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旅文学50年（1949—1999）》研究于1999年5月获准立项，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第一个全国社科基金项目，院领导非常重视，还专门特批每周星期一为我（时任学院训练部副部长）的科研日，以保证科研时间和进度。我也准备以此为契机，将自己十几年来关于军旅文学的研究心得和理论成果好好作一次梳理与整合，并画上一个阶段性的句号。殊不料，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我的工作岗位很快就交了，不仅“科研日”随之取消，而且几乎全部的精力都立马陷入了文山会海和事务缠夹之中，这下子就打乱了整个计划，再加上其他原因，致使课题历时七年，结题延宕至今。
“其他原因”之一在于课题小组。由于我精力不济、时间不逮，就只有把更多的工作任务寄托于课题小组。最初的课题小组就是文学系三个年级（97、98、99级）的9个研究生。原以为该课题不过是在我的《军旅文学史论》（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和部分相关论文的框架基础上的一种延伸、扩展与细化，殊料情形远非如此简单，尤其是课题组成员的学术背景（多为非中文专业出身）、科研水平、兴趣爱好殊异，等到他们毕业时，9人中完成课题分工的只有3人。此后几年，事实上就形成了一个不断地临阵换马的态势，即不愿干或干不成的随时撤出，愿意干和可能干成的伺机替补。但这种试验的最大代价就是时间的流逝，倏忽一闪，等到2002年——本该结题的时候，课题进展刚刚过半。我已然信心不足正准备撤题，新的研究生又来了，这次不仅人数多，而且表示愿意集体“入伙”，大家决心不辞烦难，不怕批评，不惮修改，决心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把课题啃下来。于是，我赶着鸭子上架带着新一届研究生重整旗鼓又开张了。
说“赶着鸭子上架”真没冤枉他们。就学术条件而言，他们未必能赶得上他们的师兄师姐，甚至有的人在考研前压根就没进入过当代（军旅）文学领域，阅读经验都谈不上，更遑论作研究搞课题。这下当然苦了他们（但借此进入军旅文学并为毕业论文做准备，也是一石三鸟的好事啊），而更苦的是我自己。我得带着他们从寻找资料、阅读作品等基础工作开始，最后再分别研究敲定好各章节的详细提纲。就这样，拉出来的初稿，都差距甚大。文学功底不能一蹴而就，文字功夫亦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下无捷径可走了，我只能亲自上手，从头至尾一稿一稿地拉，一遍一遍地改，改一稿，他们出一稿；出一稿，我再改一稿，最多的改了六稿。原指望在我过往的研究基础上再推进一步，事实上却很难做到了，不少章节中的不少观点和论述都粘滞甚至原封不动地回到了我原来的起点上——比如“导言”和“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上）、“诗歌”、“散文”等章节的“概述”部分都是直接引用我为《新中国文学五十年》（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所撰写的《光荣与梦想.军旅文学》的原文。另，各章节正文中对我过去论著的大段引用也所在多有。这其实不是我的本意，但结果只能是这样。对此，我内心深处是不无遗憾和失望的，这遗憾和失望是对他们的，更是对我自己的。
“其他原因”之二，在于课题内容。在2005年送审稿中，没有“理论批评”、“戏剧”、“电视”三个章节。原来的考虑，除了难度和人选之外，还有“避讳”（我本人与理论批评的关系）；“重复”（与此课题稍后，军艺另有《解放军戏剧史》立项）；“时段”（电视主要是“新时期”以后的20年）等等。但几位鉴定专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补上“缺项”的建议，认为好不容易写出这样一部比较优秀的当代军旅文学史，最好能做到全面系统、不留遗憾。几经斟酌，我鼓足勇气，再度返工。除了吸纳消化专家的修改意见之外，重点是加写三个章节。为此还特聘了影视、戏剧专家边国立教授、张鹰博士和吕益都助理研究员。他们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谦逊的治学态度，使我们的合作颇为愉快和顺利。他们的加盟，使本书增色不少。
本课题的具体分工是：“导言”（朱向前），“短篇小说”（朱红），“长篇小说.上”（程倩），“长篇小说.下”（廖建斌），“中篇小说”（朱向前、王永贵），“诗歌”（朱向前、张林民），“散文”（祝建伟、房雷），“报告文学”（龚帆），“理论批评”（朱航满、刘常），“戏剧”（张鹰），“电影”（吕益都），“电视剧”（边国立），“作家小传”（主要由房雷辑录整理）。在此，我要对课题组全体成员的辛勤努力和精诚合作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全国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规划办公室领导和专家们，从本课题的立项到验收被评为优秀成果，直到最终收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是他们给了我最初的动力和最后的安慰；感谢张炯、雷达、黄国柱、程步涛、陈晓明五位鉴定委员对本课题提的中肯意见和热情鼓励；感谢解放军艺术学院领导对本课题的持续关心和积极支持；没有这一切，本课题也许永远不能完成。虽然她远未臻于理想，但毕竟在今天可能的学术条件下，我们都为此尽了心出了力。我想，她至少会成为后来者继续前行道路上的一块砖——这大概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宿命吧。
朱向前
丙戌秋月于京西黑白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