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吱呀吱呀的自行车,得了绝症似的,叫得很痛苦,两个轮子仔仔细细地转动,面对这庞然大物蚂蚁都有了几分安全感。骑车的是个瘦高男人。男人有一张笑脸,那笑是从苦胆里泡出来的,魔鬼都无法征服。后架上带一个只剩下骨头的女人。女人一双藤蔓般粗的手臂,如缠绕在一颗光照不够的树杆上。女人一张腊黄色的脸,漾着虚弱的笑容,幸福地贴在男人戈壁滩一样的脊背上。
这一幅画,在我的大脑中定格了十多年,我只要闭上眼睛,它就清清晰晰地走了过来。背景就是我原单位办公室的窗外。当我心烦意乱,无奈的情绪漫过头顶时,只要在脑海中出现这幅画,就像给我注入了一种力量,摄入了足够的钙质,每根骨头都坚硬起来。
我永远不会忘记,逢星期四上午九点,吱呀吱呀的自行车,就会在我办公室的窗前缓缓流过。自行车上的男人,叫马君,是我的朋友。马君结婚的第二年,他爱人就得了一种怪病,每星期要去医院换一次血。
调离原单位时,我去和马君告别。我举手敲门,刚敲一下,里面突然一声尖叫。那叫声是一把锥子,强行锥入我的大脑,恐怖的声浪从头传到脚。“你想烫死我”?“你巴不得我早死”?门外听到马君一阵陪小心的声音。“对不起,对不起,我再加点冷水。”我去的不是时候,正犹豫进不进去时,门开了,马君一脸瘦弱的笑容站在门旁。妻子的怪病,象屠户削骨头,把他妻子身上的脂肪全部削掉了,现在连马君的也削得差不多了,那病魔唯一不能征服的就是马君的笑。那是一种阳光的笑,由刚毅和坚强构成。站在马君的笑容面前,我感到一种真正男人身上的力量,一种生命中无法承受的力量的冲击。这种力量,使我的生命产生一种颤栗,一种震撼。如果将他妻子脆弱的生命比做一盏油灯,那马君的微笑,就是那盏灯的油,没了油,灯将灭矣。他妻子有几次错误地听从了死亡的吩咐,都是他那微笑把她招回来的。马君妻子的脾气,象网络病毒防不胜防。他妻子每次发完脾气后,就一把抱着马君,做检讨。她后悔,她自责,说:我不想发脾气,忍不住,我自已都不知道,为什么就发了脾气。她抱着马君,感觉就象抱着一张永远的笑脸。看她自责,马君比听她发脾气还难受。马君微笑说,宝贝,没事,你想发脾气就发,发了心情就会好起来,只要你的心情好了,病好了,一切都好了。生气,自责,生气,这仿佛是佛家的起点就是终点,终点也是起点。马君每天就被这个圆包围着,他从没起过突围的念头。
我坐下。
马君端起一个盆,说,孟君你先坐,我去掺些冷水来。马君自责地说,怪我忘记测水温了。他妻子说,你陪孟君,我自己去。马君说,不要动,我去。马君掺完冷水,用温度计测完水温后,把水放到妻子脚边。马君解释似的对我说,她对水温好敏感的,热了不行冷了也不行,用手还测不出来,非要温度计。这时,他妻子象个乖巧的小女孩,突然对我说,我这辈子还不了老公的情,下辈子做牛做马也还不了。话还没说完,眼泪就下来了。马君温柔地斥责说:瞎说!
我告辞,马君坚持要送,我不让他送。两人僵着。马君突然说,要不让我儿子送你一程。儿子是马君养的一条狗。一听马君说让儿子送我一程,儿子就摇着尾巴来到了我的脚前,一双友善的狗眼望着我,好像在说,我送你行吗?
马君妻子的命是儿子救的。马君妻子想单方面告别病魔,屡试屡败,其原因就是儿子。他妻子把遗书写好,准备吃安眠药时,儿子突然狂燥不安,大声嘶叫,双脚不停的扒门,闹得楼上楼下不得安宁。邻居赶快给马君打电话,马君及时回来救了妻子一命。后来,只要儿子有一点动静,邻居就给马君打电话。
每星期四,马君用自行车把妻子从医院驮回来,妻子脸上有了晚霞般的云彩,儿子就围着他们跳跃,那欢快的跳跃中掩示不住喜悦。妻子脸上晚霞般的云彩一旦被腊黄色的皱纹覆盖,儿子的四脚仿佛被捆绑住了,轻轻地移动,有时安静地躺在他妻子的脚旁,陪伴着她。有次,马君想让家里的气氛活跃一点,就说:儿子,跳个舞。儿子果真跳了起来。四脚跳啊跳,找不到感觉似的,不同步,前脚没落下去,后脚就先提起来了。马君妻子说,儿子,不跳了,难受。儿子停下来,茫然地望着马君。
我和马君是因艺术而相识,相交,最后成为好朋友。马君画画,当年来势汹猛,有一年内就获了两个奖,一个省级奖,一个市级奖。有一个画坛泰斗预言马君是最有发展潜力的青年画家。四十岁前,我不相信命运,只相信奋斗,四十岁后,特别是面对马君的遭遇,对命运之说,我有些能接受了。我曾问过马君,还画画吗?马君坦然地摇摇头,不失幽默地说,我的欲望和脂肪一起消失了。我以为他开玩笑,也开玩笑说,你不是男人了?他停了一下,说,不怕你笑话,我真不是男人了,像一根煮熟的面条,十多年没起来过了。我看着他脸上干瘦的笑容心中酸酸的,安慰他?不,我没有资格安慰他。我一个俗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俗人。俗人的任何安慰对他来说都是苍白的。我并不是非要从马君的笑容里挑毛病,我只是发现马君的笑容其实是一朵晒干了的鲜花,他的痛苦早就被烘干了。
最近我遇到一个原单位的朋友,他说马君的生活仍在十年前我离开时的轨道上。我仿佛又回到了十多年前,听到了吱呀吱呀的自行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