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天来说，人的本性是相近的，既包含有真诚、善良、宽容、谅解的纯真成分，也包含有贪婪、利己、狭隘之类自私的成分。不过，这一切都是藏在本性中的，因个体幼弱的原因并不会对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对他们的心性产生影响的就是后天成长过程中的人际因素和环境因素。如何让他们在后天的生活或成长过程中能抑制人性中的自私成分而发挥纯真的成分，这就得靠教育。教育能改变人的心性，能给人性注入美德的成分，而且人性可教。这就是孔子的一个教育观。在中国，最能印证孔子的这种教育观的，莫过于孔融让梨的故事了。
孔融是东汉时期的人。他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正好是他祖父的六十大寿，来客很多。母亲叫他分梨给大家吃。他就按长幼次序来分，分给自己一个最小的。父亲奇怪地问他：“你为什么分给别人的都是大梨，而给自己的却是小梨？”孔融回答道：“树有高的和低的，人有老的和小的，尊敬老人，敬得长辈，是做人的道理！”父亲听了很高兴，就又问道：“那弟弟也比你小啊？”孔融说：“因为弟弟比我小，所以我也应该让着他。”
一个四岁的幼儿，能做到不贪私利，懂得孝敬老人长辈，懂得谦让，这种美德自然不会是先天而来的，而只能是后天接受教育的结果。既然人性是相近的，而教育又能塑造他们的美德，那么，谁都应该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人性的无差别以及人性的可塑性，是教育的依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世上没有无师自通，一看就会的天才。任何人，都是经过后天的学习，才拥有文化知识、掌握技能并适应社会发展的。所以，教育就是种瓜得瓜的过程，对受教育的人来说，只有接受程度深浅的问题，而没有胜任不胜任的问题，所以才有《三字经》中所说：“人之初，性乃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
孔子人性相近的教育观，既是一种平等仁爱的意识，也可作为普及教育的理论依据，就其本身来说自然是一种美德。
（2）人皆可以为尧舜。
“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说法出自《孟子》。其意思是说人人都能成为有用之才，包括政治方面的。在《中庸》中，孔子将人格修炼分为三个档次，从常人之道修身为君子之道，再从君子之道修身到圣人之道的最高境界。如何修身，当然是通过受教育了。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同孔子的修道的观点是相同的，都体现了人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来成才的教育观。
人性相近，让接受教育成为可能。那么，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毋庸置疑的是，教育除了让人学到一些生活技能外，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人性向善，从不为害于社会发展到有益于社会。另外，在教育形式上，尤其是道德教育方面，也不应该拘泥于学校教育这一区域，家庭和社会本身就是一大课堂。孔子在《论语·述而篇》中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其意思是说，三个人一起走路，其中必定有人可以作我的老师。我选择他善的品德向他学习，看到他不善的地方就作为借鉴，改掉自己的缺点。所以，教育的目的是一致的，但教育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在中国历史上，通过社会教育让人性由恶转向善的例子比比皆是，不妨举一下周处的故事。
周处是西晋时期吴国人，还没到二十岁，就臂力过人，好骑马驱驰、田猎，不修小节，纵情肆欲，州里乡曲的人都把他视作祸患，把他和南山的白额猛虎、长桥下的蛟龙并称为三害。后来，周处进入深山射死了猛虎，又到水中与蛟龙一起游了几十里，搏斗了三天三夜。乡亲们认为周处死了，就彼此祝贺。周处杀死蛟龙回来，知道乡亲们厌恶自己，就去吴国找到了陆云。陆云就告诉他：“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忧令名不彰邪！”于是，周处大受教育，决心悔过自新。最终，他成为了于国于家有用的忠臣孝子。
将相本无种，只是后天的诸多因素才导致人性的分野，从而形成差异的。教育就是让人性的分野趋同到善的一面，从而让人成为有用之材。既然教育能让好的锦上添花，能让坏的趋善，那么就不应该把任何人拒之于教育门槛之外，谁都应该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人本是各具天赋的。所以，孔子人人都可以成才的教育观，既可视作对人格的尊重，又可作为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的理论依据。
（3）泛爱众。
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其意思是说，弟子们在父母跟前，就要孝顺父母；出门在外，要顺从师长，言行要谨慎，要诚实可信，寡言少语，要广泛地去爱众人，亲近那些有仁德的人。这样躬行实践之后，还有余力的话，就再去学习文献知识。这是孔子教育的内容，而换个角度来看，这恰又是孔子本人的教育思想。这种思想简单来说就是守礼知仁。在《论语·颜渊篇》中，孔子回答樊迟，仁就是“爱人”。礼在于尊重，仁在于爱。这种爱，不是偏爱，而是“泛爱”；不是私爱，而是“爱众”。泛爱众，就是以同等的态度看待受众，十分贴近于今人所说的博爱。这是孔子的又一种教育观，是从教育者本身的角度提出的，强调的是教育者本身的道德修养。
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还有人自身的条件的不同，这世上也就有了贫富的差异，有了权位的悬殊。这时，作为教育者本身，就是活的教科书，起到现身说法的作用。在他们的眼里，每一位受教育者，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百万富翁的孩子也好，贫民窟的孩子也好；首长的孩子也好，扫马路的孩子也好；本地的孩子也好，外来的孩子也好；城市的孩子也好，乡村的孩子也好，都应一视同仁。在人格对待上，不应区别对待，更不应抱有歧视。
度人者必先度己。所以，孔子泛爱众的教育观，既是教育的一项目标，也是对教育者本身所做出的要求。
5.孔子的“文、行、忠、信”四教分别指的是什么？
孔子大约在二十七岁时开始创办私人学校。尽管出于战乱等原因，他不得不周游列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是，他的一些弟子基本上也是举身相随的。所以，孔子的大半生都是与教育分不开的。他教过的学生，人称“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那么，抛去其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说，人们不禁会问，孔子都教他的学生一些什么内容呢？
《论语·述而》中，提到了孔子的教学内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意思是说，孔子以四项内容教授学生：文、行、忠、信。除了该篇提及外，再无其他文字提及。下面不妨着意于《论语》一书，从有关“文、行、忠、信”的描述中，看看能不能窥出一些孔子的教学内容来。
（1）文。
文，首先应该理解为文字。文字是思想的载体，是语言的记录符号。任何启蒙教育，首先都是从教人识字开始的。识字并了解字中的含意，应是孔子教学的内容。其次，文，指的是文本中的文章。在《论语·雍也篇》中孔子说：“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其意思是说，君子广泛地学习古代的文化典籍，又以礼来约束自己，也就可以不离经叛道了。从这里可窥出，孔子教授的课本中，应该含有古代的文化典籍。在《论语·颜渊篇》中，曾子就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其意思是说，君子以文章学问来结交朋友，依靠朋友帮助自己培养仁德。做人做学问，都是通过文章来传递知识的。孔子的教育自然也绕不过这一环节。孔子曾撰修过《诗》《书》《礼》《乐》《周易》《春秋》，在《论语》中他就多次提到《诗经》等书。这些书，既有涉及思想道德的，也有人伦秩序规范的，还有自然和社会学方面的知识的。可以想象，孔子一定会将它们传授给自己的学生。所以，孔子教授的文，既指文章，也指文章的思想内涵。
另外，文，还应指的是学规之类的内容。在《论语·公冶长》中写道：“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其意思是说，子贡问孔子为什么给孔文子一个“文”的谥号呢？孔子回答说：“他聪敏勤勉而好学，不以向他地位卑下的人请教为耻，所以给他谥号叫‘文’。”这其中，“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应是一种从学规当中摘录的文字。
（2）行。
从《论语》中所提及的有关“行”的描述来看，行，应是孔子教科书当中有关如何参与社会实践的内容，大多还应是礼教方面的内容。
人的视、听、动、言都属行的方面。在《论语·颜渊篇》中，颜渊问孔子仁的科目。孔子回答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些呢？在《论语·乡党篇》中，孔子就现身说法地展示了各种“行”的规范。
孔子在本乡的地方上表现得很温和恭敬，像是不会说话的样子。但他在宗庙里，在朝廷上，却很善于言辞，同时又表现得比较谨慎。孔子在上朝的时候，要是国君还没有到来，他同下大夫说话，显出温和而快乐的样子；同上大夫说话，显出正直而公正的样子；国君来了时，他就显出恭敬而心中不安的样子，但又仪态适中。国君召孔子去接待宾客，孔子脸色立即庄重起来，脚步也快起来。他向和他站在一起的人作揖，手向左或向右作揖，衣服前后摆动，却整齐不乱。快步走的时候，像鸟儿展开双翅一样。宾客走后，必定向君主回报说：“客人已经不回头张望了。”孔子走进朝廷的大门，显出谨慎而恭敬的样子，好像没有他的容身之地。站，他不站在门的中间；走，也不踩门坎。经过国君的座位时，他脸色立刻庄重起来，脚步也加快起来……
看了孔子的展示，就能联想到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礼部所从事的内容了。可以这样说，自从儒家成为正统思想后，孔子礼教的主张已由他的教科书上的内容变为了现实。还可想象的是，孔子率领庞大的弟子团队周游列国，他们衣食住行的经费从哪里来？从各个诸侯国朝廷中来！他们周游列国的目的就是为传授“礼”的，这“礼”的内容就是教导人们（掌权者）如何推行“礼”。
所以，孔子教科书上的“行”的内容，应是教人如何推行“礼”的。
