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宽问和静尹先生曰：“伊川谓欧阳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辈不言人短，每见人论前辈，则曰：‘汝辈且取它长处。’”吕成公《与朱文公书》曰：“孟子论孟施舍、北宫黝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使正言圣门先达，其敢轻剖判乎？”文公答曰：“和静之言，当表而出之。”
刘应起时可，淳祐初为太学博士，言定大计曰：“谋之而臧，则文子文孙，宜君宜王；谋之不臧；则生天王家以为大慼。”此人所难言也。
建炎，李纲去而潜善、伯彦相。绍兴，赵鼎、张浚去而桧相。桧死，其党迭为相。隆兴至淳熙，万几独运而大臣充位。庆元后，政在侂胄。嘉定后，政在弥远。端平讫景定，更一相则曰更化，然奸臣弄权之日常多。阳淑消而阴慝长，危亡之证，所由来渐矣。阴凝冰坚，极于似道。邵子谓“祸在夕阳亭一语”，遂与西晋同辙，哀哉！
苏绅、梁适，谓之“草头木脚”，其害在士大夫。薛极、胡榘，谓之“草头古，天下苦”，其害在民。
《朝野杂记》载开禧贪浊之事详矣，继其后者又甚焉。当时谓侍从之臣，无论思，有献纳，它可知矣。以阴召阴，极于天下无邦。
仁宗阅审刑奏案，有“次公”，而梁适对以“黄霸”，盖宽饶字。高宗阅刑部奏案，有“生人妇”，而汤思退对以见《魏志·杜畿传》。皆简上知，至辅相。然以记问取人，则许敬宗贤于窦德玄矣。
四渎，济水独绝。朱全忠篡唐，降昭宣帝为济阴王。嘉定末，济王之封，岂权臣亦取济水之绝乎？又萧衍篡齐，降和帝为巴陵王，而济王亦降封巴陵公，非令典也。为大臣者，不知则不学，知之则何以示后？
绍兴建储，欲更名晔，周益公谓与唐昭宗同，而亟改之。景定建储，更名乃与蜀汉后主太子同。咸淳末，命嗣君之名，又与唐中宗同，而当时无言者。
范正献公曰：“后世人君观史，而宰相监修，欲其直笔，不亦难乎？”其论正矣。然自唐奸臣为《时政记》，而史益诬，近世尤甚。余尝观《宝庆日历》，欺诬之言，所谓以一手掩天下之目。所恃人心公议不泯尔。
葛文康胜仲。《与王黼书》曰：“天下无事则宰相安，宰相生事则天下危。”
胡文定公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实历不登六载。朱文公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道义重而爵位轻，所以立言不朽。
邵公济筑室犍为之西山，《告家庙文》曰：“少时得大父平生之言于汝颍大夫士，曰：‘世行乱，蜀安，可避居焉。’大父学通天人，足以前知矣。宣和国乱，先人载家使蜀，免焉。”大父，康节先人伯温也。
梁世荣录南轩语云：“温公作相，夫人闻其终夜长吁，问之。曰：‘某所奏盗贼，某所又奏某事。吾为宰相，使天下如此，所以长吁也。’”按《温公集》张夫人终于元丰五年，此记录之误也。
乾道壬辰，黄定《对策》谓：以大有为之时，为改过之日月。又云：“虽有无我之量，而累于自喜；虽有知人之明，而累于自恃。”又云：“欲比迹太宗，而操其所不用之术，顾眄周行，类不适用，则曰腐儒，曰好名，曰是党耳。于是始有弃文尚武，亲内疏外之心。何不因群情之所共违，而察一己之独向？”其言皆剀切。孝皇擢之第一，有以见容直之盛德，而秉史笔者未之纪焉。
徐景说霖。以书义冠南宫，上书言时宰奸深之状曰：“不与天下之公议争，而与陛下之明德为仇。每潜沮其发见之端，周防其增益之渐，使陛下之明德，不得滋长广充，以窥见其奸而或觉之也。其先也，夺陛下之心，其次夺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夺豪杰之心。”景说由是著直声。
唐及国初，策题甚简，盖举子写题于试卷故也。庆历后，不复写题，寖失之繁。今有数千言者，问乎其不足疑。
《嘉祐制策》曰：“治当先内。”或曰：“何以为京师？”此晋谢安之言也。“命秩之差，虚实之相养”，此唐陆贽之言也。二苏公之对，不能无所遗。
龟山志游执中曰：“尝以昼验之妻子，以观其行之笃与否也；夜考之梦寐，以卜其志之定与未也。”
绍兴、隆兴，主和者皆小人；开禧，主战者皆小人。
吕文靖为相，非无一疵可议，子为名相，而扬其父之美。史直翁为相，非无一善可称，子为权臣而掩其父之美。《易》曰：“有子考无咎。”
嘉定癸未，礼闱策士云：“发德音，下明制，宁皇遗诏。”下谓之遗诰，盖避时宰家讳也。蒋良贵签判安吉州，时水灾后修城，郡守赵希观属良贵作《记》。用浩浩字，希观欲改，良贵不可曰：“以宗室而避宰相父名，此非艺祖皇帝所望于金枝玉叶也。”闻者壮之。
胡文定父子奏疏，以《春秋》之义，扶世道，正人心，可以立懦夫之志。此义不明，人欲横流，始也不知邪正，终也不知逆顺。
唐内殿《无逸图》代以山水，开元、天宝治乱所以分也。仁宗宝元初，图农家耕织于延春阁，哲宗元符间，亦更以山水，勤怠判焉。徽宗宣取秘书省图画进览，陈师锡奏曰：“《六经》载道，诸子谈理，历代史籍、祖宗图书，天人之蕴，性命之妙，治乱安危之机，善恶邪正之迹在焉。以此为图，天地在心，流出万物；以此为画，日月在目，光宅四海。观心于此，则天地冲气生焉；注目于此，则日月祥光丽焉。心以道观则正，目以德视则明。”噫，使徽宗能置其言于坐右，则必能鉴成败、别淑慝矣。以规为瑱，听之藐藐而画学设焉。“黍离麦秀”之风景，其可画乎？
绍兴间，李谊言：《汉·循吏传》六人而五人出于宣帝，《酷吏传》十二人而八人出于武帝。《唐·循吏传》十五人而出于武德、贞观之时者半，《酷吏传》十二人而出于武后之时者亦半。吏治视上之趋向。
富文忠公使虏还，迁翰林学士、枢密副使，皆力辞，愿思夷狄轻侮之耻，坐薪尝胆，不忘修政。嘉定初，讲解使还，中书议表贺，又有以和戎为二府功，欲差次迁秩。倪文节公思曰：“澶渊之役，捷而班师，天子下诏罪己，中书枢密待罪。今屈己盟戎，奈何君相反以为庆？”乃止。
延平先生论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厉廉耻为先。
王时雍、徐秉哲等为卖国牙郎，而不忍以宋宗族交与虏人者，开封捉事使臣窦鉴也。李邺以越守降虏，而袖石击虏伪守者，亲事官唐琦也。
朱文公谓蔡季通曰：“身劳而心安者为之，利少而义多者为之。”出《荀子·修身篇》。李诚之尝语真希元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此吾辈八字箴。”
元祐中，李常宁《对策》曰：“天下至大，宗室至重，百年成之不足，一日坏之有馀。”擢为第一。景定中，有擢伦魁者，其破题云：“连一心之乾，开三才之泰，可以观世道之消长矣。”
先儒论本朝治体云：“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然考之史策，宋与契丹八十一战，其一胜者，张齐贤太原之役也。非儒乎？一韩一范使西贼骨寒胆破者，儒也。宗汝霖、李伯纪不见沮于耿、汪、黄三奸，则中原可复，雠耻可雪。采石却敌，乃眇然幅巾缓带一参赞之功。儒岂无益于国哉？缙绅不知兵，介胄不知义，而天下之祸变极矣。
元祐诸贤不和，是以为绍圣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韩、曾不和，是以为崇宁小人所陷。绍兴赵、张不和，是以为秦氏所挤。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则无私矣。曰三孤，孤则无朋矣。无私无朋，所以和也。
蔡京之恶极矣，曾布、张商英是以窃君子之名。
止斋曰：“国初以科举诱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由是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
夬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孚号有厉，以危小人之复。元祐诸贤，似未知其危乃光之义。
胡文定公曰：“宰相时来则为，不可擅为己有。”余谓：宰相非久居之地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元祐司马公是也。夸者死权，绍兴之秦、绍定之史是也。
陈恕定茶法，以中等为可行。张方平论盐法，以再榷为不可。
王仲山以抚州降，仲薿以袁州降，禹玉之子也。綦叔厚行责词云：“昔唐天宝之乱，河北列郡并陷，独常山、平原能为国守者，盖杲卿、真卿二颜在焉。尔等顷以家声，屡尘仕版，未闻亏失，浸预使令，为郡江西，惟兄及弟，力诚不支，死犹有说。临川先降，宜春继屈，鲁、卫之政，若循一途，虽尔无耻，不愧当时之公议。顾亦何施面目，见尔先人于地下哉？”[秦桧，仲山之婿。]
虞公以玉失国，楚子常以佩丧邦。近岁襄阳之事，亦起于榷场之玉带。
淳祐甲辰，宰相起复。太学诸生黄恺伯等上书曰：“弥远奔丧而后起复，嵩之起复而后奔丧。”徐仁伯元杰。兼说书，对经幄，其言当帝心。台谏刘晋之、王瓒、胡清献、龚基先联章论仁伯，上震怒，夜出御笔，逐四人。遂寝起复之命，而相范、杜。明年，仁伯卒，人以为毒也。然其事竟不明白。庸斋赵茂实志之，徐景说铭之。
自荆舒之学行，为之徒者，请禁读史书。其后经筵不读《国风》，而《汤誓》、《泰誓》亦不进讲。人君不知危亡之事，其效可睹矣。
小人之毁君子，亦多术矣。唐左拾遗侯昌业上疏，极言时病，而田令孜之党，伪作谏疏，有明祈五道，暗祝冥官，于殿内立揭谛道场。本朝邹浩谏立刘后，而章厚之党，伪作谏疏，有取他人之子之语。其诬善丑正，不谋而同。然不可泯者，千万世之清议也。
邓志宏肃谓：崇宁以来，蔡京群天下学者，纳之黉舍，校其文艺，等为三品。饮食之给，因而有差。旌别人才，止付于鱼肉铢两间。学者不以为羞，且逐逐然贪之。部使者以学宫成坏为州县殿最。学校之兴，虽自崇宁，而学校之废，政由崇宁。盖设教之意，专以禄养为轻重，则率教之士，岂复顾义哉？崇宁学校之事，概见于此。昔之所谓率教者犹若此，今之所谓率教者又可见矣。
大观八行，因《周礼》之六行，附以六德之忠、和。奸臣不学如此。
真文忠公《自箴》曰：“学未若临邛之邃，量未若南海之宽，制行劣于莆田之懿，居贫愧于义乌之安。”临邛，魏鹤山了翁。南海，崔菊坡与之。莆田，陈宓。义乌，徐侨。
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肃之，辞曰：“为求师而来，愿执弟子礼。”程子受之，馆于门侧。上漏旁穿，天大风雪，宵无烛，昼无炭，市饭不得温。程子弗问，谢处安焉。如是逾月，豁然有省，然后程子与之语。
吕子约曰：“读《明道行状》，可以观圣贤气象。”
谯天授定之学，得于蜀曩氏夷族；袁道洁溉之学，得于富顺监卖香薛翁，故曰：“学无常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