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集无人问津，诗人有了作品找不到出路，现在似乎成了普遍现象，两年前就有人写信给文艺报，请示中国作家协会和共青团中央，过问青年诗人诗集的出版。其实，何止青年诗人受到冷遇，有一位颇有成就的老诗人，想出版一个集子，也要托人找个地方。谁知道从北京、天津到广州，竟没有一家出版社肯欣然接受。与此同时，那些侠义小说、侦探小说（其中有相当多的质量并不高）却大行其时。为什么有些书稿大家抢着印，有些一时不甚行时的作家和青年诗人，又到处呼吁呢？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恐怕和我们有些同志缺乏长远、全局的观点不无关系，甚至更有些就是生意经在那里作怪！
出版社当然要出版一些既对读者有益，又能够受到读者欢迎的所谓畅销书。但是，我却主张在继续适当地出版这类“大路货”的同时，还应当为某些老作家雪中送炭，为青年诗人？锣开道——即使因为印数少而承担一些经济上的亏损，也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搞文化出版事业，不能光是“向钱看”，我们还要考虑到我们肩上挑着建设高度精神文明这副光荣重担，要考虑这个大局，要考虑到文化的积累，要注意对读者的政治思想教育，要注意出版物的社会效果，要考虑扩大我们的作者队伍……总之，要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
我想起了一段往事：
在五十年代初期，为了适应当时教育青年读者的需要，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许多苏联文学作品当时所出版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奥斯特洛夫斯基传》和《普通一兵》等，不但教育了一代青年读者，说老实话，这些作品的出版，也在经济上支持了创建不久的中青社。但是，当时的总编辑李庚和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比我们这些编辑看得更远一些。他们并不满足于只抓这些“热门货”，他们要大家腾出手来，抓我国自己的创作。我们自己的东西，那时相对来说要粗糙一些，刚起步时印数不多，用现在的行话来说，难免要贴一点“血本”。明知如此，其所以还要干这种“赔本生意”，只因那时我们有个信念：只要于勤耕耘，精心培植，年深月久，不会没有丰硕收获。何况“以书养书”，正是不少出版社办社不可避免的路子。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抽肥补瘦，惨淡经营，若干年过去，在当时中青社的文学读物中，本来敬陪末座的创作，在出版了所谓“三红一创”和《烈火金钢》、《朝阳花》等书之后，创作的出书比重由敬陪末座而踞首位，从而摆正了创作与翻译的主次地位，完美了整个文艺作品的出书方针；在支持、培养作者工作中，也作了有实效的贡献。
有人有一种善良的愿望，总希望出其一全书就畅销一本，最少要印它二、三十万册。这种愿望固然很好，但在短期内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一种出版物，没有经过读者一场竞赛和淘汰的过程，你怎么能打保票一定印十万、百万册？五十年代我们考虑的着眼点，放在了培养有文化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年轻一代这个基点上。我们请教了许多专家（我就奉编辑室主任之命，向冯雪峰、郑振铎、邵荃麟、何其芳等前辈请教过），参考了国内外的资料，制订选题、开辟阵地、组织稿件，费了许多牛劲，这些书出版时少的只印一两万册，多的只印两三万册，有些当时赔了老本，有些仅仅收支相抵。但是，由于我们选材是严肃的，因此，二十年前播下的那些种子，二十年后的今天，还可不断摘取丰硕的果实。例如，《凡尔纳选集》印了五百万册，《古文选读》、《历代文选》、《诗词例话》、《莎士比亚故事集》、《隐身人》等，都成了畅销书、常备书，每次重印都有三、五十万册。
我们有些同志喜欢赶浪头，对某些行时的作家，总爱做一些行时的工作。当然，这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容易做到的。问题是对另一些急待支持的作家，愿意去雪中送炭的人并不多。其实，依我看，只要看到一个作家是有发展前途的，将来可能写出好的作品，即使他今天很“背时”，或者名不见经传，你也要毫不犹豫地支持他，必要时承担一些风险。比如，在六十年代初，在作家姚雪垠受到错误对待后不久，中青社局长敢于出版《李自成》第一卷，就是雪中送炭的极为罕见的例子。我的一个同行王纪民，还千里迢迢到了广西，去看望当时正在“倒楣”的著名作家秦兆阳。秦兆阳热泪盈眶，后来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信给编辑部，说“第一张笑脸和第一只伸出来的友谊之手，是最可宝贵的！”
出版社不但担负积累文化知识、提供精神食粮、教育读者的任务，它还有公平地提供出版阵地，培养作家，包括暂时还写不出第一流作品的作家的任务。我们并不能保证在我们出版社出版诗集的人，将来一定都是李白、杜甫、郭沫若、贺敬之……，也不能担保由我们出版其处女作的作家，将来一定都是曹雪芹、鲁迅、茅盾、巴金……但是，五十年代曾由中青社出版过集子或者编过选集、合集的作家、诗人，尽管其作品在当时只是薄薄的一本，只印一两万册，可后来发展成为有影响的作家、诗人的人也还不是个别的，如公刘、王蒙、白桦、徐怀中、刘真、李准、茹志鹃、浩然等人，在当今的文坛上正继续闪射着他们的光辉。勤于耕耘，精心培育，一批带着他们有才华的作品的作家和诗人，就会排成一个纵队站在我们的面前。
不要只是“向钱看”，不要眼睛只是盯着少数行时的作家而冷落了另一批理应得到我们关怀和支持的作家。在注意抓“大路货”的同时，像弹钢琴一样，也用你的小指头，点一下该点的地方，才能奏出和谐的曲子来。在音乐上最强的音阶，也得要有和声和它相配；春天的北海公园，是各种的花儿朵儿都有的——牡丹是花，“死不了”了是花！
1982年9月
组织社会力量
“组织社会力量”这句话，凡是五十年代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当过编辑的人，大都有很熟悉的。前些年，由于****和“******”为害，许多同志对于这句话恐怕不一定很清楚了。这不是一句普变通通，可有可无的闲话，在那金子一般的五十年代，在如何做好编辑工作上，这保存话确曾发挥过重大作用！
五十年代，中青社从总编辑到传达室，总共二百来人，但却出版了七种期刊（《中国青年》、《世界青年》、《农村青年》、《中学生》、《辅导员》、《旅行家》、《文学知识》）两种丛刊（《红旗飘飘》和《青年共产主义者》），每年四百余种书籍。一年不是只有三百六十五天么？每年出版四百多种书，那就意味着每天都有有一种以上的新书出版或者书籍重印。那时，不但书出得多，出得快，出得漂亮，更可贵的是许多脍炙人口、用我们的行话来说所谓打得响、靠它做招牌的书，大都是那个时候出版，或者是那个时候播下了种籽的。
有人可能会问，那时，你们也没有三头六臂呀，为什么工作做得那么多，那么好？无他，就是善于组织工作，在内部把编辑力量组织好，让那些马二先生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外部，想尽一切办法调动社会上著作力量、编审力量，为编辑工作服务。当时，中青社的副社长兼总编辑李庚，把这叫做“组织社会力量”。中青社的这个经验，据说还向当时的出版总署进行过汇报呢！
每一个出版社都有自己的方针任务。为了把纸上的计划付诸实施，发挥原有编辑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固然重要，但千万不要忘了去调动社会上的积极因素。
比如，我们想给青年读者提供一些文学知识，写作知识，供应一些阅读指导方面的材料；而当时的作家协会也希望向青年读者普及文学知识。于是，双方商定，办一个文艺学习的刊物，作协负责编辑，我们担负出版业务方面的工作，中青社一个干部也不需增加。
又比如，作家协会要培养青年作家，我们也有扶植青年作者的任务，文学编辑室的吴小武（即作家萧也牧）和张羽，受出版社的委托，去跟随作协普及部的马烽和公木会谈。双方商定共同编辑出版一套十卷本的《青年文学创作选》。通过组织作家协会普及部（亦即青年创作委员会）这个社会力量，我们不仅出版了烫金的、堂而皇之的《青年创作选》，还在以后的几年，陆续出版了成百本青年作家的合集、文集、选集，发现、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作者。
再比如，军委总政治部文化部想繁荣部队文艺创作，而他们自己又没有公开的出版社（那时，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还没有成立），准备多编辑一些《解放军文艺丛书》，交地方出版社出版。当时的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知道这个消息后，去跟总政出版编审处处长马寒冰、叶一峰谈判，结果双方一拍即合：每年由丛书编辑部编辑若干种书稿（后来发展到《解放军歌曲》编辑部、总政青年部也替我们编书）。他们负责政治、内容上的审查，我们多做一些加工、整理工作。于是乎我们争取到《红日》、《我们播种爱情》、《高玉宝》、《团指挥员》、《儿女风尘记》等优秀的作品出版。许多书至今畅销不衰。
我们还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与部队作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公刘的《望夫云》和《阿诗玛》，白桦的《孔雀》和《鹰群》，陈靖、黎白的长篇小说《红军不怕远征难》，沈默君的电影剧本《渡江侦察记》，丁洪等人写的传记小说《董存瑞》，王吴的《杨根思》，谢雪畴的《古塔的神话及其它》，邓普的《军队的女儿》，等等，都源源涌到了中青社。
组织社会力量不仅仅限于组织一些机关、单位的编辑、审稿力量，还包括组织一些学有专长，有名望，有见识，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作家、理论家、评论家、外单位的老编辑，来为我们的编辑工作服务。
为了加强革命传统教育，我们想出版一些革命先烈的诗篇和老根据地的革命民歌。但是，我们自己的眼光不够，经验有限。于是，我们出面聘请著名诗人萧三来担任《革命烈士诗抄》和《革命民歌集》的主编。稿件由我们征集，由我们初选，由我们整理烈士的资料，编写烈士的传略，以及加以必要的注释，在当时可能条件下的核实，等等。所有上述那些十分繁琐的工作，都由该两本诗集初版时的责任编辑刘令蒙同志负责，但由萧三同志决定取舍、最后定稿及撰写序言。于是，影响深远的《革命烈士诗抄》及《革命民歌集》，就这样诞生了。前者印数高达一百三十余万册，成为中青社的文学畅销书之一。此外，我们还请臧克家同志编选过《中国新诗选》，请魏巍同志编选过《晋察冀诗抄》，请康濯现场编选过孙犁的《白洋淀纪事》，请赵树理、严文井等同志编选过《建国十周年创作选》。
《红旗飘飘》创刊时只有张羽、王扶和我三人。吴小武当时是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兼管《红旗飘飘》。一、二期由陈登科、海默推荐了许多作家；梁斌替我们介绍回忆录的作者。三期，庆祝建军节三十周年，委托“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编辑部”编辑；四期，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介绍中国工人参加十月革命的回忆，我们与中苏友协总会合编。三个半人唱一台戏，法宝是组织社会力量。
审稿也是可以组织社会力量的。有些稿件，由于我们编辑本身的经验、水平、知识、经历、专长等等的不足，尤其需要借用相应的社会力量。
《王若飞在狱中》（责任编辑张羽）出版前，我们送请周总理及董老审查。总理派他的秘书，向我们转达他的意见。董必武同志看了稿子以后，题诗一首。
在我们编辑《十老诗选》时（该书最早的责任编辑是诗歌编辑刘令蒙，后来该书正式出版时的责任编辑是李裕康同志），诗作者是朱老总、董老、林老、吴老、徐老、谢老等人，他们都是革命老前辈，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稿子怎么审查呢？如何才能把这本书编好？我们分头请教了许多老同志，请教了陈毅同志。老实说，当时我们把征求意见的校样通过中央机关交换站关给陈毅同志时，附了一封既恳切但又简洁的信，盖着出版社编务用的公章。老实说，我们当时并不抱有很大的期望。你想：陈老总当时是政治局的委员，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日理万机，还来得及替我们小小的一个文学编辑室审稿么？谁想得到，我们送出校样后不到十天，陈老总就把厚厚一叠《十老诗选》审查完毕，并且亲笔写了回信，还提了详细的意见。
《李自成》这部稿子，在出版前我们也组织社会力量，广泛地征求专家们的意见。例如，一卷征求了明史专家吴晗、阿英、李文治同志的意见；二卷姚雪垠自己征求了茅盾同志的意见。对于一些甚有苗头的青年作者的处女作，在公开出版前，我们也往往征求过许多老作家、评论家的意见。我们请过评论家冯牧、萧殷等同志帮助作者出主意，想办法，把稿子改好。
组织和处理翻译稿件，也是可以组织社会力量的。在五十年代，我们决定出版洋洋数百万言的《凡尔纳选集》时，只有一位法文翻译。为了翻译出版这部巨著，那时，编辑部不但组织了当时散闲的法文翻译力量分头翻译，还组织译者之间互相校订，而后再由文学编辑室翻译组中文、法文修养较好的李震羽同志校阅、整理。在两年之内，基本上完成了八卷本的《凡尔纳选集》的出版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