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明嘉靖年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执掌朝政长达20年的宰相；他和秦桧、李林甫一样，成了臭名昭著的大奸臣，千夫所指；但他临终前却写下“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的诗句。从被骂了三百年的大奸臣的家乡传来了喊冤声：“‘严嵩’是个大冤案！”分宜的老百姓，非但不记恨这位坏了家乡名声的同乡，甚至还处处护着严嵩。分宜人为何对严嵩如此宽容？历史上真实的严嵩又是怎样一个人呢？
导读：
公元1735年，《明史》定稿，在《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奸臣传》中，严嵩的传记这样记载着：“严嵩，字惟中，分宜人，无他才略，唯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国史盖棺定论，于是在此后的三百多年里，严嵩成为为世人所不齿的大奸臣。而当时的严嵩在带着无尽的委屈和耻辱离开这个世界时，他并没有料到奸臣的名声会落在棺盖之上的，不但久久无法洗刷和消失，而且还越播越远。
有一出叫做《打严嵩》的戏，常常在各地上演，这出戏写的是御史邹应龙施计惩罚奸臣严嵩的故事。戏中那个狼狈不堪挨打的“白脸”就是严嵩。但这出戏在江西省新余的分宜县从来没有上演过，因为那里是严嵩的家乡。也曾经有人想把《打严嵩》这出戏带到分宜的戏台，但开场的锣鼓还没有敲响，戏班子就被分宜的百姓赶了出去，而那位扮严嵩的演员也难免遭殃。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我们的人我们自己打”！分宜的老百姓，非但不记恨这位坏了家乡名声的同乡，甚至还处处护着严嵩。分宜人为何对严嵩如此宽容，历史上真实的严嵩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在分宜，您将听到许多关于严嵩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神童之誉与少年登科
公元1480年3月3日，这是一个极为平常的日子，但从江西分宜县介桥村寒士严骥家中却不断传出阵阵欢声笑语。原来，严骥的三个儿子成家已有一段时间了，但除了长房儿媳生下两个女儿外，二房、三房都没有生育。严家香火靠谁接续的问题，像一块沉重的磐石长期压在全家人的心头，严骥更是忧心忡忡。但幸运的是，在他五十寿辰的这一年，却有弄璋之喜，长房儿媳添了个男孩，于是全家人都非常高兴。按照介桥村的传统，村里哪家生了男孩，就会煮上红鸡蛋分发给邻居，表示庆贺，而且在这一年的春节，更会有族里德高望重的长辈，把孩子的名字写入族谱，笔墨间寄托着整个家族对孩子的期望。按照严氏族中的取名规定，严骥辈以“马”字为偏旁，其子辈以“水”字为偏旁，孙辈则必须是“山”字为偏旁。这个呱呱坠地的婴儿便取名为“嵩”，他就是严嵩。五百多年前，当严嵩的长辈一笔一画将“严嵩”二字写入严氏族谱中时，贫寒的严家着实对这个孩子寄托了太多的希望。这个孩子后来果然没有让家族失望，他权倾一时，光宗耀祖，却也同时把几百年的恶名留给了分宜严氏家族。
严嵩的父亲严淮，是一位比较穷的书生。严嵩从小秉承家学，5岁就入家塾。其父“惟教其子，他不足计也”，甚至“躬身督课，不辍寒暑”，为了严嵩的学业，倾其所有，在所不惜。这个时期，严嵩除了读“四书”、“五经”以外，还学习声律，为他将来吟诗作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严嵩颖异绝伦，过目成诵，做对子常常有奇言警句，在乡里有神童之称。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严嵩5岁的时候对对子就非常有名。一天一个秀才来找严嵩的祖父。论辈分这个秀才算是小严嵩的叔父，所以带着命令的口气对小严嵩说：“去，叫你的爷爷过来。”小严嵩一听，不高兴了，便不理秀才。秀才心想：“竟然敢不理我！好，教训你一下。让你知道天高地厚。”那时很流行对对子，于是秀才就用这个来考他。秀才出了上联“手抱屋柱团团转”。小严嵩随口答出“脚踏云梯步步高”。秀才不甘心便又出了一个上联“七岁孩童未老先称阁老”。小严嵩随即朗声应道“三旬叔父无才强作秀才”。谁知道这一对，5岁的严嵩便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神童。
在小严嵩8岁时，当时的县令莫立之听说了他的才名，就要破格将他补为博士弟子，但是严淮因为儿子年幼，而且家中贫困，无力供养他上学，就要推辞。
莫立之当即表示解囊相助：“贽学费，吾任也。”相传县令莫立之为了试一试小严嵩的才识，曾指着县学大门出了“儒门高耸如青云，独此沈”的上联，严嵩立即以“圣道流行照日月，问何迟”相对。于是严嵩才华初露，被破格录取县学，并且免交学费。严嵩在县学里勤奋好学，但又不是一个很守纪律的学生，课堂上喜欢叽叽喳喳。有位老师厌恶地说 “林间小鸟到天明，说尽多般”，严嵩立即对“海上大鹏遇风起，扶摇九万”。老师有些生气地说“三级浪中，看尔龙门一跃”，严嵩又以“九重殿上，容臣虎拜三呼”来对。虽然这些传言未必可信，但严嵩幼年聪慧从中也可见一斑。
自宋朝以后，江西地方对科举活动一直很重视。到了明朝，江西士子登科更是屡见不鲜。家人的期望不说，乡里先辈在科举场上的成功，对少年严嵩更是一个激励，他盼望能早日在考场上一显身手。就在他经过十年的寒窗苦读，准备一显锋芒的时候，不料父亲染病，卧床不起。父亲临终前还在谆谆教导他：“吾期汝一第以成吾志，今若此命矣……凡学不日进则日退，业无隳于垂成，志罔画于自足，既汝他日获成吾志者，吾目瞑矣！”告诫严嵩要努力学习，将来一举登科成名。按照封建丧制，父死儿子要守孝三年，这三年里不得为官、考试或参加喜庆活动等等。因此，严嵩失去了一次进取的机会，但父亲的临终遗言却给了他莫大的鞭策和鼓励。
严嵩从县学回到家中，守孝期间，并没有中辍学业，而是更加努力。服孝期满，回到县学，继续未竟的学业。弘治十一年（1498年），19岁的严嵩，乡试中举，实现了全家几代人的夙愿。弘治十八年（1505年）三月十八日，京城放榜，年仅26岁的严嵩以科考二甲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一跃跳过了龙门。从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钤山归隐
廷试完毕之后，当时在位的明孝宗，又从新科进士中遴选才学兼优者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严嵩凭借《雨后观芍药诗》入选。庶吉士原本是朝中的散官，不干预政事，但是自天顺年间李贤奏定，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吏部左右侍郎均遵从这一规定。因而“士既以此选，自可坐致清要”，“以为异日公卿之储”，也就是说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仅是一个过渡阶段，是为以后的升迁作准备的。严嵩自然也是踌躇满志，终于实现了父亲的夙愿，跻身于翰林之列，找到了晋升的阶梯，叩开了通向公卿之位的大门。
严嵩少年得志，眼见一片锦绣前程似乎在他的面前展现。但是，在正德三年（1508年）三月和次年夏天，因祖父严骥和母亲晏氏相继去世，他不得不回乡丁忧守制，而这一守就是八年，中断了官场生涯。按照封建礼制，子孙守制三年即可，而严嵩却在家一呆就是八年。原来，借守制之名，他在家乡的钤山读起书来。正值壮年，严嵩为何要退隐钤山，闲居八年呢？这还得从正德年间特殊的政治环境说起。
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明孝宗驾崩，太子朱厚照即位，即明武宗。他在为太子时就“好逸乐”，现在当上了皇帝，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他大兴土木工程，建起了历史上有名的“豹房”供自己娱乐，终日为所欲为，纵情享乐，是个典型的荒嬉无道的皇帝。武宗的荒政，给宦官刘瑾提供了擅权之机，使得明代正德年间的宦官之祸愈演愈烈，许多忠直之士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迫害。
严嵩退隐钤山，正是仔细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后才作出的明智抉择。作为新科翰林，没有显赫家世背景，在当时的环境下，出仕有两种结局：要么与阉党抗衡，要么投靠阉党。前者无异于螳臂挡车，飞蛾扑火，自取灭亡，而后者又为人所不耻。无论哪种结局都不是严嵩想要的。再加上明朝社会，地域分野、宗派势力特别严重，当时又是北人掌权。这种情况下，如果出仕，位卑权小的江西籍的严嵩，根本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而且还有可能遭到阉党的迫害。正因如此，严嵩才审时度势，借在家丁忧守制之机，托辞称病，退隐钤山。
严嵩退隐期间，正德三年（1508年）春天，在县庠的东南，修建堂宇，过起了隐居生活。因为临近峰峦起伏的钤山，此堂宇所以取名“钤山堂”。钤山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官场的恶斗，也没有世事的纷争和烦恼，严嵩终日寄情“石路寒山里，溪流万木中”，以诗文自娱。钤山八年，严嵩除了刻苦治学，还远涉潇湘，走访名山大川，古寺宝刹。每到一处，都会寄景咏物，尽抒胸臆。严嵩在文学方面颇有造诣，这期间写了大量的山水诗和叙事诗，诗风古雅，讲究格律和对仗。李梦阳评论说：“如今词章之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何良俊称：“严介老之诗，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这些评价不可谓不高。可是严嵩的文学造诣在后世的史书中很少被人提及，就因为他身负“奸臣”的骂名。暂且不论他是不是奸臣，以人废文总是不应该的，他在诗文方面的成就还是值得后世肯定的。
历史上所谓的隐士，不外乎三类：真隐，假隐，似隐非隐。真隐的人，名不见经传，事不载典籍；假隐者则是乱世则隐，升平则仕，明里隐居，暗地里观望；似隐非隐者，既有真隐的动机，又有假隐的意念，身居江湖却又留心时局，例如诸葛亮未出茅庐而知天下三分。严嵩可以归为第三种，因为他醉心于钤山的自然风景，以诗文自娱，过着田园般的生活，同时又关心外界时事，广交达官名流。正德七年（1512年），严嵩应袁州府太守的邀请，修撰《袁州府志》。严嵩经过三年努力，纂修完毕，并且在方志体例方面很有特色。他和李梦阳、王阳明、何景明等人都有交往。这些人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还都曾是敢与阉党作斗争的仁人志士，很有名望。严嵩与他们把酒论诗，剖经析义，既提高了自身的文学声望，也扩大了社会影响。
钤山八年的隐居生活，对严嵩的宦海生涯具有重要的意义。明哲保身是其一；其二，他终日潜心读书，埋头诗作，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文学素养，这对他复出后能够纵横官场、诗文奏对得到皇帝欢心大有裨益。而且，隐居期间同达官名流的交往，积累了文学声望，扩大了社会影响。这些都为他重返仕途积累了充足的资本。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时的严嵩所需要的仅是一个重返仕途的时机。
宦海浮沉
正德五年（1510年）十月，刘瑾谋逆被诛，同党焦芳等六十多人有的被处死，有的被谪戍或削官。朝廷中当政的主要是杨廷和、杨一清、费宏等人。他们都是南人，在地域分野中，不仅站在南人一边，而且大多与严嵩有一定的交情。这时出山，仕途前景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渺茫了。正德十一年（1516年）三月，严嵩应诏复职，启程赴京，从此开始了他新的仕宦生涯。
重返仕途以后，严嵩有心于爱贤交友，有志于国治民安。他深知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必须广交天下俊杰，处理好人际关系，并积极寻求补救时弊的良策，造就政治声望，创造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有利条件，才能升迁有望。至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在他入阁前的26年里，严嵩致力于爱贤交友、锐意求治，还是很有成就的。在他入京官复翰林院编修的次年，即参与主考礼部会试，负责阅卷。严嵩录取的人，皆有“佳士”之称。他还购置了一所小居，取名“爱贤”，以爱贤为己任。对待同僚，严嵩不失人情，以诚相待。每次遇到官员上任或调离，都会躬亲迎送，而且有诗相赠，广交文人尤其是名流。这在《钤山堂集》中有很多记录。
严嵩为官常常以“愿将忠孝酬今代，早见功名胜古人”自勉。他知道，仅仅热衷于礼贤下士、广交名流是不够的，还必须致力于国治民安，为朝廷尽忠，为百姓尽力。正德时期，面对政治腐败、仕风颓废的现实，他竭力主张励精图治、潜修人事和清明政治，抓住各种机会进行劝谏。然而，明武宗置若罔闻，不为所动。后来，武宗驾崩，世宗继立。世宗即位之初，也想有所作为，锐意求治，在朝臣的协助下，革除了先朝的一些弊政，给嘉靖初年带来了一定的生机。严嵩就任国子监祭酒之后，就细心网罗和培养人才，同时不断上疏，匡正积弊。但事实上，世宗并不比武宗好多少，也是昏庸之君。他爱好方术，醉心求道，经常不临朝，尤其是嘉靖十九年（1540年），方士段朝用以邪惑乱，世宗竟然下令让太子监国，自己退位一两年后再临政，简直荒唐至极。整个朝野惊骇，太仆寺卿杨最疏谏，竟被杖杀，导致了无人再谏的局面。严嵩审时度势，奏请皇上每月初一、十五或是五日一次视朝听政，不能终年不问军国大事。世宗准奏，监国一事因此才作罢。
在这26年中，严嵩官职屡改屡迁，直线上升，官运亨通。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锐意求治、爱贤交友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没有介入“大礼仪”之争最激烈的前期，后期参与议礼又没有固执己见；朝中大臣大多数与严嵩的关系不错；严嵩擅长写“青词”（道教斋醮时上奏天帝所用的表章，因为是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所以叫青词），因为世宗醉心于访道求仙，所以经常要求臣下进献青词，写得好的立即加官晋爵，甚至可以进入内阁，严嵩恰恰是这方面的高手，文笔特别好，所以很得世宗的宠信。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八月，严嵩以少保、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的多重身份入内阁，从此开始了他仕宦生涯中的煊赫时期。前后居次辅6年、任首辅长达15年。这在整个明代是不多见的。严嵩进入内阁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却依旧精神矍铄，老当益壮，日夜在西苑侍值，常跟从在皇帝左右。世宗越发离不开他，对他恩宠有加。俗话说高处不胜寒，稍有不慎，就会受到言官的弹劾。严嵩入阁后，就曾有多位言官对严嵩进行弹劾，但都因为皇帝的庇护而无可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