我这动作了吗？谁一提起被人打死，我们就摸摸我们的星。”
“我们走吧，西姆，”桑德斯说着站起来。
“好吧。”
“再见，”我说。“我也得走了。”根据酒吧里的钟，已是六点差一刻了。“Ciaou，埃托雷。”
“Ciaou，弗雷德，”埃托雷说。“你要得到银质勋章，真是太好啦。”
“不晓得拿不拿得到。”
“你一定拿得到，弗雷德。我听说你一定拿得到。”
“好了，再见，”我说。“别惹麻烦，埃托雷。”
“不用为我担心。我一不喝酒，二不东奔西跑。既不是酒鬼，又不是嫖客。我知道什么对我有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