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社会力量，还包括听取一些专家对一些重要书稿的意见（《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我奉编辑部之命，到颐和园分别拜访了当时集中在那里写作的许多专家、文艺评论家如张光年、李希凡等人），请老作家评论新作家的作品（我们请叶圣陶同志评论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评论乌兰巴干的《草原烽火》，评论杨昭的《没有织完的统裙》等），请大学生、工厂工人和农村社员评论我们的出版物（五十年代，我们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及北京郊区建有点，把我们的新书寄给他们。他们开座谈会）。从这些评论和座谈中，发现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出版物的缺点，总结编辑工作经验。
“昨夜西风凋碧树”，文化在革命中，编辑队伍受到极大的摧残，有经验的文艺编辑，已经所剩无几。而我们现在要搞四个现代化，要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这就发生了极其尖锐的矛盾，主观的力量跟客观对我们的要求，有很大差距。这就更加使我们想起了“组织社会力量”这个法宝。在新长征中，我们不是也可以组织社会力量，编审书稿，开展工作，培养有前途有苗头的青年作家由被动变主动，写出一出有声有色的活剧来么？
（原载1979年第12期《出版工作》）
编辑要有伯乐的眼力
听一些老编辑说，当编辑的时间久了，就会有这样的体会——要出版一本书并不难，难的是出版一本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具有广泛影响的好书；作一个过得去的文学编辑也不难，难的是作一个高明的、优秀的文学编辑。
当编辑就得审读稿子。就是在来稿的汪洋大海中选出最优秀的作品。编辑有责任像天文学家寻找新的彗星一样，根据革命事业的要求，发现人才，选拔佳作。在这方面，每一个出版社都有一些生动的事例。这里我只能就我所熟悉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书籍方面的情况谈点感想。
一般说来，名家的稿子是不大容易湮没的。难的是一些名不风经传而又潜力深厚、日后确能写出好作品的人。这就指望编辑要有伯乐的眼力，能够识别千里马。
二十余年前，梁斌同志担任中国作家讲会文学讲习所的支部书记，作党的工作。人们只是听说，他偷偷写一部什么东西。到底这本书写的是什么题材，写得怎么样？不得而知。后来，中国青年出版社派了当时担任文学编辑室副主任的吴小武（即作家萧也牧）去取回稿件，他关起门来，细细审读《红旗谱》的原稿。看了稿件，他兴奋得了不得，说他发现了一颗彗星。
《红岩》出版之前，作者罗广斌、杨益言也不是名家。但是，看过稿子的几位同志经过认真的讨论，认为这是一部对青年读者有极大教育意义的作品，出版社指定张羽当该书的责任编辑，和作者一起商量定稿。《红岩》排出来以后，为了扩大影响，编辑部将校样送给某大刊物，请人家“是否能选登若干章节”，遭到婉言谢绝。文学编辑室毫不动摇，约请优秀的木刻家为之装帧设计及插图，用精装、平装、普及三种版本来出版它。几年之内，印行四百余万册。
考验一个编辑是否有眼力，功夫深不深，不仅仅看他是否选出了一些优秀的作品，还要看他有没有把好作品漏掉了，还要看看他有没有把一些本来平庸的作品滥竽充数当作传世之作来出版。世界上常胜将军是没有的，一般说来，当编辑的时间久了，难免有看走了眼的时候。但不会离谱太远。比如，人家本来是一部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较高的成就的作品，事实证明，在该书出版以后又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但是到了你的手里，却是“尊稿水平较差，我社不拟采用”，把珍珠当作鱼目抛弃了。那末，你就算不上一位高明的编辑。
审稿是一关，编辑加工在整个编辑工作程序中，又是重要的一环。
关于编辑加工，在这里有里几种情况：
对一些有成就、有风格的作家，在整理他们的稿子时，我觉得，有问题可以如实地向他们提出，但一般不宜随便改动人家的稿子。因为一个有经验的作家，如巴金、周立波等同志，他们的行文，都有他们自己多年来所形成的独特的风格，不适当地改动，不仅不应该，而且常常吃力不讨好。
对一些作品有深厚的生活基础，作者有相当的写作能力，只是在成书之前，沿需“百尺竿头，更朝晖一步”的作品，编辑要密切配合作者，给以支持和帮助。曾秀苍同志写的长篇小说《太阳从东方升起》，在定稿之前，该书的责任编辑吴小武，就和作者配合得很好。秀苍同志回忆说：“初次见面，就很相得。以后他常和我谈对作品的意见，主题思想、故事情节、人物、技巧以及结构布局，他牵针引线地娓娓而谈，谈得很随便，听起来很深刻，他虽然只是编者，但令人感到他和作者一同进入了角色，一同置身到作品所描述的时代和环境中去了。”经过作者的努力，《太阳从东方升起》得到更进一步的提高，成为中青社的一部保留书目。
对一些青年作者的作品，必要时可以做一些文字上的润饰。但到底应该怎样改，怎样写，主要还是靠作者自己动手，编辑不能越俎代庖。我不赞成大砍甚而替作者重写一些章节。因为我们只是编辑，而不是作者。一个编辑只能一向般地知道一些创作上的规律，他们毕竟不是作者，不熟悉那些千差万别的人物和多彩多姿的生活，勉强地去做，只能产生一些雷同的作品；强加于人，一向效果都不大好。
除了审稿和编辑加工，作好一个文学编辑，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做组织工作，即作者工作。
能干的编辑耳聪目灵，优秀的编辑是一个组织家。他们既要注意创作的动向，又要注意作家的动态。要千方百计地把作家团结在出版社的周围，为出版最优秀的作品，努力创造各种条件。
《创业史》怎么会在中青社出版呢？原来，中青社文学编辑室的老主任江晓天非常注意文艺界的情况，他读过柳青的《铜墙铁壁》和《种谷记》，知道柳青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他舍弃了大城市舒适的生活，深入陕南农村长期安家落户，三年五载，必将有新的创作打算。因此，决定派我，当时一位年青编辑，千里迢迢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访问柳青，和他签订了《创业史》的约稿合同。这已经是二十余年前的往事了。
《红日》又怎么到了中青社？五十年代，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每年编有丛书，交中青社出版。但具体发哪一部稿子，并没有一定之规。那时，中青社比较注意作好部队作者的工作。《渡江侦察记》编剧沈默君，与中青社的编辑交往甚深。沈向中青社介绍，昊强有一部大作品，“是写战争题材中的姣姣者”。文学编辑室知道这个消息后，与丛书编辑部联系时，指名要吴强的《红日》。稿件到编辑室以后，指定室里一位工作非常细致的编辑陶国鉴负责稿件的整理。
作好编辑工作，不只需要才智，而且需要勇气和魄力。只要是对人民有益的作品，估计出版后对青年读者有广泛影响的作品，不管作者可能暂时处在何种逆境，勇敢的编辑要敢于承担责任，在作家最需要帮助、支持的时候，伸出友谊之手。
六十年人初，中青社有人出差到武汉，听说姚雪垠同志写了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敢不敢接受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在当时又是所谓犯过错误的作家的作品，对编辑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当时，曾因为某种莫须有的罪名，被撤销了文学编辑室主任而降为一般编辑使用的江晓天，认真审读了《李自成》，毅然建议接受《李自成》一书的出版。为了当好《李自成》的责任编辑，江晓天日夜查阅明史，请教吴晗，研究《水浒》、《布加乔夫》、《斯巴达克斯》等描写农民起义的中外作品，既严肃认真，又大胆细致地做好《李自成》的编辑工作。事实证明，《李自成》是一部难得的好书，江晓天同志不仅会当编辑室主任，他本人就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编辑。
我们特别需要做好青年作者的工作。在五十年代，中青社委托中国作家协会，编辑出版了一套《青年文学创作选集》（共十卷），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学先后出版了成百本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说集、报告散文集、长篇小说和诗歌。至今活跃在文坛，成为创作上中坚力量的李准、王蒙、王愿坚、公刘、白桦、韶华、徐怀中、彭荆风、季康、林予、史超、顾工、梁上泉、邵燕祥等人，他们的处女作大都有由中青社出版或收到选集中去。可惜这个工作这些年来减弱了。
（原载《出版工作》1979年第6期）
发现和培养青年作家
在五十年代，出现了一大批青年作者和诗人。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又有一大批青年作家和诗人，带着他们光彩夺目的作品，走进了文学界。他们的出现，和整个时代有关。党和国家为他们提供了许多有利的条件。正像有适宜的温度和充足的阳光，有辛勤的园丁，在富饶的土地上，庄稼自然会茁壮成长一样。现在我们不妨来观察一下，在上述两个时期，出版社到底做了哪些工作，来帮助和培养这些青年作家成长的呢？
出版社不是学校，它是通过出书来为读者服务的。因此，在帮助和培养青年作家的工作上，它主要是通过出书来完成的。
青年作家和老作家不同，老作家有现成的作品，有名望，有地位，谁都知道他们。而青年作家大都是默默无闻的，有的也只是刚刚崭露头角。要培养他们，首先就是要发现他们。
青年作家的发现，归纳起来大概有下面两个途径：一是在报刊上发现；一是直接阅读他的原稿时发现。
编辑要了解行情。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要获得信息。信息从何而来？一个重要的途径是阅读报刊。阅读那些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包括那些有关他们的评论。通过有重点的、缌的阅读，发现那些在艺术上有所创新、追求，在思想上比较锐敏，生活也比较深厚的作家。作为编辑部就要紧紧地抓住他们个人的专集，或者进而约组他们的长篇。中国青年出版社在五十年代出版了许多青年作家的集子和诗人的诗集，大都是通过这个途径而来的。
其次是直接阅读青年作家（包括一些有丰富斗争经历但在写作上还是新手的同志）的原稿。我们有不少作家是从写作短篇小说和散文入手，进而写作中篇、长篇小说的。但是，也的确有许多作家是直接从长篇小说入手写作的。远的如《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红旗谱》的作者梁斌，《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近的如《括苍山恩仇记》的作者吴越，他们并没有写出几个短篇小说，他们差不多是从长篇创作跨入创作先行的。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那些当时尚未成名的作者的长篇创作时，着眼点要放在作家是否有深厚的生活积累，作品在艺术上是否有闪光之处，有没有独到之处，千万不能因为人家当时是小人物而对他们采取贵族老爷的态度。通过一本成功的作品的出版，你就等于培养了一位作家。
上面讲的是发现青年作家，下面讲如何帮助他们更好地成长。
（一）对一些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作家，通过编选他们的集子，实际上是帮助他对自己前一个阶段的创作做一个小结。我们为什么选这几篇作品，而另一些没有选上？有一些作品在收入集子时，为什么要作这样的修改？作品的优缺点，长处和短处，包括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处理稿子的过程中和作者深入研讨。编选青年作家的集子时最好请关心这位作家的老作家为他们作序。既总结他们在创作上已经取得的成就，又指出他们的努力方向，包括恰如其分地点出他们的不足之处。现在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茹志鹃、王愿坚、浩然等人，在他们的处女作成集出版时，都得到了老作家的指导。茅盾、叶圣陶、冰心、巴人等老一辈的作家，都曾给年轻的作家写序。茅盾写的《一九六0年短篇小说欣赏》，对作家们的创作，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有利于作家的提高和成长。
（二）对一些青年作家的长篇创作，在审读原稿进而到编辑加工时，要和作者一起研究具体的修改意见，尽可能充分调动他的生活积累和写作潜力，由他自己动手修改，通过修改作品得到提高。编辑自己动手改稿时，一些在艺术上明显地多余的枝节，可以和作者商量删去。至于在语言文字上，凡是在语法上有毛病或在文字上欠通顺的地方，可以替他顺一顺，但千万不要大删大改，要尽可能保持作者自己原来的风格和作品原来的面貌。小说出版前，作家尚未成名，编辑与他相处要平等待人，不可“前倨”。作品出版后，作家一举成名天下知，此时编辑与其相处，又不能过分“后恭”。编辑与作家之间，在相互关系上是朋友，在事业上是互相支持的战友。他们之间不是上级和下级，不是旧社会的县长和科员，他们之间在任何时候都是平等的。编辑和作家之间正确地相处，将给作家树立一个好的榜样，有利于他们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