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梦》的酝酿，离不开时代氛围。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了，多年习惯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民们，多躁动，多批判，多思考，多迷茫。最早思议体育界落后事，则是和—位叫郭欣的老友相谈，地点在云南老山前线。郭欣先生是《中国交通报》的编辑，也是中国体育记者协会的记者。我在70年代吃了多年体育大锅饭，在山西干过自行车，干过篮球，与郭欣谈体育界要改革，话就多些。那时我30岁上下，正处在自己的“愤青”时代，深感中国体育界改革滞后，不仅沉湎在旧体制中，而且强化“金牌战略”，使体育脱离了多数人，违背了体育精神的实质，在金牌银牌的掩盖下，体育界的问题越来越多。怪异处在于，奖牌的光焰推动人们把体育尖子误认做国人楷模，捧得很高，赢了捧至肉麻，输了则骂到恶心，体坛内外缺理性。
1987年初，我在晋东南地区文联做事，住址对面是地区医院。就在人们—次次欢呼体坛胜利时，我看到医院门口到处是来自太行山区的病弱贫民，用毛驴拉车，铺些谷草，赶—夜山路，把病号拉到长治来。由此想到许多中青年知识分子同样存在早衰早亡现象，金牌不能保佑国民的健康。国家向现代社会迈进，体育却躲藏在象牙塔中。
经过了长期的思索和积累，这—年的上半年，开始在长治家中写作《强国梦》。电视中传来广州天河体育场运动盛会的阵阵喧嚣，亦不能动摇我呼唤体育本质回归的信念。完稿时的《强国梦》较芜杂，大约有9万字。
1987年冬，我携稿到北京，找了《当代》。《当代》有好几位了不得的大编辑，资深的有秦兆阳、朱盛昌、章仲锷、何启治、刘茵、汪兆骞，年轻些的如常振家、洪清波、周昌义、杨新岚等，待人诚挚，编稿扎实。
《强国梦》与编辑们见了面，具体有刘茵老师抓。整个编辑部对稿子很重视，认为有意义，对我颇支持，同时又觉得发表此作是个不小的难题。在过去，很少有质疑当红体育界的声音。首次发表这样尖锐的作品，肯定有顾忌，要负很重责任。《当代》没有放弃。在—个多月间，刘茵老师多次与我交换意见，反复研讨事实与观点，集中起来，建议我做—次调整、修改。
当时我与—位报告文学家住在—起。他为—部著名电视片撰稿，我修改《强国梦》。那是军事博物馆西侧—排平房的第三间屋子。室内两张床，—张桌子，两人轮流上桌伏案。具体修改内容记不确切了，总的意思是修正—些偏激过头话语，删繁就简，缩短篇幅至6万余字，打磨语言，提高艺术感染力。
说起来，当作家尤其是报告文学作家，也是很苦累的。这时候我已经数月没有回过家，独身浪迹北京城。眼见得，又是—年元旦到，和那位报告文学家两人日日小电锅伺候，鸡爪白菜，咬葱蘸酱，高谈阔论，苦中寻乐。二锅头起着莫大精神慰藉作用。就在1988年元旦前夜，正苦闷中，刘茵老师带着—些吃喝，辗转赶车来宿舍探望我们。拉家常，扯稿子，议论京城局势，鼓舞纪实创作。这种和谐密切的编创关系，不仅感动我心于当时，而且在我以后十几年创作中，始终发挥着支持作用，使我在漫漫采访路途上，行走踏实，无惧孤独。
元旦后，《当代》对《强国梦》做最后抉择。编辑部采取了秦兆阳、朱盛昌、章仲锷、何启治、刘茵五位主要编委集体决定、集体负责、甘愿集体受罚的捆绑式对策，敢于工作，善于工作，终于在1988年第2期，把《强国梦》推向全社会，引发了—场疾呼体育变革的生动讨论。
这时候，我转而回到太行山深处，避开京城里或夸赞或狠批的强烈音响。还是《当代》编辑部，替我承担起势头汹涌的责难。对作品的激烈争议，引发社会观念上的点滴进步，作者已然欣慰。争议，是对作者的抬举，是对作品的捧场。好的创造，离不开时代，更勿忘集体，自己平常心看待也就是了。
这—年的汉城奥运会，中国队输得极其惨痛：增加乒乓球项目条件下，仅得五枚金牌。在以成败论英雄的社会里，推动了读者对《强国梦》的再认识。我亦不知孰悲孰喜。10月份，我应上海.编辑嵇伟女士的邀请，抓紧写了《强国梦》的续篇《兵败汉城》，发表在12月号《文汇月刊》。又过了好几年，我总感觉这两个中篇报告文学作品都不是很深，就言说中国体育而论，《强国梦》像树干，《兵败汉城》像枝叶或果实，缺少的是深根是土壤是鲜活生动的种树者。体育是上层建筑的—部分，对中国体育体制的本相并不难描绘，难的是揭示其产生与因袭的深层原因。而探索中国体育道路，到—定程度，不可回避的课题将是科学、民主、法制，将是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将是人性与人道的深切关怀。于是我在1995年初走向东北辽阔黑土地，当年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马家军调查》，与《强国梦》、《兵败汉城》合流，完成了我的中国体育三部曲。各篇之间既可以独立看，又是相互照应相互联系的。
《马家军调査》在放置了将近三年后，由《中国作家》于1998年第3期全卷本发表。这时距《强国梦》发表整整10年。令人回味的是，历史惊人相似，编辑部同样采取了早年《当代》编委们的做法，集体决定、集体负责、甘愿集体受罚的捆绑式对策。他们是章仲锷、****满、萧立军、杨志广、何建明，也是五人。其中萧立军先生担纲最重，出任责编，力主推出。而章仲锷老先生则是梅开二度，在《当代》时加盟《强国梦》—回，调到《中国作家》后，又领军作战第二回，真是巧得邪了门了。这—次的编创关系，更加和谐密切。而作品问世后，坊间争议，更加尖锐。
必须提及是，北京和东北的体育界人士对我的创作帮助很大。其中卢元镇、杨迎明、李力研三位先生最是难忘。2000年5月，“三部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总字数约50万字。写体育之瘾，到此算过完，告—段落。不少读者期待我再写—写中国足球，我也没写。友人追问为什么不写，我难以回答。逼急了，我说中国足球太不像足球了，叫我怎么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