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他们华美的笔下，总是显示出不易让人相信的气氛。如沙白写的《水乡行》：“水乡的路，水云铺。进庄出庄，一把橹。……要找人，稻海深处；一步步，踏停蛙鼓……”诗人的本意在于写出生活的美好，竭力画出一幅太平盛世的景象。但是，经过大的破坏之后，短时间内并没有出现“国泰民安”的太平景象，自然的风景也没有这么迷人。那时“****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现实生活里，还埋藏着不安定的因素。诗人显然是由于不甘久远的衰败，而主观地要给生活添加一些明亮的色彩。张志民的《西行剪影》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也是有纪念意义的作品。从《王九诉苦》一类的凄冷沉重到《西行剪影没一类的艳丽轻松，是一个重大的转折。而且，后者明显地受到了旧诗词的滋养，这对于一贯借鉴民歌的作者是一个突破的进展。例如他的《南疆路》：“南疆路啊长无尽，条条彩带上昆仑。牛一群，羊一群。……水里蛙声唱流水，一曲莺歌入枣林。迎风听琴鼓，举首望新村。花阵阵，柳纷纷。谁把长虹河边挂，翻身女儿浣红裙……”总的来说，由于长久的干涸，诗风在转向华美。但由于缺乏坚实的依据，所以，总有点“强颜欢笑”之感。被过分美化的现实犹如海市蜃楼，那种空虚感是“先天性”的。这是些“无根”的诗，经历过艰难的人们的思想情感，在这些被涂抹得过于艳丽的色彩面前，失去了它的自然和真实的形象。民众此刻的所思所想，也得不到真切的表达。因而，初期艺术上的成熟，并不意味着诗歌找到了它的出路。
开始的当代诗歌的对于现实态度的转移是根本性的，它不再以反映现实，表现生活的过程为基点，而转向了表现“激情”的“浪漫主义”的“精神”。这变得比一切都重要，“激情”的燃烧可以产生一切，而不是先前那样的专注于事物的客观变化。诗歌在变得近于偏执的随心所欲，充满了主观性（而不是先前的客观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类的“哲学”仍在支配着诗的逻辑，人们依然充满了随时随地都能创造人间奇迹的狂热。但是这种狂热在“天堂”的轰毁面前冷却了下来。
这对于诗歌的发展是一种痛苦的折磨，但一个潮流既已开始，尽管遇到了挫折，但河道却不会因而改流。它只能在原有的河岸上寻求出路。而事实也是如此，长期以来形成的“左”的观念并不因“******”的挫折而得到改正。它仍然发展，在特定时期甚至愈演愈烈。
对于诗歌来说，狂热虽然退去，但处于昂奋状态的“激情”的潮流，需要找到新的“洪口”，不然就要冲决堤坝。
正如以后新诗面临着向前发展的困境时，是“******”解救了它一样，如今，仍然是当时的政治形势解决了新诗艺术面临的难题。这种解救就是，那时提出了阶级斗争要讲，月月讲，天天讲。当时的形势是，一方面政府提出了调整的方针，用果断的措施以阻止经济向更坏的方面发展。几乎与此同时，更为极端地提出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和世界革命的观念。“斗争的主题”闯入彷徨新诗之中，它填补了空虚，使新诗获得了起死回生的转机，新诗因这种“斗争”而获得了新生命，这个现象，有人把它概括为“的战歌传统”。
这一诗歌现象，从积极的方面讲，在国内经济建设由于方针的失误而造成重大的损失，以及国际上的某些威胁行为所造成的重大压力面前，身心疲惫的人民须用自立自强的信念以振奋精神。这时候，积极昂奋、乐观向上的诗篇成为迫切的客观需要。“雷锋”主题于是应运而生，这位平凡而普通的人，他乐于助人，严以律己，用一种感恩的和克制自持的力量，力图使自己成为更加纯粹的人。他的出现不仅在实际生活中，而且也在诗中引起了一阵持续很久的热潮。
，对于当代发生的重大事件总是十分敏感的贺敬之以雷锋为题写出了长篇抒情诗。在这里，雷锋作为一位具体的普通战士的形象依然存在，但是诗人专注的却是雷锋作为精神力量的存在。他不再关注于雷锋这个普通农家孩子的短暂一生，而只是充分重视由雷锋所能引发而来的“雷锋精神”。作为一种主题，如同旧日歌唱刘胡兰式人物的写实一类，人物赞的方式已经消失，而借具体人物以歌颂一个革命观念的兴趣正变得浓厚起来。诗人们习惯于在这些观念上倾注他的激情。《雷锋之歌》，或是更多的关于雷锋的歌，已不再是英雄史诗的叙事主题，而是抒情主题，寄托着革命激情的抒情诗的主题。《雷锋之歌》尽管可能比一般的叙事诗还要长，但终究只是一首抒情诗。这是当代诗歌的一个特异现象。
对于精神贫乏的现实，雷锋的出现当然是一片红光。在相当长的时间，人们一致认为《雷锋之歌》的成功，在于它通过对一个英雄战士的歌颂，歌颂了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风格和精神，这无疑是正确的。《雷锋之歌》直至今天仍然保存了它的魅力，它概括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风貌。
但当我们把一个具体的诗歌现象放在整个历史的发展中加以考察，我们便会发现它的全部优点也隐藏在时代给予的局限之中。一个评论家在论及《雷锋之歌》时说，诗人为自己规定了一个艰巨的任务：从纵深方面充分地发掘雷锋精神的时代意义……他在“向雷锋同志学习”中探求伟大的精神力量，是在“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上找共产主义的诗意。还有一个批评家指出，这首诗“不仅揭示了雷锋的生命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也深刻地表现了我们高昂的、朝气勃勃的革命时代精神。……诗人写雷锋的成长过程，完全摆脱了一般的呆板叙述的方法，而且经过提炼使之升华为更富于诗意的形象。”上述所指出的都符合于这首长诗的实际，它是优点，但也呈现着弱点，原因在于，它是雷锋，但又不会是雷锋，雷锋平凡的一生给人启示，但不可能给人这么多的启示。“面对整个世界，我在注视。从过去，到未来，我在倾听……”似乎雷锋的出现，能“给历史以回答”：人应该这样生，路应该这样行。诗是尊重联想的，它允许引申和由此及彼的延伸。但问题在于，雷锋这一具体的青战士形象能否负荷得了这么多的内涵？要他承担“从过去到未来的”的大启示，以及要他作为一个举世震惊的能够发出“如此巨大能量热核反应”的“装置”，他是否能够胜任？
这只是一个优秀诗篇所提供的事例，它代表了一个时期诗歌的倾向。人们以极其迫切的心情寻求那些“恰当”的“对象”，以使它能够包含（办法是“装填”和“镶嵌”）更大的和更多的时代精神。起初，大家都有极良好的动机，都力图使诗歌超脱于过去那种爬行的和“鼠目寸光”的写实的倾向，而力图“发掘”蕴含在那些普通事物中的革命哲理和革命精神。这些趋势，都由当代最有影响的诗人开始作艰苦的寻求。
郭小川写于的《乡村大道》，的确为我们开拓了一个崭新的诗的境界。一条普通的乡村大道，在诗人的笔下，却幻变为寓意深刻的包含有丰富哲理的人生道路。乡村大道，它像险峻的黄河，常常会有“突起的风波”，它又像干涸的河道，石头和乱草全使旅人受尽“颠簸”：
乡村大道，我爱你的长远和宽阔，
也不能不爱你的险峻和你那突起的风波，
如果只会在花砖地上旋舞，那还算什么伟大的生活！
这是一条概念中的、抽象的路，而不是一条实际的、具体的路。诗人只是借路，“装填”进去他对生活的暗示和思考，而不是如同诗人们所崇尚的那样，路就是路，就是一条你我曾经走过的路，或者就是母亲送子参军走过的路。例如蓝曼的《送》，其实写的就是很具体的一条路：儿子应征入伍，母亲默默送他，他们走过村外的路，这里，种了一排幼树，幼树过去是一畦畦的菜园，他们上了小桥，桥下一道清流，走近一道土岗，那里有一个个坟地，“娘望了望坟地，心里的话啊，始终没有开口”。他们每走过小路的一个地点，母亲总想起他们一家的遭遇，具体的地点，引起具体的回忆，其中如这样的描写，都是很具体，很实在，很忠实于现实的。这是母亲经过长了一排幼树的小路边时心中想的：“他爹给地主当长工，这条路磨穿了千双鞋，每寸土上都有他爹的汗，不管三伏的太阳晒，不管三九的北风寒，挂起锄头又拿起镰，放下犁杖又扛起锨。”路走到尽头，回忆也到了尽头。最后是他爹受苦受累凄冷的死：“装殓只用一张席子，和一床仅剩的破被。”
这样的诗是典型的的风格，这里交织着昨日未能忘却的痛苦，以及今日无尽的幸福感和责任感。路就是生活的路和历史的路，它并没有被装进去更多的含义。到了，对于“浪漫主义”的向往和实践已经代替对于现实的忠实，它热衷的是让诗歌能通过具体的场景装进去更多的革命激情和更多的时代精神。它的基本方式不再是亦步亦趋地摹写，而是借助那具体现象的袋子，张开口，让它装填着和镶嵌进去更多的理念，而后，借助一点物象的“启示”放开来，对这些能够引起联想的物象进行不加限制的扩展。先前的那些忠于生活的原则，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人们格外珍惜的是先行的或现成的观念，为此而去寻找适当的对象。一旦找到，就奋力在上面“发掘”精神。
注释：
闫纲：《雷锋——唱不尽的歌》，《诗刊》（8月号）。
陶阳：《读“雷锋之歌”》，《文艺报》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