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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刘知幾与章学诚之史学(1)

吾国史家,能自造一史垂之百代,实始于司马迁,而成于班固,故吾前撰专章述之。至取诸家所作之史,为之阐明义例,商榷利病,则又始于刘知幾,而章学诚继之,前之马、班为作史家,未必不能评史,后之刘、章为评史家,亦尝有意于作史,必合而一之,乃得谓之史学。吾于古代,取马、班二氏为作史家之权舆,兹于近代,又取刘、章两家为评史家之圭臬。刘、章两家之史学,非一二语所能尽,特立专章论之,亦继轨马、班之意也。

“史学”一辞,创于十六国之石勒,《晋书》(卷一百四)载记,石勒于晋元帝太兴二年(公元******年)自立为赵王,以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是也。至刘宋文帝元嘉中,儒、玄、史、文四学并建,以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 ,明帝泰始六年,又以国学废,置总明观,内分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南齐因之 。又其时史学学生之著者,有山谦之可考,《宋书 礼志》,元嘉二十年,太祖(即文帝)将亲耕,以其久废,使何承天撰定《仪注》,史学生山谦之已私鸠集,因以奏闻,是也。谦之后又为史科学士,《礼志》又谓,太祖诏学士山谦之草《封禅仪》,是也 。按石勒所立,尚有律学祭酒,祭酒者,一学之长也,史学与律学分立,已树分门研习之规,刘宋以儒、玄、文、史分为四学,后又分为四科,儒以研经为务,玄则属于诸子,而文章悉具于总集、别集,合以史籍,是为经、子、文、史四学。晋人苟勗类别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洎唐人撰《隋书 经籍志》,乃有经、史、子、集之名,后来相沿无改,此又可与学科分部互证,而史学之自成一科,亦自此始矣。观夫史学生山谦之能于在学研习之曰,私撰《仪注》,其邃于史学、明习典礼可知。而主学之何承天,亦以明礼著称于时,惟史学设科,南齐以后无闻焉。南朝太学诸师,讲经皆具讲疏,声容之盛,冠于今古 ,借使史学之立,继绳弗替,所具讲疏,必能流传至今。又何必待刘知幾出,而始有专论史学之书哉。

刘知幾,字子玄,以避玄宗嫌名,故以字行,彭城人也。幼年,父藏器为授《古文尚书》,业不进,及闻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辄能辨析所疑,以为书能如是,读之何难,由是遂通览群史,擢进士第。于武后时,官著作佐郎,转左史,曾以本官兼修国史,历中宗、睿宗,至玄宗立,又除著作郎,累官至左散骑常侍,开元九年,遭贬,旋卒,年六十一。刘氏自述其幼年治史之次序云:

先君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时年甫十有二矣。……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以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泊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记(《史通 自序》)。

其与刘氏志同道合者,则有东海徐坚、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其于徐坚,则谓晚与之遇,相得甚欢,虽古者伯牙之识钟期,管仲之知鲍叔,不是过也。又于武后时,与朱敬则、徐坚、吴兢同修《唐书》。及中宗即位,又与坚、兢同修《则天皇后实录》;故尝自称曰,“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凡此皆见《史通 正史 自序》及两《唐书》本传。本传又谓,子玄常慨时无知己,内负有所未尽,乃委国史于著作郎吴兢,是则兢之年辈又后于刘氏,兢以尽力唐国史有声于时,而刘氏则自负其才,未肯以此自限者也。

刘氏所撰之书,实有多种,今传世者,只有《史通》一书,即其研史精神之所寄也。刘氏自述作书之动机云:

凡所著述,皆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齟齬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同上)。

《新唐书》本传亦云:

子玄介直自守,累岁不迁,会天子西还,子玄自乞留东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驿召至京,领史事。时宰相韦巨源、纪处讷、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皆领监修,子玄病长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数责论次无功,又仕偃蹇(旧书谓至忠责其著述无课),乃奏记求罢去,为至忠言五不可,至忠得书,怅惜不许。楚客恶其言诋切,谓诸史官曰,是子作书,欲置吾何地。始子玄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听,自以为见用于世,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讥评古今。

刘氏所谓五不可,已具录于第五章,然既自谓任当其职,见用于时,何以不尽力于国史,而竟以偃蹇无功见责于时宰耶 刘氏与吴兢同撰国史,刘氏既以偃蹇无功,而又先卒,其后兢遂自成《唐书》,自创业迄开元,凡一百一十卷(见第六章),然兢又私撰《唐书》及《唐春秋》,及兢卒,其子上进,凡八十余卷,或云使者即其家求之,得六十余篇,而论者谓其事多纰缪不逮壮年(据《新》、《旧》两书本传)。今本《旧唐书》,于开元以前,多本吴兢,而世人皆称撰人为刘昫,鲜有语及吴兢者,凡官撰之史,往往史官为其实,而宰相尸其名,以至依违苟从,互相推避,此刘氏所以偃蹇无功,而终不能自造一史也。

刘氏之著《史通》,尝以扬雄《法言》、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刘劭《人物志》、刘勰《文心雕龙》自况。其言曰:

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法言》以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慸芥者矣。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谓也(《自序》)。

又自释以《史通》名书之义云:

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编,下笔不休,遂盈筐箧,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观,因名曰《白虎通》,余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其来自久,博采众议,爰定兹名(《卷首序录》)。

按《史通》撰成于中宗景龙四年庚戌(公元七一○年),其前二年以在东都,私自著述,为人所纠,私著之书,当为《史通》,书成凡二十卷,如今传本,此据《自序》而知之也:同时徐坚见其书叹曰,“为史氏者,宜置此于坐右也”;而宋代之宋祁,则曰,“知幾以来,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新唐书 刘子玄传赞》)。其所见不同如是。《四库提要》尝举其《疑古》、《惑经》等篇,以为世所共诟。又如《六家篇》讥《尚书》为例不纯,《载言篇》讥《左氏》不遵古法,《人物篇》讥《春秋》不载由余、百里奚、范蠡、文种、公仪休、甯戚、穰苴,则直斥为谬妄,此盖出于儒者尊经之见,不足以服刘氏之心。此外所举,虽不无是处,究近毛举细故,有意吹求。惟谓“班固、陈寿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可以肆诸市朝,投畀豺虎”(《曲笔篇》),则未免指斥太过,宋祁所谓“工诃古人”者,殆指此耳。特刘氏论史所长,初不在此,置之不论可也。

大抵论史之书,其途有二:一曰扬榷利病,一曰阐明义例。扬榷利病者,主于分析,阐明义例者,贵乎综合,二者相资,未可偏废。或谓《史通》一书,以扬榷利病为职志,盖善于用析,以演绎法为论列者。兹考本书《内篇》凡三十九篇,《外篇》凡十三篇,总为五十二篇,《内篇》之末三篇,曰《体统》,曰《纰缪》,曰《弛张》,皆亡佚已久,然《新唐书》本传,已云《史通》《内》、《外》四十九篇,且考《内篇》之序,所亡三篇,皆在自序之后,颇为不伦,或本无此三篇,抑编者之错置欤 《外篇》之首,冠以《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二篇,古代之史家,即为史官,而史籍之精者 悉为正史,子玄取古代之史官,及隋唐以往之正史,序而列之,以明源流所自,观其于《内篇》之首,即云自古帝王编述文籍,《外篇》言之备矣,编述必出于史官,文籍悉归于正史,由此可证此二篇之撰在前,而《内篇》之撰尚在后,否则其本末之序紊矣。次则总论诸史之体例,而首以《六家》、《二体》:六家者,《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是也;二体者,纪传、编年是也。《春秋》、《左传》则属于编年,《史记》、《汉书》则属于纪传,此二体之权舆也。《尚书》则属于记言,《春秋》则义在记事,《史记》则开通史之规,《汉书》则为断代之祖,《左传》则以年分,《国语》又以国别,此六家之所以名也。至于正史之各类,一曰《本纪》,二曰《世家》,三曰《列传》,四曰《表历》,五曰《书志》,六曰《论赞》,七曰《序例》,各以一篇论之,又以《载言》一篇继于《二体》之后,为衍列传一体未竟之绪而作者也。寻《史通》全书,以《史官》、《正史》、《六家》、《二体》四篇之包蕴为最富,盖内外篇之纲领,论史者之总枢也。盖非洞究源流,则史例无以明,所谓阐明义例,贵乎综合,诚亦莫大乎是,岂仅主于分析,以扬榷利病为职志哉!若夫自《题目》以下迄于《辨职》之二十五篇,则以扬榷利病为务,亦以分析见长,所谓以演绎法为论列者,其在是矣,《辨职》之后,复缀以《自叙》一篇,而《内篇》终焉。《外篇》则《史官》、《正史》二篇而外,有若《惑经》、《申左》二篇,则尚论古经传之得失,附于古人之诤友,而《疑古》一篇,又自曝其所见,以待论定,亦后来崔述《考信录》之****也。《点烦》、《杂说》以下,迄于《暗惑》七篇,皆为条举伴系随手箚记之作,本为《内篇》之遗,非刘氏精意之所寄,至《忤时》篇则为专载与萧至忠书而作,又本书之附录也。要之,刘氏论史,好指陈利病,言非一端,然非绝口不谈义例。或谓《内篇》皆论史家体例,辨别是非,《外篇》则述史籍源流,及杂评古人得失(出《四库提要》),斯言也,大致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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